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oysius Pieris原作
簡惠美編譯
簡惠美編譯
宗教在亞洲
亞洲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搖籃，當然包括基督宗教在內；然而，當後者離開亞洲，用了幾世紀的時間繞了世界一大圈，想再回來時，卻被視為外來的「入侵」宗教（註1），不斷受到排斥。雖然傳播福音的工作已進行了四世紀之久，但基督信徒的人數僅佔亞洲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而且其中半數以上集中在菲律賓。
在亞洲，教會教化子民的過程，造成信徒被迫喪失了自己的根；連施行東方禮的教會也停滯了起初對亞洲的開放態度。這樣一個失去「亞洲意識」的教會，能寄望她創造一種「亞洲神學」嗎？
在殖民時期，教會以教育、科技和農業知識企圖影響本地人。在外來思想強勢灌輸下，產生了不適合本土文化的種種改變，造成絕大多數人雖在物質生活上的進步，但一切仍受到少數人的操控。直至今日，以金錢操縱亞洲的現象仍然持續，只是形式或有改變。當出現反對教會的聲浪時，教會就說：自己遭受了迫害！其實，那只不過是失去了味道的鹽被踩在地上罷了（瑪五13）。
神貧是很難實踐的，出家人也很難抗拒金錢的誘惑，而且弔詭的是：當他越顯聖德時，人們就對他越慷慨；當他越想貧窮時，卻得到越多的饋贈；當他越要遠離財富時，金錢卻越接近他；當他越要遠離社會時，人們卻越擁向他。
群眾供養了出家人在物質上的一切需求，使得出家人表面看似匱乏，實際上卻一無所缺。神貧雖是最基本的修煉，但也是人性最脆弱之處；個人如此，整個寺院團體更脫離不了這種現象。
在中古時期，亞洲有錢人捐獻寺院錢財和土地的情形，一如當時的歐洲（註2）。因此，有識之士不能不思考：今日耶穌要我們做的是什麼樣的福傳？於是，「整合的福傳」（Evangelizacion integral）觀念便應運而生。
「整合的福傳」一詞來自1978年耶穌會第卅二屆大會。作為耶穌會士即表示承認自己是罪人，但被耶穌召叫成為祂的夥伴，投身於十字架，參加屬於我們時代決定性的戰爭，為信仰和正義而戰，以及承受因此而來的後果。
其實，上述靈感源自1971年世界主教會議，主題是「世界正義」，許多主教聲明：推動正義，是宣講福音的建設性要素之一。然而，對許多在第三世界的耶穌會士來說，這份文件受制於西方世界的信仰與正義觀，因此無法正確講明「整合的福傳」的意義。
歷史早已告訴我們，出於西方觀念的思想，並不一定合乎教會在世界各地要做的本位化福傳；最明顯的例子是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五百週年時，西方教會因它過去造成的錯誤必須向中南美洲道歉。另外，源自於對拉丁美洲被壓迫的廣大窮苦百姓的反省，所產生的解放神學，也遭受官方教會極大的誤解。在亞洲也不乏此類例子。
一個新構思
我們嘗試從聖經的內涵來講「整合的福傳」。聖經中的耶穌及其訊息不外兩個基本原則：
1、耶穌在天主與錢財（Mammon）這兩個對立原則間，永遠選擇天主。
2、耶穌是天主與窮人之間永不改變的結盟者。
第一個原則（與天主結盟和拒絕錢財）構成耶穌的靈修，自然也成了門徒的靈修。這靈修標準在福音中，瑪竇的「真福八端」和路加的「四個祝福」、「四個詛咒」均有記載，而且在所有關於選擇門徒的條件的記載中可見一斑。以路加福音十八18~22為例，耶穌與富家少年的對話清楚講明了：願意成為祂門徒的人，必須捨棄錢財。
第二個原則（雅威保護地上無依無靠的人）成了耶穌的使命，因此也成了門徒的使命。基督信徒在接受聖洗和堅振時，就被派遣承擔基督的使命。耶穌在這原則下，推展其使命：祂在納匝肋的會堂用依撒意亞先知的話，說出自己的使命；……在世界末日來到之時，祂將要審判萬民。
所以第一個原則闡明我們蒙召是為作基督的門徒，不與錢財為伍；第二個原則表明我們被派遣成為基督的使徒，是為保護窮苦的社會邊緣人。
新的福傳觀
我們這些基督小小羊群的成員，若能忠於這兩個不可分割的基督信徒的本質，便能很快發現，在有深度的民間信仰和極為貧窮的亞洲，天主所要託付我們的真正使命。但必須具備極大的勇氣，拋棄我們內在根深柢固的陳舊想法，完全改變自己的思維，並要真實地悔改，以徹底的新觀點來看自己和看亞洲的實況。
綜合以上所說，我們可得到兩個結論：第一個原則顯示：門徒靈修是基督宗教與在亞洲的非聖經宗教的「公分母」，可共修。第二個原則是基督託付我們的使命，是其他宗教未曾提及的，也就是說我們被賦予傳福音的身分，是其他非聖經宗教無法共享的。
為此，宗教之間的團結不是選擇性的，而是整個教會應該實行的。換句話說，教會應該與非基督信徒站在同一陣線，特別是福音中提及的貧窮者。教會必須要棄絕錢財，唯有如此她才有威信宣報：「耶穌是雅威與此世遭人蔑視的人之間的盟約」。解放神學就是這特殊使命的神學。
所以，宗教間的合作和解放神學是在亞洲作福傳整合的要素。我們必須堅持這觀點，因為教會中有自以為高居於許多教會之上的人，常運用技巧攻擊其他宗教的福音角色，也攻擊解放神學；他們用大量金錢，形成一股勢力在亞洲推行福傳運動，提供金錢的人也就是那些極想要消除我們認為「整合的福傳」在亞洲最根本的需要：宗教交談和解放神學。
共同的平台
真福八端的靈修在各宗教和文化中都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棄絕錢財或按天主教傳統說法的「神貧」，大致上在全體亞洲文化中都富有意義（註3），可惜的是，為大談需要使亞洲皈依基督的西方基督信徒卻沒有。
絕大部分宗教的基本核心信仰是：真理使我們能自由地看到，自己被無法提供我們自由的東西所捆綁。各部落文化中的宇宙性宗教，主張財富和土地是人類所共有的，這說法在〈民長紀〉或〈宗徒大事錄〉中都有記載，初期教會的基督信徒團體便是如此身體力行。
今日在資本主義與科技文化浪潮的影響下，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使得在昔日只是為個人和團體益處而運用的金錢與土地，高居一切之上。基督宗教在西方無法抑制的浪潮、在亞洲有能力成功克服嗎？不可能，除非接受有實行「福音化功能」的其他宗教，並要求教會回歸耶穌的靈修。而在亞洲能有新福傳嗎？不可能，除非地方教會恢復初期教會門徒的精神，將它保留在我們所處的文化中，而且要在非基督信徒的朝聖旅伴協助下才有可能完成。
印度聖雄甘地曾說，教會並不是基督的真正門徒，因為她不遵行真福八端。甘地徹頭徹尾實踐了基督的精神。因此，看來好似門徒的卻在教會之外，這對教會是一大挑戰。假使我們不作基督的門徒，我們用什麼宣講基督？假使非基督信徒已是基督的門徒，而我們卻依附錢財來拓展教會，我們憑什麼大膽地說要福音化非基督信徒？（註4）在不斷反省基督在亞洲的真實處境後，發現有兩個看似互為矛盾的職務，若能同心協力地進行，必能在亞洲傳揚福音。
互為矛盾的職務
在沒有容身之處，卻具有深厚民間信仰的亞洲窮人身上，去發現基督的真正面貌，將能啟迪新的神學思維，呼應前面所提的繼承耶穌、擁抱無依無靠的人；其目的不是在亞洲為無容身之處的基督尋找立錐之地，而是去投身與基督行同一職務。
此職務能區分出兩個面向：一是行使教會的治癒職，另外是在教會和社會直接參與基督在亞洲的先知職。
第一個面向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加爾各達的德肋撒修女與她創立的修會，在教會聖統結構內行使治癒職之外，當然尚有無數的男男女女，以愛德作證，默默行善，他們是真正的基督信徒。
另一面向即是「基層人文團體」（註5）。他們自主行事，獨立於官方教會之外。他們對工作純屬信仰的徹底投身，為的是解救人和轉化社會，因為他們認為亞洲之所以缺乏基督立錐之地，是由於罪的內在結構，影響了公民社會和宗教團體（包括教會自身）。
基督不會想在亞洲這被罪腐化的體系中佔一席之地，祂是這體系的犧牲品和判官，決不會與它共謀。按照「基層人文團體」的看法，真正基督信徒的使命是徹底轉化亞洲社會，但在此之前要將自己變成承行基督、開始執行釋放計劃的實踐者。
在此觀點下，要擴展教會，洗禮並不是最適合的工具。教會要「使萬民成為門徒」（瑪廿八19），必須要毫無私心地跟隨十字架苦路，好讓每個民族的生活都徹底恢復初期教會的精神，按照基督的要求而生活。
這兩種職務若分道揚鑣，將會使建立天國的工作受阻。「治癒的職務」和「先知性活動」必須並進，相輔相成；在行治癒時，應兼具指控不義，而在譴責與改革不公義的體系時，也要用具體的行動，照顧和治癒受害者。
兩種職務協調在一起是很重要的，好能顯示基督對亞洲的要求：經由「基層人文團體」行使官方教會的再福傳工作，必須自教會體制內佐以治癒職務。
「中央與邊緣」的矛盾
由於官方教會常認為自己勢單力薄，在福傳工作上便會與社會勢力結盟，但因此間接地造成基督的形象受損。由於教會的使徒權威（官方）出於她延續納匝肋耶穌的使命，一旦教會沒有與在亞洲的基督形成一個身體，則會截斷其延續性。「基層人文團體」可以提供教會重建聯繫的管道，重獲她喪失的威信。另一方面，也可決定性地切斷歐式聖統的封建主義鎖鏈。
顯而易見地，「基層人文團體」將歷史耶穌的生活作為自己的生活，是釋放亞洲的方式。這團體的少數基督徒不斷地以他們的言行，在禮儀和生活中述說：他們熱切跟隨的納匝肋耶穌是生活的基督，他們在亞洲朝拜和侍奉祂。教會聖統，這「中央」是來自「邊緣」的「再福傳」的首要對象。
但是要「中央」悔改有如緣木求魚，除非將兩項職務（符合基督在亞洲面貌的治癒職務和先知性活動）匯集一起，去力行實踐。
如果事情能如上所說的進展，那麼基督就不會是教會在亞洲的絆腳石，而是救恩的「磐石」（參羅九32～33）。那麼，教會就不用浪費精力為「基督在亞洲社會找個落腳處」，而是用流血和犧牲自己的生命，以「轉化這沒有基督容身之地的社會」（註6）。
註解：
1、A.Pieris神父說宇宙性宗教是超宇宙性宗教的基礎；超宇宙性宗教需要在一個地區的宇宙性宗教中「降生」，否則無法於該社會中生根。而宇宙性宗教基本上是開放的靈修，期待超宇宙性宗教的超越幅度來提昇它，所以不是一個取代另一個，乃是兩者互補，形成雙倍的空間，在其中維持健康的張力，即宇宙中的現在和形上的未來之間的張力。基督宗教就是這樣的降生在歐美，好似「在家」一般地自在。但是，佛教及印度教比基督宗教先著陸於亞洲的宇宙性宗教中，因此，後者再回來時，已成為外來且是「入侵」的宗教。（參閱《El Rostro Asiatico de Cristo》, pp.168~169）。
2、仝上，pp.51~54。
3、根據A.Pieris的看法，亞洲的貧窮非純肇因於經濟因素。他說，在亞洲，財富並不與貧窮對立；貧窮的自相矛盾在於貪婪。財富和貧窮是可以互通的，這可能性之所以難於實現在於貪婪。在西方的看法，只想怎麼讓人走出貧苦的生活，自貧窮中釋放出來，忽略了亞洲的觀點，即怎麼在貧困中得自由。所以，在此有兩種貧窮：一是物質的，必須予以奮戰，另一是自願的，必須加以保護。
4、Aloysius Pieris,〈Liberacion, Inculturacion〉,《 Dialogo Religioso》, pp. 246~255.。
5、「基層人文團體」的成員身分或宗教信仰不拘，它的目標是使那些不被當作人或民族看待的人得到完全的釋放。參閱仝上，p.264。
6、仝上，pp.133-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