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敏如
有篇英文報導的開頭是這麼寫的（註一）：
2007年的聖誕節是不一樣的。沒有閃爍的燈光，沒有聖誕樹，也沒人匆忙地帶著裝滿不必要東西的袋子到處奔波。在此地過聖誕節令人精神為之一振，我在離居住及工作不遠的村子裡渡過一個愉快的聖誕夜。
那天下午，我和當地教友去一個個的茅屋串門子……這些人窮得只剩一顆温暖的心。貧窮卻友善和藹的人們啊！他們的屋子由竹管、蔗葉搭蓋而成，地板是黏土，茅草屋頂上有好幾個洞。陰溝就在茅屋周圍，所以很多人健康出了問題，特別是小孩子容易生各種病。
晚上八點，小教堂外面開始聚集一些人。他們把厚木板舖成一個簡單的舞台，年輕人在上面又唱又跳，讓每個人都覺得很開心。更遲些，陸陸續續來了更多人，神父說，有些人走了幾個小時才到達。年輕人表演基督誕生劇，他們做得好極了，以一種有趣的方式表現，還把一隻羊充當成驢子。小孩們儘量貼近克難舞台站著，眼睛似乎黏在表演者身上了。抱著孩子的父母親不斷湧來，真是感人的一幕。……
聖誕節當天，一個天主教家庭請我去吃午餐，他們也同時請了附近寺廟的和尚一起來。午餐有米飯、蔬菜和一點雞肉，相當可口。和佛教僧侶共進午餐對我的聖誕節是種賞賜，那是場多元信仰的午宴……
這篇報導的最後是：
2007年聖誕節後的情況更糟了，人們不僅希望能填飽肚子，他們對於尊嚴、人權及民主更是顯得饑渴。讓我們祈禱，期待美好的日子會降臨在他們身上。
接著是和上面報導完全無關的一段電話錄音稿：
我原先就準備今天下午三點去桃園警察局辦理居留證延期，但上午十一點時接到警察局要我去一趟的電話。我深信這是為了申請居留延期的事。當然我現在才了解，那是上了他們的當，被騙去的……我呈上申請表格後，他們帶我進去另個房間……主管要我親自和台北市警政署外事室王主任談。同樣的，我現在也才了解，那也是個騙局。
主管撥了幾通電話，這時辦公室裡進來了不少警察，說要帶我去台北見王主任，我深信不疑，並也建議有自己的同伴陪著去，更要求馬上打電話給自己的教區劉獻堂主教，但他們卻都不准。
接著就有兩個警察上前來挾持我的手臂，又有兩個警察在我背後握緊褲帶，猛推我進入一輛警車，裡面已有八個警察在座，一路上他們緊緊地彎扭我的手臂，讓我動彈不得，連從口袋裡拿條手帕也不准。在我們的車前有一部閃著紅燈的呼叫車開路，直奔中正機場。
到達機場後我被推下車，又被推進電梯，這時已有12個警察在電梯內，到達四樓，通過緊急出口，這裡有更多警察並備有警棒。他們推我到登機門，有兩個便衣人員挾住我，給我一張登機證，就進入國泰四○五班機，下午三點四十五分離境。從警察局被強押上警車，他們對待我如同一名囚犯，不過我真的高興能為福音而受苦……
在尚未登機前，他們把我和其他乘客隔離，也一直沒放鬆我的手臂，並且不斷地諷刺我。到機場的一路上，有個警察照了我很多像，另有一人說他是記者，問了我許多問題，我都拒絕回答。有個警察在做筆錄，他寫的任何東西都不是實情。還有個警察皮笑肉不笑地對我說：「你現在覺得怎麼樣……這下子你沒機會向劉獻堂報告了吧！」另一個接著說：「你上當了吧，難道你不知道我們要送你離境嗎？」
從台北到香港的飛機上有兩個便衣人員陪同，到達香港後，其中一個還給我護照及一張到倫敦的機票……離開台灣真讓我心碎，我愛台灣，我愛那裡的人。我臨行匆匆，一無所有，只有身上的一套衣衫，沒有刮鬍刀、梳子，現在渾身都是汗水。我也沒有從倫敦回貝爾法斯特（Belfast）的機票，希望您能為我安排……（註二）
這兩段內容、性質完全不相干的事件，卻是同一個人在18年前後的親身經歷。這人是誰？他就是曾在台灣從事勞工服務，成立愛生勞工中心，卻在1989年遭中華民國政府以粗暴手法強力驅逐的愛爾蘭高隆（Columban）修會會士馬赫俊神父（Fr. Neil Magill）。
西元540年高隆（Columban）生於愛爾蘭的倫斯特，615年在義大利北部他所創立的波比歐（Bobbio）隱修院中逝世。高隆對宣講福音充滿熱忱，所設立的隱修院遍佈整個歐洲，修士們深受他的傳教精神影響，也向普天下傳揚福音。
1978年第一批高隆會士到達台灣，數十年來對台灣的社會工作貢獻許多。他們曾在堂區成立幫助腦部傷殘孩子的服務單位；也由於青少年犯罪及濫用毒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不但在青少年觀護所工作，也照顧無家可歸的孩子。
原住民是弱勢社群，在台灣強調工業化的同時，他們害怕自己的文化會遭到破壞，於是山地服務也成了高隆會士的工作項目之一。此外，降低吸毒率及找出吸毒原因的領域，也都有高隆會士的參與。
近年，來自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的勞工已有十多萬人，他們的工作條件並不理想，於是高隆會士和其他有心的台灣人致力於改善這些外籍人員的工作景況。1992年在英語堂區成立移民中心，由高隆會士和泰國僧侶一起幫助泰國勞工。
高隆會和其他在台修會的工作彌補了台灣政府對弱勢團體照顧的不足，這些外籍神職人員將觀念、組織方法介紹到台灣，幫助「最小的兄弟」，為他們爭取原本應有的權益，並提醒政府，對邊緣人的重視其實是降低社會成本的有效方法之一。而馬赫俊神父的實際工作內容是「站在工人的一邊、弱者的一邊，替他們說話，讓他們有機會表達意見，並可聘請律師，替工人寫訴狀、打官司、爭取合法的權益」（註三）。
21年前的台灣已算是粗具規模的工業國家，自己勞工的權益竟然還要讓外人來教導，如此的政府不但不反省資本主義在官商勾結結構中的猖狂，甚至繼承清朝屈辱餘毒的殘碎，以保國滅洋義和團式的仇外情緒，硬把馬神父對勞工朋友的貢獻污衊為「外力干涉，並影響社會安定與國家安全」，將他列為不受歡迎人物，以羞辱的方式強力驅逐！
馬神父曾因與勞工同起同坐，而讓要台灣「在安定中求進步」的執政者心生畏懼，以為一旦工運興起，必定嚴重衝擊企業發展。
然而以「温和」方式，從事台灣勞工法研究的西班牙古尚潔神父，卻也和馬神父一樣，讓警方認為是「外國人從事與簽證不符活動，應限期離境」。
古神父曾為台灣勞工運動到歐洲募款、在輔大開設勞工幹部訓練班、請專家學者及勞工幹部參加總工會的研究發展委員會，以研究勞工法令。他曾和台大教授合作研究勞保年金制度的評估、與法學專家為勞基法催生、針對台灣職業災害的統計資料與學者合作等等。古神父是反共產、反資本主義「世界勞工聯盟」（WCL，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ur，註四）的一份子，曾聯繫世界勞工聯盟亞洲分會的「亞洲勞工兄弟總工會」（BATU，Brotherhood of Asian Trade Unionists），請他們提供經費，教育了台灣一千多名工會基層幹部。
後來台灣總工會希望只有中高級幹部參加訓練，古神父則認為這些人多為既得利益者，唯有基層幹部的獨立自主，才對工會的成長有利；並且如果工會依附政黨，工人就成了工具，只會為黨達成政治目的，而工人也因分屬不同政黨而彼此對立鬥爭……這麼一位勞工問題專家，更致力為台灣勞工弱勢奔走的外籍神職，卻在為取得台灣簽證時屢遭刁難（註五）。
上面所述都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當今台灣勞工情況想必有所改進。那麼21年前為台灣勞工請命，卻遭驅逐出境的馬赫俊神父呢？我想知道他離開台灣後又去了什麼地方工作？我想知道二十多年後的現在，他怎麼看待當時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件？我想知道高隆會會士去到某個國家之前，對該國有些什麼認識？是否有「先修課程」，讓他們學習如何在「不熟悉的狀況下」生存？
費了些時間及一番功夫，我輾轉得知馬神父目前在某個沒有電話的國家，利用電子郵件勉強可以聯繫的小地方工作。此文一開頭的幾段描述，便是他在一年半前所寫報導中的一部分。聯絡後，即便馬神父在2000年曾由台灣政府正式邀請回台訪問，得到平反，但在他回覆給我的電郵中，仍讓人明顯感受到他的疑慮。他寫道：
我遭台灣驅離的事情應該早就被人忘記了，為什麼妳在20多年後的現在對這件事情有興趣？我仍然和台灣的朋友們有聯繫，我愛台灣這個國家，也愛它的人民……如果妳把問題傳來，我可以決定是否回答……我有興趣聽聽妳的計劃，也想知道為什麼妳現在要舊事重提。如果我的答覆對台灣人民有益，我會幫忙。……
然而在我列出11個問題並傳發電郵之後，就再也沒有馬神父的回音。我了解，馬神父目前所在是個「不友善」的國家，言論自由純屬奢侈。是否我的提問過於敏感而讓馬神父選擇緘默？還是我的電郵內容讓該國官方知悉馬神父過去曾是個「不受歡迎人物」，而對他有所警告？這些疑點讓人焦慮，於是我去電愛爾蘭的高隆修會，想得到更多消息，對方卻表示，除了等馬神父自己主動聯絡之外，修會不能做什麼。
天主教神職人員到世界邊緣為「兄弟中最小的一位」服務，早已如同人類需要水與太陽那般理所當然。歷史上，人禍遠比天災多許多，其迫害也更劇烈。天災雖不可測，卻有停頓的時候，人禍所製造出來的「最小兄弟」卻源源不絕。神職人員不但要跟著他們過物資貧乏的苦日子，還要讓人禍生產單位誣陷為「為敵方從事破壞的工作」。
不論在台灣或任何地方，即便馬赫俊神父的工作勢必會因為刺痛當地政權而遭到排擠，他也不會在某個正確的時間，去到某個正確的地方，而享受一般人眼中正確的舒適生活。因為在他內心深處，永遠有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註一：取自《The FAR EAST Magazine》，2008年12月號。此雜誌由愛爾蘭聖高隆修會每年發行八期。
註二：節錄自〈馬赫俊神父事件〉第41～43頁。天主教友人權小組主編，1989年12月出版。這是馬神父在遭到驅逐出境後，從香港打電話回台灣給他的修會會長傑瑞神父的電話錄音內容。
註三：出自〈馬赫俊神父事件〉。天主教友人權小組主編，1989年12月出版。
註四：2006年11月1日，「國際自由工聯」（ICFTU）與「世界勞工聯盟」（WCL）合併組成「國際工聯」（ITUC）。
註五：出自〈馬赫俊神父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