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補課
在整個80年代，大陸幾乎每個修院都是條件艱苦，但卻生源充足。招生方面，頭幾年有點「饑不擇食」，只要願意進修院，經過簡單的考核，幾乎是照單全收。
結果在培育的過程中，發現為數不少的青年根本不適合修道；有的是另有所圖，有的文化基礎太差，有的則是性格怪異等等。很多人因此自動退學或遭到勸退，修院也浪費了很大的資源。
後來各修院都逐步加強了招生的考核力度，有的大修院甚至辦起了自己的備修院，以確保其生源的品質。因為生源比較充足，基本上能保證擇優錄取的招生原則，修院的教學品質因此有了明顯改進，成功率也大幅提高。
具不完全統計，截至1990年，公開修院培育出來的年輕神父至少有300位，而當年在修院就讀的修生總人數已超過700位。
除了「公開修院」外，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北方一些省份，還存在著為數不少的「地下修院」（具體數目不詳）。
很多地下修院的開辦，甚至早於當地的公開修院，只可惜因為不見容於政府，常要東躲西藏，沒有固定的教學場所，也缺少系統的教學內容，且修業年期長短不等，教學水準差異較大。具知情人士說，截至1990年，這類地下修院培育出來的神父近200位。
中國大陸在修院開辦的最初階段（1982～1990），普遍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困難和問題。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辦學經費：
大區性的修院儘管有國家宗教局的補助，但這也只是杯水車薪，絕大部分資金還是需要向各地教會籌措。
省際修院和教區修院的辦學資金，基本上完全由本地教會自己籌措。因為整個教會正處於重建期，需要大量重建資金，對於修院方面往往是鞭長莫及或者是顧此失彼，導致一些修院時常要承受比較大的經濟壓力。
另外，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衝擊，物價指數節節攀升，修院的教學成本也相應地大幅增加。有的修院迫於辦學規模有限而限招，有的被迫降低師生的伙食標準，有的採取上大課的方式節省開支等等。
幸而教會是一個大家庭，沿海地區教會經濟情況比較好，對北方內地教會多有經濟上的援助；而內地教會的聖召比較多，就給沿海省份慷慨地輸出人才。
這種互通有無，互利互惠的做法，很大程度地減輕了修院的壓力，同時也促進了修院的發展。再加上普世教會對大陸修院的精神關懷和經濟支持，每個修院基本上都克服了經濟困難，沒有一個是因經濟問題而垮掉的。
二、師資力量：
修院開辦之初，各地教會都盡可能地請出德高望重的神父，負責修院的教學和管理工作。
神哲學課的教學，都是由老一輩神父擔任，他們之中不乏飽學之士。但是，這些神父畢竟與外界隔絕多年，沒有機會汲取新的知識，所教授的是他們幾十年前所學。
後來有年輕神父畢業留院，老神父因年邁體弱逐漸退出培育團，師資隊伍也就從老神父主導，到新老交替，再到年輕神父主導。直到90年代初期，幾乎每個修院都完成了這樣一個師資轉變的過程。
儘管整個80年代，從海外不時吹來新鮮的空氣，傳遞著梵二改革之後教會的新思想，但由於缺少系統學習的機會，不管是當時的老神父，還是成長起來的年輕神父，所教授的神哲學內容基本上還是梵二前的，甚至是400多年前脫利騰大公會議時期的。
這種情況隨著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籍老師被許可進入大修院授課，才開始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在語文、歷史、外語等文化課程上，由於不乏專業老師和某些具有奉獻精神的教友老師的加盟，在教學方面基本上能保持一種良好的狀態。
三、教材書籍：
修院開辦之初，教會書籍奇缺，沒有什麼正式的教材，參考書更談不上，工具書也極其缺乏。有些老神父憑藉自己的記憶授課，或者把過去的拉丁文教材翻譯過來當講義用。
後來隨著來大陸旅遊的港臺教友的增多，各修院才通過他們，獲得了香港聖神修院和臺灣輔大神學院的一些教材和參考書。但因數量有限，修生們多使用複印本。由於當時採用的是油印方式，字跡往往模糊不清，而且紙張粗糙，讀起來很辛苦。
我是1989年進入佘山修院，儘管當時佘山修院的軟硬體建設，是全國首屈一指，而且在海外友人的幫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圖書館，但修院還是不能保證給每位入學的新生提供一本全本的中文聖經。
我是在1990年才獲得了自己的第一本聖經，是香港教友帶過來的，當時真是如獲至寶。
四、修院管理：
在80年代，大陸修院的管理是屬於家長式的，很大程度是沿襲了教會修院傳統的管理模式。
七、八十歲的「老爺爺」和二十出頭的「小夥子」之間，不但是在觀念上，而且在行為方式上，都有著巨大的差異。再加上年輕一代都是在缺少宗教氛圍、社會急劇轉型、各種思潮不斷衝擊的生活環境中成長，這就更加大了「爺孫」之間的差異。
這種差異反映在修院管理上，難免出現方方面面的問題。管理太嚴太死，是修生們經常反映的問題；相反，修生紀律散漫、疏忽神業，則常是老神父耿耿於懷的事。好在老神父們大都能以德服人，修生們儘管有不滿，但也能對他們敬而遠之。
年輕神父加入修院管理層之後，修院的情況就開始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呈現出比較寬鬆的氣氛。但有些年輕神父在老神父的督導之下，其管理方式往往與老神父如出一轍，有的甚至有過之無不及，這樣的年輕神父最容易受到修士們的頂撞和對抗。
由於管理修院的神父幾乎都不是學教育的「科班」出身，在管理方面難免存在一些不符教育規律和規範的做法，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修院教育的發展。
赤手空拳地在一片廢墟上再造乾坤，開辦修院，談何容易！但老一輩神長教友，以他們對天主的完全信賴和對教會的無限忠誠，以他們不屈不撓的毅力和奉獻精神，硬是完成了這個歷史性的偉大工程，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年輕的接班人，把中國教會從存亡絕續的危機關頭拯救了出來，這是何等壯舉！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這些老前輩功成身退，歷史的接力棒直接交到了二、三十歲的年輕神父手中，這又將開啟一頁多麼有趣和撲朔迷離的歷史啊！？（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