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會在十六世紀的改革行動

 
　　歷史學家通常以1534年，為天主教會真正的改革行動的起點。在這一年，開始一連串系統性改革的保祿三世（Paul III, 1534–49）當選新任教宗。在甫過逝的教宗克萊蒙七世（Clement VII, 1523–34）生前極力保薦之下，樞機主教選舉團（conclave，密室聚會選舉）在一個小時之內就推舉66歲的弗內斯樞機（Alexander Farnese）出任教宗。
 
　　弗內斯出身名門，深受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薰陶。50歲那年（1518）才旛然「悟道」（converted）追尋靈性生活，並領受神職（holy orders），貢獻其俗世才能於教會的改革大業上。當選教宗之時，外在的大環境相當嚴峻──基督新教各派（Protestantism）已在日耳曼北部、瑞士、和英國穩住陣腳，東方的奧圖曼土耳其大軍已抵達多瑙河流域。他的前幾任教宗，並非對於教會內的諸多弊端（abuses）沒有認知，但或因任期過短（具有聖德、曾任魯文大學教授的荷蘭籍教宗雅利安六世Adrian VI，僅在位一年多），或因涉入國際政治，或因財政收入的顧忌，僅有零星的改革行動或聲言。
 
　　雖然，教會歷史上的「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 1378–1417）而引發的「大公會議運動」（Conciliar Movement），直到1449年才告落幕。以羅馬教宗為首的中央集權式教會政治，不能不有所忌諱。然而，教宗保祿三世在即位之時，就表明將召開全體教會的大公會議，以推動整體教會的改革。雖已宣佈將於兩年後的1537年，在曼杜阿（Mantua）召開大公會議，卻迫於國際形勢，直到1545年才得以實現。
 
　　教廷（Curia）行政機構和樞密院（College of Cardinals，教會最高職位──樞機主教──的組合）的整頓，勢在必行。然而，由於長時期積弊的盤根錯節，保祿三世的改革路線是溫和而中庸型的，但持續而且堅定不移。
 
　　1535年，他任命一位傑出的、致力於改革運動的「教友」（layman，即，非神職人員）康達里尼（Contarini）為樞機主教（cardinal），輔佐他的改革計劃。翌年，又把這頂象徵崇高職位和任務的「紅帽子」（red hat，即，樞機主教象徵為教會犧牲流血的紅色制服，戴在頭上的小帽子），給了類似的傑出改革者卡拉法（Caraffa）、沙多雷多（Satoledo）、和波爾（Pole）。一個專責改革任務的九人委員會（Commission of Nine），於焉成立，由康達里尼樞機主教擔任主席，負責研究、調查問題的癥結，並提出對策。1537年初，「九人委員會」提出了一份精湛的報告，為將來的脫利騰大公會議革新計劃，奠定了一個基礎輪廓。報告的內容明白指出，教會諸多弊端的最後癥結，乃在於教宗本身的職位上（papacy）。
 
　　 針對羅馬教區內（即，教宗專有領地轄區）的司鐸們，他在1536年內頒佈了一系列的詔令──必須穿著司鐸的制服、盡本份禱告（to say their office）、 居住在所屬堂區（parish）內、每月至少舉行一次彌撒（to say Mass）、不可在妓院、賭場、和劇院內逗留等。
 
　　針對教廷行政機構的弊端，保祿三世組織了一個改革委員會──包含康達里尼和卡拉法等四位樞機，後又陸續增加到十二位樞機。先從掌管教宗豁免權和特權等（papal dispensation, privileges）的「禮部」（Datary）著手。原先的「特許費」，是以補償行政開銷為計算的基礎。歷經時日，它已隨著所申請特許項目的「價值」，而鉅幅調整。現今，它的總收入，已達教廷歲入的一半金額。難怪，禮部的官員把它當成了商品。改革的成果是，特許費回歸補償開銷的本位。試想，巨大的財務損失，需要多大的改革勇氣！
 
　　改革行動，逐一遍及「教會法庭」（Rota）、政務院（Chancellery）和特赦法院（Penitentiary）等。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和教廷的財務減少，均可想而知。到了1541年，教廷中央的改革行動，已見具體成效。後續的改革，仍有待時日和後任教宗的努力。
 
　　主教不在任所轄區常駐（absenteeism），長期以來成為一項陋習。1540年，教宗曾召集常年居住在羅馬城的80多位主教和總主教，命令他們返回各自的教區任所。他和後任教宗，一再重申前令，仍無法根絕這項陋習。
 
　　為宣道師（preachers）制定一套書面的規則和指示，作為基層信友在教理和信仰生活教導上的依循，也落實了。現有的各大修會（religious orders）在其激勵下，積極尋求改革與創新。追尋聖方濟原始精神的「嘉佈遣修會」（Capuchins）即是一例。著名的新型修道團體──「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適時誕生了。
 
　　對於教會內部的改革和處理外部的新教各派（Protestants）的興起，有兩派不同的意見。卡拉法樞機所代表的是激進派，主張對內廣泛地使用「開除教籍」（excommunication）和「停止教權」（interdict，針對一個區域全面性停止宗教服務）、「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甚至於使用武力，以求正道普行於整體「基督王國」之內。當然，在對付新教派方面，就當作是「異端」（heresy）般的處置，如同十二世紀時對付法國南部的「阿爾比異端」（Albigensians）的歷史事件一樣。以康達里尼樞機，也包含吉伯地（Giberi）、沙多雷多、和波爾樞機，為代表的溫和派，則主張以溝通的和解策略，將新教各派帶回天主教會內──一系列的雙方會談，在進行著。然而，1541年的拉迪斯邦會談（Religious Colloquy of Ratisbon）顯示出，新教諸派沒有意願返回天主教會，也證實了卡拉法等人的觀點。縱然，1545年開始的脫利騰大公會議曾正式邀請新教各派與會共商，但這個會議始終仍是正統天主教會的事務。
 
　　保祿三世自始就強調，召開一次全體教會共商同策的大公會議。其首要任務，在於澄清多項激烈爭議的、教理上的議題。當時的許多著名的神學家，都顯得不知所措，不能確定是否其全部的論述都符合正統的教理，或有部份陷於「異端」。其次，當然就是全體教會在道德上和紀律上的整頓。
 
　　首次付諸行動──1537年5月在曼杜阿召開大公會議──就因日爾曼皇帝查理五世和法王法蘭西斯一世之間的戰爭再起，兩大國境內的主教們無法參加而受阻。只好延期至次年的五月，在維內夏的威森沙鎮（Vicentia, Venetia）召開。這次，教宗的全權代表主持人均已到場，然而，預定參加的主教、修道院長（abbots）、和有關官員，迄未出現。教宗終於明白，全都是因為皇帝和法王的反對。查理皇帝堅持，如果大公會議必須召開，其內容務必僅侷限在除弊的改革方案。他相信，只要不去定義教理上的爭議，他有機會把帝國境內的路德教派（Lutherans）帶返天主教會的陣營（譯者註：政治上的考量是，把分裂的北部地區再統一起來）。法王法蘭西斯的算盤是，法境的天主教會已操控在他的手上（譯者註：即所謂的Gallicanism，標榜「法蘭西教會」的獨立），此類改革大會恐將損及他已獲得的特權。至於集會地點，皇帝堅持要在帝國境內，而法王則要求在其境內（譯者註：當然是便於就近操控）。
 
　　1542年6月6日，教宗又諭令該年的11月1日諸聖瞻禮日（All Saints Day）在帝國境內的脫利騰（Trent，阿爾卑斯山地區中，也靠近法國）召開。屆時，依然受制於君主，沒有主教出現在會場。
 
　　兩國修好的克利斯比條約（Peace of Crespy, September 17, 1544）之後，召開的契機方始出現。於是，重新宣佈1545年3月15日召開。屆時，仍然危機重重。終於，在見招拆招的緩步前進中，天主教會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在該年的12月開始了首次的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