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思考？

 
　　羅馬帝國的盛世，隨著西元476年西羅馬的滅亡和數百年的一波又一波的蠻族入侵，破碎成許許多多的小區域，文明大幅地倒退，是個「黑暗時代」（Dark Ages）。整片的文化大沙漠之中，散佈各地的天主教會的中堅份子──教區的主教和他的神職班（各級的司鐸和執事）以及各個修道院──是僅有的綠洲，在中古的夜空中宛若點點的繁星。在社會上，他們是極少數的受教育者，希臘羅馬文明的薪火傳遞者。
 
　　幸虧由修道者和主教們（教區日誌的記錄）所撰寫的編年史和史籍（雖然，在質量上不能和從前希臘、羅馬的歷史名著相比）至今仍存，蠻族的入侵路線和其情況，後世的史家才得以充份地了解。譬如，都爾城的主教格列哥里（Bishop Gregory of Tours，約540–594），有著純高盧──羅馬的貴族血統（遠超越他所傳敘的許多法蘭克蠻族領袖），以拉丁文著作了《法蘭克歷史》。
 
　　能讀書識字的，人家就會認為他是一名「教士」（clergy）。查理曼大帝時代短暫的「加洛林王朝的文藝復興」，仍是以教士和修道者為主角。各地的主教座堂和修道院，自始就都附設有學校，但一般人很少去就讀。在「十戶九農」的中古社會（十三世紀以前），貴族忙於習武和彼此爭鬥，社會底層的菁英唯有在教會神職體系中，才能出人頭地。可謂，社會菁英的人才全屬於天主教會。
 
　　聖經的研讀、詮釋，以及神學的研究、探索，架構了西歐中古社會的知識領域。以聖經為核心的「神本思想」體系，是個人的人生和群體社會生活的指導方針。西歐所謂的「政教爭議」，只不過是「誰才是這個基督王國的最高指導者」的爭執。
 
　　從十二世紀開始，研究學問的人逐漸有了自己的空間──由著名的主教座堂（cathedral）附設學校演進而來的「大學」（university），陸續出現，取得了獨立法人的資格（自治的社區團體，不受當地外來「封建社會」勢力的管轄）。神學研究開始有新的哲學途徑──亞里斯多德的古典希臘哲學和其探討方式「邏輯」（logic）的應用。學術日漸成為專門的學問。在這個嚴謹的學術基礎上，學者的身份不斷地擴大，不再專屬於教會的神職人員。站在一代又一代巨人肩膀上，因探索和實證精神鼓舞之下不斷精進的各式科學（science），和漸趨「人本思想」的人文學科（liberal arts），由地平線的彼端陸續地浮現，蔚為學術上的主流。
 
辭彙（註解）
 
※ 中古時期的「教育體制」──
 
　　中古時期的西歐，天主教會不僅是心智活動的中心，更是「學校教育」的唯一所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數百年的「中古前期」，蠻族入侵造成文明衰敗的所謂「黑暗時代」（Dark Ages）。林立各地的修道院附設有學校，以教育新進的修道者（novices），和抄寫書籍的人才；並設有圖書館，收集和保有大量古典和當代的書籍。各主教區內的主教座堂（cathedrals）亦附設有學校，以培育未來的司鐸（priests）和教育（願意入學的）貴族子弟。如果某一個人識字，大家會認為他是一名教士（clergy，註：書記員「clerk」的字源）。
 
　　從查理曼大帝時代的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period）直到大學（university）制度興起（十三世紀初期）的四百年期間，修道院和主教座堂的教育功能更加明顯，而且有稽其察。但由於修道院多設在偏鄉僻壤之地，隨著工商業的發達和城鎮的興起，位於交通樞紐位置的主教座堂附設學校對於教育需求的功能，更突顯其重要性。其主事者「magister scholarum」（後來被稱為「chancellor」）的地位僅次於主教大人（bishop）和教區總管（dean）。後來各地（如，巴黎Paris、科隆Cologne、波隆那Bologna）興起的「大學」，都是在這個基礎上。新興的大學，如同新興的城鎮，在封建制度（feudalism）的既定社會關係的社會型態下，都受到國王的特許，頒予特許狀（charters），形成法人組織的團體，具有自治的功能，不受現實政治團體的管轄，因而享有極大的自由。天主教會管理大學（通常，由低等的教士，如執事deacon，來擔任。因較少擔負對一般教友的日常牧靈工作，而得以專心校務），也保護大學不受俗界干預。譬如，被控告的師生得要求教會法庭的審判，而不受普通法庭的管轄。
 
　　大學傳授高等的學科，統稱人文學藝（liberal arts）。它包括「四藝」（Quadri- vium）──算術、音樂、幾何、天文，和「三藝」──文法、修辭、邏輯。拉丁文（Latin）是學術界通用的語言。進階級的研究是，法律、醫學、神哲學和文學。
 
　　十三世紀的中古社會中，學者的職務（studium）和政府的職務（imperium）、教會的職務（sacerdotium），已能鼎足而三了。
 
※中古時期的社會思想──
 
　　率土之濱，莫非基督徒。聖經（Bible）的生活價值觀體系，自無庸置疑。理論上，人生而平等，世間的職業、社會地位、財富等縱有不同，各人乃是大社會有機體的不同環結，來生得救的機會並無二致。
 
　　神恩的各不相同，以及各肢體組成一個身體的比喻，詳見《新約聖經》（格前12章）， 解釋上述的命題。
 
　　即使在封建制度的社會，有著領主──封臣──農奴的統屬關係，但彼此都有著權利與義務的「契約」關係，個人有其最基本的尊嚴。
 
　　這當然也是一個相當靜態的社會。城鎮興起後的經濟活動和賺取生活利潤，大致仍依循這個思想。至於「資本主義」和後來的重商主義以及帝國主義，都是脫離了「神本思想」思維體系的產物。
 
※信仰（Faith）與理智（Reason）──
 
　　根據新約和舊約聖經為基礎的「神的啟示」（revelation）所代表的「信仰」，和依照人的本性思考能力去探索人生和宇宙的問題所代表的「理性」，現代人通常以「神學」和「哲學」來對稱。但在長達千年的中古時期，兩者是一回事。
 
　　第四、五世紀拉丁教父（Latin Fathers）時期的天主教神學觀，以聖奧斯定（St. Augustine, 354–430）為代表人物。應用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的「唯心論」來詮釋和論證天主所啟示的真理。「信仰找理智，理智找真理」（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intellectus quaerens Fidem），是啟示信仰的特徵──既要信，又要懂；信的不一定都懂，懂的不涵蓋全部的信。
 
　　十二世紀，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哲學（含，形上學、倫理學），經由阿拉伯哲學大師的詮釋，被引進歐洲的學界。尤其，他的邏輯（logic）論證方法，在士林哲學（scholastism，或譯為「經院哲學」）大師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努力之下，與傳統的神學緊密地結合了，迄今仍是天主教會神學教育的主流。
 
　　天啟的神學和理智探索的哲學，兩者的目標（object）相同，僅只是所使用的方法（method）不同而已。兩者都能得到相同的真理，不產生矛盾，因為「真理」不會相反「真理」。
 
※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多瑪斯出生於義大利南部，在巴黎大學讀書，赴科隆受教於神、哲學前輩大雅博（St. Albert the Great, 1206–1280）門下，是道明會士（Dominican）。兩度在巴黎大學的神哲學講座（1252–1259, 1268–1272），大受學生歡迎，是他學術生涯的高峰期。《護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和《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是他傳世的兩部鉅著。中古「士林哲學」（scholastism）集大成的大師。精研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並將其嚴謹論證的邏輯思考方法一併引進了研究啟示信仰的神學（theology）的領域內。他的此番成就，極受天主教會當局所推崇，1879年被教宗指定為修院（培育神父的學校）的正統教學，以迄於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