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達
歷史背景
西羅馬帝國在公元476年滅亡後，整個西歐進入中世紀諸侯時代，封建制度形成，這種歷史情境的遞嬗隨之影響了教會型態的轉變。
新約時期與初期教會時代的原始教會面貌，如動態性、聖事性、多元而共融合一性等特質，逐漸因著中世紀社會之變遷而淡化，反使得在四到七世紀開始萌芽的制度化教會型態更往前發展，例如，羅馬教宗是「基督的代表」[1]單一化（教宗尼閣老一世，856〜867），因此羅馬主教的權力也逐漸趨向權力化。
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反對的聲音出現，即主張「會議至高論」（conciliarism），及教會大公會議權力高於教宗[2]，代表人物如：法國主教Hincmar（854〜882）。
制度化教會的形成
由於歐洲社會封建制度的形成，使各地教會與當地諸侯形成共生關係，造成教會信仰生活品質低落，神職人員生活腐化，甚至受制於各地諸侯，一些度隱修生活的修會團體也難免受此影響。
這一歷史環境的轉換，造成進入中世紀後的教會、劃分為二個階級：受教育（聖職階級人員）與知識低落階級（一般教友）。但在聖職界當中，因著城邦諸侯之介入，或因著國王的推薦，而常有一些未受完整神學教育的人，接受聖職之職務，因此更使一些地方教會紀律潰散，成了信仰生活的反見證。
進入中世紀中期時段，面對教會腐化（神權授予的腐化問題），額我略七世（1073〜1085）進行強勢改革，以致有嘉諾撒（Canossa）事件，並由此確立了教宗的絕對無上權威。
額我略七世也設立了樞機團，自此之後，羅馬教宗及其樞機團成為教會最高的管理體系。教宗與普世其他地方主教之間的關係也有了改變，由當初的「伯多祿與其他宗徒的關係」，轉變成「耶穌與門徒的關係」（此導致後來主教職由聖事性轉向法律性，主教職是由教宗所賦予，各地教區好似成為羅馬主教的堂區）。
也是自此時期開始浮現出「教會是完整的社會團體」的教會思想，以此與世俗王國區別。教會是一個天主的國或基督的王國，而教宗猶如國王（此思想在特利騰大公會議時代盛行，並成為往後數百年教會學的主流思想之一，直到梵二前夕）。
但在此階段（十一到十二世紀）的轉型過程中，有另一股思想出現，主張教會的神聖性勝於其聖事性[3]（此影響到後來的馬丁路德之教會觀），主要代表人物是聖伯爾納多。他在《深思》（De Consideratione）一書中主張，教會生活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甚至不在於她的盛世生活的多寡，而是在她的內在精神生命。
其次，另一股緩衝潮流來自一些法令專家（Decretist），雖認同額我略七世的教會學，但也主張若教宗在信仰上有錯，也應受到審判，他的職權並非是無限的。
不同面貌的教會學
額我略七世之後，制度性與權威性之教會學的整個形成過程，一直到特利騰大公會議之前，事實上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
首先，源出於巴黎大學的所謂「平行訓導權」，此理論主張，教會的訓導權除了教宗及主教當局外，神學家是另一個平行的訓導權。此外，此時也出現「教會不能錯誤訓導權」（Infallibility of the church），此成為梵一「教宗不能錯誤訓導權」的前身。事實上，梵一在制定此「教宗不能錯誤訓導權」信理之前，主要討論的焦點還是在「教會不能錯誤訓導權」。
但是梵一在制定此一信理過程中，其實反對的聲音不小，其中以法國主教團及一些德國主教最為凸顯。此教會不可錯誤的訓導權，在梵二〈教會憲章〉中重新被肯定：
「信友的全體由聖神領受了傅油（若壹二20, 27），在信仰上不能錯誤；幾時『從主教們直到最後一位信友』，對信仰及道德問題，表示其普遍的同意，就等於靠著全體教民的信德的超性意識，而流露這一〔不能錯誤的〕特質。（LG 12）」
其次，面對教宗與國王之間的關係，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思想：
1）、極端右派：教宗Boniface八世在其詔書《一個聖教會》（UnamSantuam）中主張，教宗有絕對的權力，直接針對教會，間接涉及國王。只有天主能審判教宗本人（當時也有持人反對態度）；
2）、左派主張：教會在國家之下，因為教友屬一國之民，所以，國王的權力應高於教宗及大公會議；
3）、教宗與國王的權力皆來自於天主，互不隸屬，各司其職。
中世紀的確在神哲學思想上，使教會信仰愈趨清晰細緻、結構嚴謹，而造就了教會發展的另一高峰。但也因此開始產生了負面現象，例如，使教會失去了信仰生命的活力；教會生活漸趨形式與制度化，再加上教會出現三個教宗[4]，以及教會生活腐化等問題，造成教會與百姓生活的苦悶。於是古典人文主義興起，崇尚個人自由及創造，開始反對教會制度化與法律性的生活型態。
此時，伯爾納多的教會觀再度興起，更走向極端，因而出現了極端精神主義的教會學，即認為教會應是屬精神的教會或無形的教會（有形的或制度性教會，不等於無形的教會）[5]，只有那些被天主預先簡選的人才真正屬於教會團體，其中以John Huss 及John Wycliffe為代表。他們二人認為，真正的權威不在於教會的制度，而是內心中的真理，倘若基督徒發覺內在生命的真理與教會的訓導衝突時，則應捨前者而就後者。
西方教會在額我略十一世去世之後的數十年間（1378〜1417），同時出現了三位教宗[6]，最後在康斯坦大公會議中（Council of Constance, 1414〜1418）正式選出教宗馬丁五世（1417〜1431），結束教會的分裂。也即是在此會議期間，大公會議主義的觀念開始出現，此思想主張，大公會議的權力高於教宗。
其中有二個大公會議文件，更容易使人認為大公會議權力高於教宗。首先是在《Haec Sancta》法令中主張，大公會議的權力源自耶穌基督；之後，在另一文件指出，為了避免教會之間的分裂與改革，教宗在信仰問題上可由大公會議來審判。
這二文件的確是被教宗馬丁五世所核准，但是否真的是大公會議主義的真正思想，或只是為解決當時教會分裂的需要之必要措施，則可能無解。（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