編輯組策劃
前言
天主教會二次來台福傳已經150年了，我們除了感恩與慶祝，對於畢生奉獻給台灣的諸多傳教士們，更是滿懷敬意、感動與好奇。
為此，我們特邀請來自越南的武金正神父、波蘭的吳溢澤神父和剛果（金）的鮑霖神父，各自談談他們國家的天主教會歷史與福傳經驗，而這期橫跨亞、非、歐三大洲、亦猶如〈三國演義〉般豐富多元、大異其趣的封面故事，一定能讓您大開眼界，敬請慢品！
與會貴賓（按姓氏筆劃）
武金正 神父（耶穌會士）
吳溢澤 神父（道明會士）
鮑 霖 神父（聖方濟沙勿略會士）
主持人
趙榮珠 女士（見證月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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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榮珠（以下簡稱趙）：台灣教會，2009年11月底才結束天主教來台150年的典禮，而《見證月刊》從10月開始就一直在想：接下來的5年、10年、50年，我們教會要怎樣繼續走下去？
有不少國家，已經派傳教士到台灣來，所以我們想借鏡他山之石，和諸位一起看看：我們要怎樣走未來的路。
例如來自越南的武金正神父，是耶穌會士，來台灣近三十年了，一直在教書，可是，近幾年他每年都會回越南，培育當地的修士，繼續做些傳承的工作，這種精神讓我們非常敬佩。
越南是個不小的國家，總人口約8010萬，而天主教徒有近600萬人。從維基百科上得知目前約有2810位神父，13000名修會會士，1326名大修生，1712名備修生，51156名傳道員，2730個堂區，1200個堂區沒有本堂神父。
天主教是於1533年傳入越南，略早於進入明朝的中國，1975年越戰結束，共產黨執政，所有的宗教都受到嚴密限制，1990年代初才開始逐步放寬。當地天主教信友不僅人數較多，而且非常有活力。修道院常人滿為患。信友領聖事的比例遠高於歐洲國家，有許多新修會不斷誕生。
越南的宗教磨難並沒有少過，甚至到今天都還會聽到一些零零星星的迫害消息，像最近的使館事件。可是，當地的教友及神父都還十分堅持天主教的信仰，並陸續派出了許多傳教士到國外去，這信仰的薪火，是怎樣傳下來的？我們可以聽聽武神父的介紹。
另一位是來自剛果的鮑霖神父，剛果民主共和國，簡稱「民主剛果」，也稱「剛果（金夏沙）」，原為比利時屬地，位於非洲中部，曾經一度改名為「薩伊」，直到1997年才恢復現名。剛果的人口根據1998年聯合國估計約4920萬人，其中約有45％信仰天主教，24％為新教，17.5％信仰原始宗教，13％信仰金邦古教。
剛果人民處境艱難，除了戰火衝突外又面對雨季和疾病侵襲，但我們也都清楚他們仍派出了不少傳教士，所以我們也很希望知道，他們為什麼在那麼困難的狀況下，仍能堅持信仰，並如何把薪火像柴火一樣送到各地去？所以也要借重聖方濟沙勿略會鮑 霖神父的體會，來和大家分享剛果的經驗。
我們還有一位來自波蘭的道明會士吳溢澤神父，公元966年波蘭就把天主教視為國教。根據2006年官方統計：約有90%的波蘭人信奉羅馬天主教，其中大部依然忠實虔誠的遵守天主教故有傳統，特別是尊崇聖母瑪利亞。其餘的5%人口屬於東正教或基督新教。
雖然歷史上曾征服波蘭的普魯士（路德會）和俄國（東正教）都企圖壓制天主教，但反而堅定了波蘭人對天主教的信念。我們敬愛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78年～2005年在位）也是波蘭人。
波蘭的人口大約3864萬，名列歐洲第8位、世界第29位，其中約98%為波蘭人，1.3%德意志人，0.6%烏克蘭人、0.5%白俄羅斯人等。國民的50%年齡都在35歲以內。所以是一個歷史很老、可是百姓很年輕的國家，像我們中間的道明會士吳溢澤神父也是一位很年輕的神父。
去年（2009）也是東德柏林圍牆倒下20週年的紀念，波蘭當年也是在那樣的狀況下有了很大的改變。
因此我們想借重諸位的經驗，和對信仰的執著，看看貴國怎麼樣把信仰在這樣的狀況下傳了下來。諸位也在台灣多年，正好趁這個150年慶的時機，請諸位給我們一些建議，看看怎麼樣把福音的薪火保持下來，而且還派出傳教士去傳揚福音，這為台灣教會而言也是非常好的借鏡。
所以我們先請武神父談談，天主教會在你們的歷史中，最具特別意義的幾個關鍵事件是什麼？還有教會的信仰傳承是怎麼樣？無論順境逆境，你們如何因應？目前你們的願景是什麼？當然最重要的是：你對台灣教會的建議是什麼？
武金正（以下簡稱武）：要把這幾個問題連在一起回答是不太容易，現在讓我慢慢道來。
第一個問題問到天主教在越南的歷史中，最具特殊意義的幾個關鍵事件。其實今天11月24日，當我們在《見證月刊》交談，而越南正在發生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即越南地方教會慶祝350週年。同時慶祝越南主教團建立50週年，參加這一個慶典的人數約為3萬名教友，和26個教區代表，還有從歐洲來的兩位樞機主教。越南教會目前有600萬教友，15000位修會會士，4000名司鐸，1500名大修生。這一個慶祝，也是揭開聖年的開始。
寶貴的口傳文化
越南教會開始時建立了兩個教區，就是內方和外方的教區，內方是南方教區，外方是北方教區。平常在傳教區，特別是在完全不一樣的文化傳統下，天主教常常被扣個帽子，就是「洋教」。但在越南一般來說，沒有那麼明顯，教會和文化的交流，是十分順暢的，原因是之前越南的文化除了非常少數人能讀漢語、讀書、考試、作官，其他人都不會寫字，所以口傳文化非常重要。但如何把握口傳文化呢？在很多時代口傳文化往往遺失，特別是戰爭的時候，所以能夠找到文字，將口傳文化保留下來是非常寶貴的，正因如此，所以教會以葡萄牙文、拉丁文、法文拼音成為越南的國語，讓所有的人可以幾個月內學會讀書，教會與越南文化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
記得天主教剛到越南時，當時最活躍的修會是新成立的耶穌會，他們前來東方，也是最早來到中國的，利瑪竇就是其中之一。1620年左右，該會的亞歷山大．羅德神父（Alexander de Rhodes，1591～1660）在越南傳教，並將越南語言拉丁化、標準化，而逐漸形成今日越南人通用的「國語」（Quoc Ngu）。
家庭是越南教會的重要單位
另一個特色，就是傳教的方法：越南教會的傳教不是針對一個人，而是針對一個家庭，所以家庭變成越南教會重要的單位，我們很少看見一個人獨自皈依，幾乎都是整個家庭一起皈依，在教難的時候，都是以家庭為主，在家人的鼓勵下，孩子才容易認識尋找聖召，孩子的聖召也是在家庭中培養起來的。
越南由南到北將近2500公里，所以蠻長的，常常會有戰爭，1954年成了南北兩個部分，一個是北越，屬共產黨，一個是南越是非共產黨。
當時從北越到南越，教友差不多只有100萬，不像現在有600萬。所以當年留在北越的教友都是見證人，他們很清楚留在越境就會有殉道的可能，而他們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生活。1975年南北越合一了，合一是什麼，就是全部都變成了共產黨。
南越有他們的困難，而這困難也更好說是種發展，當時大概有很多教友被關起來，另外有些就逃難，沒地方逃的，就渡海，變成船人出去，那會帶給他們一個全新的可能，不過大概一半會慘遭滅頂，另一半也會非常艱苦。
這些千辛萬苦才逃離至國外、信仰異常堅決的人，成了越僑，在世界各地都有，非洲也有越僑，但最多的就是在美國、法國，後來加拿大、澳洲等等。而他們也都成了留守在越南教友的重要支援，教友若有什麼困難，這些越僑就可以在外面想想辦法。
不為殉道而殉道，但勇敢作證
第二個問題：越南教會的信仰傳承如何？有何順逆？如何因應？雖然越南有大約13萬人殉道，其中117位列為聖人，但原則上，越南的教友不是為殉道而殉道，而是按照福音，先想辦法躲開，甚至逃走，當沒有其他可能，便勇敢的作證，這是400年前的事情，今日所面臨的狀況亦是如此。
於是我們可以認出，為何現在的南越教會，比北越多和強，因為1954年當越南分裂成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有將近80萬教友從北越逃到南越，同樣1975年，當北越和南越統一為共產國家時，100多萬人從越南渡海逃走成為難民，大約一半是教友，並散落在世界各地，這些海外的越南教會，成為國際性的力量，來支持越南本地的教會。
鮑霖（以下簡稱鮑）：剛果的福音最早是在15世紀時，葡萄牙人想經由非洲到伊索匹亞去反抗穆斯林，而從我們的剛果河進到了那裡的一個小王國，然後與當地皇帝做了交流。皇帝與葡萄牙建立邦交之後，就送一些人到葡萄牙讀書，他自己的兒子也是其中之一，後來還當了主教，是剛果的第一位主教，不過，可能是他在歐洲太享受了，回來之後無法適應，並且也早逝。
確實，天主教的信仰與當地文化是有某些衝突的，再加上後來還有傳教士從事人口買賣，整個關係就變壞了，以致於到了17世紀之後，幾乎就沒人來了。
當時有個事件，我們如果去看剛果歷史學者的說法，他們把這位女士當成了聖人，或殉道者，不過若是再看看傳教士們的紀錄，她是有些不太對的，因為她皈依了天主教，後來卻參與組織反對傳教士，她認為應該回歸我們的傳統，還以福音中的一些概念混淆一起，然後去反抗所有葡萄牙人，包括傳教士。
教育需透過修院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剛果成為比利時的殖民地，當時的比利時國王則賦予統治者傳福音的任務。他們當中的傳教師，傳教的方式是，每到一個地方，就興建一棟建築，前面是教堂，後面是教室，這樣在那裡可以讀書，星期天也可以上道理課。除此之外，他們也建立了許多修院。
他們的這種做法，現在回頭去看，發現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經過這樣而被培訓出來的。比利時殖民的教育制度並沒有要協助我們，因為他們認為如果這些人瞭解了以後會起來反抗，而只有在教會內因為需要神職人員，所以設置了小修院，也因此大部分需要理解學習的，都須經過修院的生活。
此外，我們也有一些算是殉道的歷史，特別是在70年代。主要是當時的總統蒙伯托（Mobutu Sese Seko），開始和毛澤東交流、學習，而首先受到影響的，當然就是教會。儘管總統自己小時候，受過洗，經歷過小修院的生活。不過，他從大陸回來後，卻進行了一些壓迫和虐待教會的作為，並特別強調過去基督宗教與殖民者的關聯，同時該宗教會把我們的傳統文化給稀釋掉。他的口號就是：「恢復剛果人有自己的傳統」。他講「authenticity」（真實性），即要求把傳統視為自己的思想、行為等的一個根據，強調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生活哲學，自己的宗教，而也有一些人協助他成立了一個屬於他的宗教，把總統當做神一樣。開始時，教會的公共場所、學校，都不能有十字架，或任何宗教象徵物。在最嚴厲的時期，教會失去自己建立過的機構的所有管理權，他們說那些應該由國家來處理，那時候有好多東西都被破壞了。
剛果教會的特色
當然，信徒們對這些變化看不慣，尤其主教團是反對的。不過現在也算是屬於剛果教會的特色，是為了反應這種迫害主流而慢慢發展出來的。而當時的教會怎麼做呢？我們可以從不同的領域來看：
一）、在神學方面，教會也開始講「authenticity」，目的無非是要修正及肅清政府所有的誤解。當時，從神學開始彰顯出的處境思考方式，也慢慢影響了教會生活的其他方面。
二）、在禮儀方面，很重視與當地傳統的敬拜模式對話、交流（80年代初，羅馬給許可的剛果彌撒儀式是那樣造出來的）。
三）、在牧靈方面，開始推動基信團（Basic Ecclesial Communities），也強調教會應該自給。在這樣的精神下，Malula樞機主教鼓勵我們剛果籍的修女、不要穿成像歐洲修女那樣；也提醒教友及神職們，我們的本堂、也不需要按照歐洲的本堂那樣。他並且開始推動一個沒有神父負責的本堂，但由一個家長來負責，到了星期天需要聖事，就邀請神父過去。這種情況直到現在都還有。目前歐洲還在想辦法怎麼合併一些教堂，因為沒有神父，也沒有這位樞機主教的這種先進的概念。其實，樞機主教的方法，就是不要把教會的任務，全放在神職人員的肩膀上。
從70年代以來，剛果主教團的「處境做法」（contextualization）的實踐，就是對於剛果社會問題，從聖經與信仰的角度來反思，然後發表看法。因此，主教團的文件充滿了這些引人討論與思考的內容。只是剛果有400多種語言，必須想辦法把主教團寫的內容翻譯得通俗化，還真不容易。現在，我們的基信團，除了研讀聖經外，也探討主教團的這些文件。因此，自1972年到現在，若想了解剛果，可以直接從主教們發表的文件去看，因為只要有重要的事情，他們肯定就會去思考並反應。
我們還有一個在本土化上的特色。梵二後，我們有自己的禮儀。如彌撒一開始，我們要承認自己是有罪的，但在剛果不是這樣。首先我們會邀請所有人參與儀式，而所邀請的也不只是我們所看得到的，還邀請所有的祖先一起。因為，在我們的文化當中，去拜訪一個人時，不能直接告訴他，他有什麼地方不對，而讓他難過。因此，在講道之後，我們才會去做反省和懺悔。另外，我們還會用當地各式各樣的舞蹈。
在剛果還是有一些傳教員是來自國外的，我發現如果某個地方打仗，而神父或修女一離開的話，那麼整個地區的人就會覺得，我們不能繼續在這邊生活了，但如果傳教士還在，也能保留這個地方，他們就會覺得有安全感。一般來說，他們認為天主教的傳教士比基督教的還能忍耐，會等到真的沒辦法了才離開。而確實我們需要教會的領導者，我們有很多少數民族，特別是一個地方、若有兩個大的族群，他們是沒辦法溝通的，這時就需要傳教士去做橋樑。
吳溢澤（以下簡稱吳）：波蘭的教會歷史始於公元966年，當時的國王接受了從捷克來的主教的洗禮，此是波蘭教會的開始，亦是波蘭歷史的開始，至今已一千多年。所以，波蘭教會的特點，就是教會、文化與歷史是密不可分的。
在此可提供幾個影響波蘭教會歷史之關鍵事件：第一、17世紀北歐瑞典軍隊來攻打波蘭，即受阻於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之聖母教堂無法前進，我們相信是聖母保護了我們的國家。至今此教堂是波蘭最大朝聖地，信友均來請求黑聖母代禱。
堅強的波蘭教會
第二、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波蘭被三個帝國瓜分統治：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與普魯士。當時三個國家的皇帝了解要控制波蘭，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控制教會；而我們波蘭人也很清楚地知道，因為我們有這樣堅強的教會，才能生存下去，也不致讓國家分裂。
二次大戰後，蘇聯軍隊來到波蘭，把納粹趕走之後，反倒留在波蘭四十多年沒有離開。當時波蘭實施無神論政治制度，政府的目的是要想盡辦法消滅教會，減少教會的影響力，給神父和教友帶來迫害。
到了20世紀，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就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他在當選教宗半年後，於1979年來到華沙，在市中心彌撒，他很大聲地對全國人說：「你們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們打開門接受基督。」此時政府也無法禁止。從那時起，波蘭人好像有了新的勇氣，慢慢地不再害怕，積極地參與各式活動，最重要是我們看到了希望。1989年終於爭取到了自由。
歷史對教會發展是有所助益。若有哪個國家要統治我們，就須先統治教會。在波蘭人的骨子裡，亦有一種反抗的精神，就是外敵越壓迫教會，教會就越堅強，也越興旺，好像運動，愈動就愈強壯。
另一特點是，我們有90%是領洗的天主教徒，自幼稚園始，每個人都有機會上教理課，有信仰的培養，我們的學校從國小到高中都有教理課。另外，我們聖召也蠻多的。因這些因素，牧靈工作較容易。
教會未來挑戰是最近社會變遷快速，及全球化的關係，很多人都會離開家鄉，在家鄉，大家都是基督徒，所以不常有機會問自己的信仰到底為何？信仰夠堅定嗎？等搬到別處後，突然感到自己一直沒有機會說：我要選擇做一個基督徒。這不見得是每位信友都會面對的問題。
現在我們教會的狀況，一方面是堂區傳統的結構蠻堅強的，也有不少聖召，而且每個小朋友都有機會知道自己的信仰是什麼。另一方面是新的挑戰，因著社會變化，比如有人上了大學，離開家鄉後，他要在什麼地方？以及怎麼樣找到他自己的信德？或是有什麼團體可以繼續培養他的信仰？所以，我們道明會，或其他的修會，一般就是在大城市幫助這些大學生，安排活動和建立團體，讓他們有機會延續信仰的培育。
家庭是信仰核心
武：教難考驗我們的信仰，而談到越南教難時，家庭正是核心，能讓全家人的信仰維持很堅定。所以，家庭是宗教中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在台灣，這是需要注意的。因為，在這裡一個家庭，常有很多個宗教，這樣是無法幫助人維持他的宗教；相反的，若整個家庭都是天主教，那就不一樣了。
在越南，有個特別的現象，不管在那裡，只要有教堂在，大概附近的所有人都是天主教教友，不會有外教人；而若是有外教人在那邊，也會很快被說服，彼此成為好朋友，後來不是進入教會，就是搬走了。
鮑：我在看台灣的天主教傳教歷史，和我們最大的差別是，福音進來時，沒有殖民問題。歷史記載，道明會進來時，身旁有一個在地的家庭協助傳教工作。我認為假如神父沒有本地人的協助，其實他什麼事都沒辦法做。所以，平信徒角色，對未來的傳教應該是最寶貴的。
在我們國家，有一位神父到了一個不認識耶穌基督的地方，想去拜訪那裡的部落領袖，但領袖問：「誰派你來？」「我是天主教的神父……」「那你有太太嗎？」「沒有。」「有小孩嗎？」「沒有。」「你這人很奇怪！」在我們當地的文化，認為沒太太、沒小孩的，是不負責任的人。所以，這時候，神父需要傳教員陪同，傳教員可以說：「我已經相信了，我信仰他的宗教，我認識他是個好人。」就像這樣，傳教員的角色很重要，要出來，他能夠協助傳教士，而我覺得在台灣很容易，因為台灣的傳教史中，沒有武器，沒有政治，算是比較單純。
吳：我認為信仰的培養很重要，在這方面台灣教會需要多注意，如果缺少信仰培育，人雖長大了，但信仰不會成長，所以遇到挑戰就不易面對，或是後來有家庭責任，還有上班負擔等等的壓力，就很容易把信仰淡化了。應就從家庭開始做起，因家庭正是培養信仰基礎最重要的地方。
編：剛剛說到傳教的核心在家庭，那是因為以前是農業社會，但時代變了，現在要怎麼去面對？
針對移民的傳教任務
武：依我的觀察，在這邊或在越南，從農村到城市都有一些變化，但就要看他的根到底是什麼？比方在越南有一項特別的傳教任務，是針對所謂的移民，不是這個國家到那個國家，而是指從鄉下遷移到其他地方的都算。
第一、教友家鄉的本堂神父應該關心他去了那裡，並且要他在那裡先找到教堂，所以我們很多人出去找工作，一定是選在教堂旁邊，或在教堂不遠的地方。
第二、就是自己應該和所到之處的當地神父連絡，然後神父也很快把他納入本堂。所以，有工廠的地方，通常需要很多傳教員，尤其需要修士、修女們的幫忙。
比如越南的首德（Thu Duc），這地方是個很大的工業區，有很多的修士和修女會去照顧那邊的年輕人，給他們時間，安排活動，或協助他們面對困難。這就是一個新的傳教方向，而這些年輕教友的朋友，也會跟他一起來教堂，這樣不但照顧到教友，還有他的朋友，所以一年有500或600人領洗，成為新教友。
我認為至少在教友的家鄉那邊，在他離開前，要有這樣的概念，而且要有堅定的作風，他的本堂神父還要持續關心，並詢問他的父母，不是他離開就不管了。我覺得在這裡大概沒有意識到有這樣的變化。另一個變化是，在工業區那邊的每一位神父，要非常注意那些新來的教友，把時間給他們，多多照顧他們，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他來一次後，第二次就不會來了。
所以，我們這裡有沒有類似的牧靈看法，就是貫通城鄉，因為，他其實就是從這邊來，到那邊去的教友。
趙：沒錯，建立健全的網絡很重要。如果教友從小家庭信仰的培育十分堅固，到了外縣巿，當地的本堂再繼續追踪，信仰較不易流失。在台灣南部的教友北上，多至旅北教友中心或板橋懷仁中心。這些中心都是中南部旅居外地教友聚會的地方，特別是週末假期。但是照顧的範圍十分有限，還需要更多的支援與努力。
吳：在波蘭神父多和大學生一起合作，目的是為讓他們與教會維持關係，然後加以培育，幫助他們面對未來工作或家庭生活等等的挑戰。當然還是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幾十年前，我們的教堂開始了新婚家庭或大學畢業生的牧靈工作。像在波蘭首都華沙，就有許多人畢業後留下來工作，於是教堂成立一些適合他們參與的團體，每星期固定聚會，一起祈禱、聚餐共融，或和小朋友同樂。在波蘭約有十分之一的大學生會在學校或附近參加團體或活動，這是個好的現象。
趙：鮑神父提到剛果的Malula樞機推動堂區自主，由教友負責堂區工作。在台灣有人擔心堂區放手讓教友負責，不知 貴國的情況如何？
鮑：堂區自主從70年代開始至今，仍在進行當中。這是Malula樞機主教設計的典範，教友們透過選舉，選出堂口的一位負責人，他被認定之後，再與傳協會安排教堂所有事務，傳協主席是負責人；只有聖事交由神父主持。這是在金夏沙的情形。
至於剛果其他地方，例如東部本堂負責的範圍幅員廣大，共十三區，每區約一個月才有一次彌撒。堂區的實務，神父根本無法完整地了解，一個堂約有五六千教友，即使神父每月聽告解，一次也有將近兩百人，他無法認識每個人。反而是當地的負責人告訴神父某某家庭的問題與狀況，需要特別拜訪等。因此平日必須交由當地教友負責。
建立終身執事制度
武：談到缺乏司鐸聖召，我有個建議，台灣教會可以思考看看。在歐美，教會也碰到相同的情況，因此有終身執事制度的建立。這樣會有一些好處，一方面擔任終身執事者大多已退休，在受到基本神學與相關知識的培育下，由他們來負責堂區講道，或重視家庭觀念方面都沒有問題。如果台灣教會鼓勵一些有程度的教友，如老師早點退休，擔任終身執事一職，會是一群很強的生力軍。還有修女們也有許多人有資格負責一個堂區。
有人擔心這樣會越來越沒有神父，其實擔不擔心不是影響聖召多寡的因素，該有聖召就會有，沒有就是沒有。
我認為教會就像是一個大家庭，每個人都是肢體，大家各司其職，有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個僵化的結構。
趙：我們常會落入傳統思想的窠臼，認為教友一切都得聽神長的。因此某些教友雖然接受很好的教育，在職場也叱咜風雲，但一到神長面前就噤若寒蟬、唯命是從，不敢承擔任何責任。這些都需要反省與改進。三位是否還有其他具體的建議？
台灣加油！
吳：我想到的就是在桃園林口福傳150週年慶彌撒中，大家所聽到的：「台灣，加油！」
其實我們不要害怕，不要一直將焦點放在教友人數和聖召多少上。重點是每一位教友要清楚自己的角色，我們選擇跟隨耶穌基督，自然會找到自己的方向。我們也不用將眼光放很遠，譬如台灣老年人愈來愈多，我們就可以隨時幫忙照顧自己身邊的老人家，勿以善小而不為，就從小小愛的行動開始吧！
鮑：來到台灣，我在中聯會看到的情況是：學生在校時，或許我們還能邀請他們留在教會。但是等他們畢業後，就和教會疏遠，而能夠引領人進到教堂，大多是在人死亡的時刻，有人為了辦理親人的喪事，或許還是第一次跨入教堂。
所以從哪些具體的方面着手，吸引人來教會？我的看法有兩方面：一是從宗教交談開始，有時我去拜訪廟宇，會收到某某法師的嘉言小卡，如果我們也製作一些介紹教會的單張或卡片，當遇到外教人時，就可以發送給他們。如果送聖經，收到的人也不知從何看起，但是短短的章節，對方一定會看。因此，我們可以從其他宗教學習一些具體的方法。
其次是教會原有好的傳統，如基督生活團等團體，有固定的聚會，大家一起祈禱、用餐、分享，這些都值得肯定，並持續下去。重要的是，要將這些成果與經驗和外面分享，邀請更多的有心人士共襄盛舉。
編：請問三位，貴國的聖召很多，原因是什麼？三位又為何選擇司鐸聖召，是否與當地的宗教培育有關？
武：先從我自己的經驗談起，但並不是說可以解決台灣的問題，因為每一個文化有其特殊性。
越南的情況和鮑神父分享的有些類似，剛果的百姓經過小修院的培育，或從政，或成為律師、醫生，或留下來做神父。台灣過去也有相同的狀況，比方傅佩榮教授、沈清松教授等人，從小就很優秀，經過修院培育後，成為傑出的教授。我不曉得這種現象在台灣何時斷裂。在越南，這個優良的傳統不但保存了下來，甚至更好。
聖召是家庭培養出來的
我弟弟家有五個子女，他會注意一兩個比較優秀的，鼓勵他們未來成為神父或修女，而不是從醫或從政。後來我的姪女成為修女，姪子因車禍去世，無法如願。這些聖召的觀念都是從家庭培養出來的。
台灣教會這個傳統為什麼斷裂？是不是因為家庭沒有特別注意或鼓勵，因此為人子女的就沒有考慮司鐸或修女的聖召？所以我認為家庭是聖召培育很重要的搖籃。
鮑：我很認同武神父的看法。我的父母從小就很注意我們個別未來的發展，誰將來適合從事什麼職業－醫生、老師、或神父。所以誰想當神父並不奇怪，因為已在家庭的期待當中。而不是只想到做律師、醫生，神父也是一種可能。
談到聖召，台灣有一個基本問題是生育率太低。另外，我想強調的是我們永遠都不能認為聖召已經夠了。剛果就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70年代時，有些主教覺得神父已經夠了，不再需要傳教員，引起當地傳教員的反彈，雙方有些僵持。同樣，比利時的聖母聖心會總會也表示不再鼓勵支援剛果了，但在剛果的聖母聖心會本著傳教士的精神，沒有放棄，繼續從事培育工作。他們從家庭或學校看到合適的人才，就積極的培訓他們，結果成果豐碩，培育了許多的傳教士，如在台灣服務的一些剛果神父。這為剛果的聖母聖心會是值得榮耀的一件事。
教宗與司鐸是聖召的典範
吳：前面提過若望保祿二世對波蘭教會的重要性。我們看波蘭神父的年齡結構，年長比較多，中年的少一些。但是自從若望保祿二世當選教宗後，聖召就比較多。其實教會也沒有特別積極地尋找聖召，只是大家看到教宗的典範，清楚知道司鐸之路是有價值的，因為奉獻自己的生命給天主是一件美好的事。
我的聖召初始於中學，觀察到我的教理神父的生活榜樣，如何做彌撒、講道、待人處事，總會抽出時間關心我們，看到他的所做所為，在在是我的學習對象，於是開始考慮自己的聖召。
編：現在波蘭有小修院嗎？
吳：很少。不過我們每個小朋友每星期都有兩小時的道理課，由神父或修女帶領。神父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在學校教書，如果有人要選擇聖召，多在高中畢業以後。
武：也許可以用另一種方式推動聖召。現在很多年輕人，特別是一些大學畢業生非常有理想，他們不一定是司鐸聖召的理想，而是到海外服務學習，這種現象已蔚為一股風潮。
如果教會能為這些有理想的年輕人，提供一些服務的機會，並且由神父或修女陪伴一起服務，然後再適時邀請他們思考是否願意走聖召這條路。因為他們有理想，又願意奉獻，甚至自己付錢去服務學習；如果我們藉力使力推一下，應該是很有希望的。
有時我們去找的地方沒有合適的人，有合適的，我們又沒有去找，因而失之交臂，十分可惜。我沒有時間推動聖召，但是我看到一些學生非常優秀，後來到外面去追尋理想。如果這些人有人引領與重視，相信十分有聖召的可能。
趙：年輕人真的很有理想性，如這次八八水災，因為正值暑假，有許多學生揪團去救災，他們被號稱是「長統雨靴族」，因為長時間泡在泥濘中，所以要穿長統雨靴。如果是這樣的年輕人，他們的理想很容易被激發。
時代變了，我們的巿場也變了。我們應該要有更靈敏的嗅覺去找真正屬於我們的巿場。接下來請做總結。
腳踏實地去做
武：在慶祝福傳150週年這一整年，我看到大家都很努力，可是有個地方需要調整，就是我們把標準提太高，所以現在也沒人提有多少人領洗了。也許我們把標準訂太高，而沒有注意實際問題在哪裡？該如何腳踏實地的去做？
這也給我一些反省，也許理想可以很高，但應該從哪裡具體的開始才更重要。另一方面是人很有限，如何在這有限當中去自我實現？最好就是給他一項好且適當的任務，這樣他才可能完成，而完成之後會有成就感，否則會更懷憂喪志。因此，我們不要關起門來做事情，應敞開心胸尋求各方的合作。如中國文化有很深的根基，影響深遠，不只在台灣，包括香港、澳門、大陸、韓國、新加坡、日本、越南等國，台灣教會就可以和相似文化國家的教會合作，尤其是有關神學研究和發揮。
此外，每個領域不同，方式也不同，如我在教書做培育工作，不只在台灣，我還能培育其他地方的人。這樣，每個地方教會都會有更多的資源和人力，如大陸教會，有一天它可以支援台灣，以及其他地方。我很樂觀，相信天主聖神自會推動。
哪裡有需要，我們就回應這個需要。我是秉持這樣的觀念，所以每年一定回越南教書，因為那邊需要外面培育的資源。也許幾年後，當地的人出國留學，學習有成，回到越南教書。那時我就可以說：「感謝天主！終於大功告成了。」每個人的專長與角度不同，可以看看自己的專業和能力，然後在最適合的地方貢獻所長。
鮑：我八年前來台時，台灣福傳已142年，因此我可以享受前人辛苦的成果，所以很感恩。
談到未來的希望，我認為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一、前不久台北洪總主教帶領一群修女去拜訪佛教的釋昭慧法師，這十分有創意；還有舉辦教區神父和修會會士的共融營，這對教會未來的發展也是灑下很好的種子。因此我們的未來，不只反省過去的缺點，也需要大家一起來慶祝過去的一些美好，然後在此基礎上，再一起往前邁進。
信仰是什麼？是我們接受了之後，如果不知道它的珍貴，就不會發覺它的力量。但是若能發現它的寶貴，知道我們有它會更好，就會產生力量，然後再邁步向前。因此我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發現過去的美好。
二、其他宗教團體能給我們許多學習的地方與靈感。基督宗教因為受到西方的影響，所以比較會思考、分析，但是具體去做時，就顯得比較弱。但台灣的其他宗教正好相反。因此我們要以開放的心態，看到自己的不完整，也向別人學習。不同宗教之間若能彼此學習，互補所長，那麼我們的未來會更有希望。
吳：我們不要考慮太多，或擔心太多，一直在談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那樣。最重要的是讚美天主，如每次主日彌撒中所詠唱的：「天主在天受光榮」，這也是我生活力量的泉源。
當然亦要看我們生活的世界與社會，教會生活方式會與主流社會產生衝突，也是理所當然的，不必驚訝；正如一位基督信徒一定會碰到與社會價值觀的衝突，這是我們做證的機會。總歸一句話就是：加油！加油！
趙：座談時間雖然有限，但是我們已經跨越亞非歐三個國家，聽取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與建議。正如武神父所反省的，理想可以遠大，但行萬里路，還是要從腳前的第一步路堅實的踏出。鮑神父提到剛果有近400種語言，但在天主內可以合一。
同樣，在多元的台灣社會，教會有時雖和主流社會不盡相同，但人心的最深處，是可以相通的。最後，讓我們以感恩的心在這福傳150年慶，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大家一起努力，不要害怕，加油！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