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闊
中國教會的修院 經歷了三十年的歷程，逐漸走向轉型的階段。面對生源短缺，修院是否要轉向修女及教友的培育？修院合併是否是唯一出路？修院危機現已出現端倪，關閉也好，停辦也罷，中國教會急需對修院做出大智慧的改革。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中國教會的發展應以人為主，從修院發端。
一、修院的危機
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教會的發展得以逐漸走向正常化，面臨的危機便是下一代神職的培育。由於文革之故，逐漸回歸的神職大都介於五、六十歲以上，開辦修院培育下一代便成為了重中之重。
從八十年代開始，陸續開辦12所修院，分佈不同的區域，全國性1所：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1983年），面向全國；教區性2所：北京教區天主教神哲學院（1981）與吉林天主教神哲學學院（1987）；省修院4所：山西孟高維諾神哲學院（1984）、河北天主教神哲學院（1984）、山東天主教聖神修院（1984）、內蒙古天主教神哲學院（1985）；聯合修院5所：上海佘山修院（1982），面向華東六省市，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瀋陽天主教神哲學院（1983），面向遼寧、吉林與黑龍江；中南天主教神哲學院（1983），面向廣東、廣西、湖北、湖南、河南、海南；四川天主教神哲學院（1984），面向雲南、貴州、四川、重慶；陝西天主教神哲學院（1985），面向西北五省。
三十年的修院歷程，為中國教會培育了新一代的神職人員，老一輩的嘔心瀝血開拓了今天的中國教會。
今天的修院遇到了發展的瓶頸，近來陸續有修院由於不同的原因而關閉，停辦的修院為山東修院、內蒙修院、山西修院、上海修院。目前，修院人數總體呈下降趨勢，截至2013年，各修院人數為：全國修院31位；北京教區修院47人；河北130人（24名由上海修院轉過來的）；武漢28位；西安修院78位；四川修院17人；吉林39位；瀋陽修院42位 。
修院共四百多人，而且部分修院已開始培育修女，而四川修院於2014年也開始培育教友。生源成為修院的最大危機，面對生源的短缺，修院合併似乎成為了唯一出路。
二、合則利
中國教會修院的合併實際上只是時間的問題。如今聖召日益銳減已經成為事實，各個修院都面臨生源的危機，合併已然是眼前之事。如果合併，從現在的8所修院合併為幾所適宜？哪個修院關閉？師資團隊如何規劃？雖然，修院合併不願被談及，但已然擺在了中國教會的面前。
談合併，首先師資力量的整合。各地區修院師資參差不一，不利於修院的教學，而修生日後的牧職生涯有賴於在修院的培育，所以師資力量實乃重要，而合併則可達到師資的優化。
其次是修生視野的開拓。地區性的修院所培育出的修士，其著眼點相對看重的是地區，而非全國性或多地域性的視野。修院合併，生源相對集中，皆來自不同的地區，彼此互相了解，可以將視野從自身轉向區域乃至全國教會，這為整個中國教會的合作無形中打下了基礎。
最後，修院的合併要以開放性系統為主，主要針對師資而言。過去地區性的修院師資，比較是封閉性的系統，只是任用本地區範圍的師資力量，而其他的師資則難以介入。修院合併不應再以封閉性系統運作為主，而應以開放性方向為主，打破區域規格，有利於師資力量的廣泛運用，以優見長。
三、修院合併視野拓展
中國教會三十年來在國外培育了眾多人才，但在學術的發展上，卻成績平平，重要的一環便是缺乏學術的平台，修院的合併便提供了學術平台。
中國教會的文化事業舉步維艱，出版品基本以內部刊物書籍為主，難以走向社會，這樣的局面不利於教會的神學話語進入公共的空間，也難以與社會形成文化面的互動。修院的合併應該成為教會學術的平台，成效的學術機制，可以促進修院教學的提升，亦可推動教會學術的發展。
中國修院的發展亦應邁向學歷合法化的路程。由於中國教育法規定，國家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因此，宗教院校的學歷證書不被國家和社會承認，然而中國又承認國外大學的神學學位，如此造成的矛盾現象的關鍵問題是，修院及神學在學科體系中的法律地位問題。
然而如今基督宗教神學在部分大學已然開設了研究所、宗教系，時勢不同，現今修院的學位爭取獲得社會的承認，應該成為中國修院的目標之一，這樣有利於與社會文化的互動，文化福傳的力度亦能夠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修院所呈現的危機，亦是中國教會及修院的轉機。對於人才的培育應成為中國教會的重中之重，沒有對人才投資，亦不會重視人才。修院合併顯然是時間表的問題，修院之事，亦是中國教會大事，需要中國教會集體的智慧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