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與教宗的國家
當今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2005–）的正式頭銜是：「羅馬教區的主教，耶穌基督在世的代表，宗徒之長伯多祿的繼承人，普世天主教會至高的教宗（Supreme Pontiff of the universal church），義大利的首席主教（Primate of Italy），羅馬教省的總主教，梵蒂岡城邦國的元首（Sovereign of Vatican City）」。簡言之，他是全球天主教會的領袖和梵蒂岡國的國王。兼具這雙重的身份，他能在國際政治的外交上靈活運用。是自從伯多祿（St. Peter，耶穌的大弟子）在羅馬城殉道而被視為第一任教宗以來，二千年一系列的第266位教宗。在第八世紀中葉成形的「教宗國」（The States of the Church），於1870年9月20日統一義大利的軍隊攻佔羅馬城後告終。而59年後的1929年2月11日，與義大利政府簽訂的拉特朗條約（The Treaty of Lateran，註：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性條約）， 以佔地108英畝，由伯多祿大教堂、廣場、宮殿，和花園組成的梵蒂岡城（Vatican City）為領土的梵蒂岡國，於焉成立，以迄於今。
耶穌升天後的天主教會，其中樞仍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境內。西元70年，猶太國被羅馬帝國滅亡，大批猶太人四散流亡國外，而敘利亞境內的安提約基亞（Antioch）是基督徒聚集的重鎮。然而，70年代宗徒之長的伯多祿來到羅馬城（Rome），並在此殉道。號稱「外邦人的宗徒」（即，在「非猶太人」的族裔人群中傳教，居功甚偉）的聖保祿（St. Paul）也在羅馬殉道。又因羅馬城乃是整個羅馬大帝國的首都，西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以「米蘭詔書」（Edict of Milan）正式承認天主教為合法宗教，並依照對原有羅馬神教的傳統，贈送羅馬城內的一些產業和拉特朗（Lateran）宮殿給當時的羅馬教宗，以示承認和尊崇之意，遂奠定了羅馬城的主教（即，教宗Pope）在整體天主教會內的「首席」（primacy）地位──在有關教會的事務上，具有權威性（authority）的發言權和指導的角色，也實質上協助其它的各地教區。
君士坦丁皇帝的遷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堡」Istanbul），和東、西羅馬帝國的分治，以及往後數百年的歷史演變，促成了教宗處理教會事務（spiritual）和在俗世（temporal）社會影響力的獨立、自主的角色。第八世紀，教宗與法蘭克王國（Franks）的結盟關係，以及「丕平的捐獻」（Pepin’s Donation）成為「教宗國」的領土，更奠定了教宗在中世紀維持其「精神權威」（「基督王國」Christendom 的領袖地位）的世俗基礎。對照式地觀察在「天子腳 下」，以君士坦丁堡為中樞的希臘東方教會的情況，更可清楚地明瞭這段歷史演 變的重要性。
政、教一體的社會大環境，在歷史巨輪的制約下，從第九世紀開始的數百年內，呈現出許多教會內部的腐敗現象，以及「政」與「教」之間的「爭議」。同時，也提供了教會內反省和改進的機會，得以調整內部的機制和紀律（discipline），以及與俗世政治社會的關係。
源自基層克魯尼（Cluny）修道院系統的革新運動，促成了教會內部的改革浪潮，而於1049年開始了由教宗層次主導的改革運動。教宗利奧九世（St. Leo IX, 1049–1054），在短短的五年任內，僕僕風塵義大利全境，三次越過阿爾卑斯山（Alps）遠赴高盧和日爾曼各地，召開充滿改革和重振紀律性質的跨教區大會。尼古拉斯二世教宗（Pope Nicholas II, 1059–1061）確立了「教宗選舉辦法」──僅「樞機主教團」（通常的成員僅有數十位樞機主教（cardinals），分別擔任羅馬教廷各部門的重要職務，或任職於各國內教會的領導地區主教）有權選舉繼任的新教宗──以迄於今（註：現在，約160位樞機有權選舉新任的教宗）。因而杜絕了羅馬城的地方黨派紛爭，以及有野心的俗世君主的干預，進而確保教宗人選的素質。
教宗格列哥里七世（Pope Gregory VII, 1073–1085）是這股改革浪潮的高峰。釐清政與教的分際，挑戰數世紀來俗世控制教會的積習，引發與日爾曼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關於「俗人授職爭議」（Lay Investiture Controversy）的長期鬥爭。1122年的「沃姆斯政教協定」（Worms Concordat）是一個關鍵性原則解決的逗點。
第十二、三世紀，是教宗的教廷（Curia，教宗的內閣）在教會的行政管理上「中央集權化」落實的奠定期。其時，也是英國與法國的國王，擺脫「封建制度」（feudalism）的貴族分權，開始厲行「中央集權」的時期。西歐各地「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概念，也在此時期開始萌芽。第二回合政與教的衝突下，遂有教宗邦尼斐斯八世（Boniface VII, 1294–1303）受辱於法蘭西國王「美男子」腓力四世（Philip the Fair, 1285–1314）的事件。
1309至1376年，共有七位教宗駐節於法國的亞維儂（Avignon），羅馬城地方黨派的嚴重衝突，是直接的安全顧慮。而法蘭西政治勢力的影響，則更是顯而易見。
1378至1417年的天主教會「大分裂時期」──同時有兩位教宗（甚至於，有三位）分別在羅馬和亞維儂就任。隨後的數十年內，民主「代議制」的浪潮也因而在教會內興起，召開了幾次全教會參予性質的「大公會議」，試圖以精英代表的合議制（當時，西歐政治也興起類似的「國會制」）取代教宗「專權」，而引發一連串的亂象。然而，長期的實驗結果，教會內宗教上精神指導的性質大異於俗世政治的要求，歷史的演變仍回到了教宗的中央集權制，以迄於今日。
十九世紀法國的革命，有如野火一般，燃遍整個的歐洲。終將統一全義大利的革命浪潮，席捲了一切，包括教宗的領土和他的羅馬城。義大利國內，幾乎全是天主教徒。革命的熱情在時推日移之後，終能屈就於現實，因而有1929年梵蒂岡國的成立。
辭彙（註解）
※ 「羅馬問題」（Roman Question）──
十九世紀的歐洲，民族主義（nationalism）情緒高漲，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不斷興起。1848年從巴黎開始的革命行動，有如野火般地延燒整個的歐洲大陸。從來處於分裂中的義大利半島，有了統一的契機。在薩佛依王室（House of Sovoy）的皮蒙－薩丁尼亞（Piedmont-Sardinia）王國旗幟的號召下，1866年的義大利（Italy）儼然已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除了包含羅馬城的義大利半島中部的「教宗國」（Papal States）。因為與法國的結盟關係，拿破崙三世的軍隊駐守著羅馬城（教宗的行政中心），並擊退義大利革命軍隊三番兩次的進襲。1870年的普法戰爭撤走了法軍，義軍堂而皇之地長驅直入羅馬城，教宗庇護九世（Pope Pius IX, 1846–1878）命令自己的衛隊（papal guard）在象徵性反抗地發射數發子彈後放下武器，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註：以表示不是投降）。教宗退避城外的梵蒂岡城（Vatican），做為一名「自願性的囚徒」（a voluntary prisoner）──其後繼的數任教宗均秉持這個策略，達59年之久，在法理上仍是（義大利半島中部地區）教宗國的元首。
儘管義大利政府正式立法「保障條例」（Law of Guarantees）──優渥地補償，並保障教宗的職權和人身安全等。教宗庇護九世拒絕接受。最基本的反對觀點在於，此乃是一國政府的單方面法律（unilateral settlement），有著「教宗乃是一名義大利臣民」的含意，而在民族主義洪流的時代，羅馬教宗如何能成為普世天主教會的領袖？這就是「羅馬問題」。
歷經長時間的雙方折衝、審時度勢，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峻歷煉，1922年即位的教宗庇護十一世（Pope Pius XI, 1922–1939）因應新的世界情勢，善用「教廷條約」（concordat）的優勢條件，與各國政府簽訂雙邊條約（concordat），釐定各國國內天主教會的權利義務以及與教廷的關係。
在幾乎全屬天主教徒的義大利當政的墨索里尼（Mussolini），當然更清楚爭取民心的絕對必要性。經過兩年多密集的磋商，終於在1929年2月11日，雙方簽訂「拉特朗條約」（Lateran Treaty），解決了這個「羅馬問題」。義大利承認佔地108英畝的梵蒂岡城邦國（Vatican-City State），這是一項兩個主權國家所簽訂的雙邊條約（bilateral treaty）。 因此，羅馬教宗兼具普世天主教會的教宗（Pope）和梵蒂岡城邦國俗世政權元首的雙重身份──它們的靈活和交叉運用，是教廷外交上的法寶。
※亞維儂教宗（Avignon Popes）──
從1309至1376年，總共有七位教宗駐節於（法國南部的）亞維儂城（Avig- non），史稱「亞維儂教宗」。有人稱之為「亞維儂流亡期」（Avignon Captivity），取喻於舊約聖經中，猶太人被俘至巴比倫王國的故事。
雖然羅馬城內黨派衝突嚴重，影響新任教宗克萊蒙五世（Pope Clement V, 1305–1314，當選前是法國波爾多教區的總主教）的前往羅馬就職，當時頗為強勢而囂張的法王腓力四世（Philip the Fair, 1285–1314）的干預，也是重要的原因。更何況，前後任的七位教宗均屬法國籍，而樞機主教（有資格選舉新教宗）中約3/4的成員也是法國籍，在此時的民族主義情結萌芽期間，就不免瓜田李下的事出有因了。
然而，做為整體天主教會的首席領導，而且業已具體地建立「中央集權化」的組織和行政架構，這個時期的教宗均能正常地、恰當地執行其職權。
※法蘭克人與羅馬教宗的結盟（The Frankish–Papal Alliance）──
雙方的結盟，在西歐和天主教會的歷史上，深具意義，對往後的世世代代影響重大。第六世紀末，倫巴底人（Lombards）佔據了義大利北部，並向外擴張勢力。此時，東羅馬的拜占庭帝國仍佔有義北若干地區，如拉維納城（Ravena，今威尼斯附近）和周遭地區，以及義南和西西里島，並號稱是羅馬城和羅馬教宗的保護者。教宗原已擁有大批土地，具相當的世俗影響力。因此，在義大利北部，三方面既抗爭又勢力均衡。
法蘭克國王「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 741–768），在對外擴張勢力之餘，仍延續王朝的傳統，以「一個真正的天主教會的保護者」自居。樹敵既多（擴張之地，幾乎都是天主教會已穩固的地區），基於政治的考慮，也需要教宗的撐腰。再者，維持義北各方勢力的均衡，乃是目前最佳的屏障。因此，當753年教宗斯第芬三世（Pope Stephen III, 752–757）有感於倫巴底人對外擴張的壓力，而親自往訪丕平時，雙方達成了類似攻守同盟的協議。
在後來的兩次征戰中，丕平擊敗倫巴底人，將其奪自拜占庭在義北的土地轉贈給教宗，史稱「丕平的贈禮」（Donation of Pepin）。加上原有在義大利中部的土地，一個「教宗國」（States of the Church）日趨成型。如此這般，羅馬教宗也是一個有領土的世俗國家（sovereign）的君王。
以教宗來說，這為日後在國際事務上的外交和發言權奠定了基礎。而法蘭克王國，以及日後繼承它的法蘭西王國，則有了在國際上保護教宗國和天主教會的法律和傳統的基礎。
※天主教會的「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與「大公會議運動」（The Counciliar Movement）──
最後一任的「亞維儂教宗」格列哥里十一世（Pope Gregory XI, 1370–1378）克服重重的困難，在傭兵（mercenary）的護送下，於1377年元月終於返抵羅馬城。1378年登基的新任教宗烏爾班六世（Pope Urban VI, 1378–1389）的行事作風，引發樞機主教的不滿，因而又另擁立法籍的日內瓦教區的羅伯樞機主教（Cardinal Bishop Robert of Geneva）為教宗克萊蒙七世（1378–1394），駐節於亞維儂城。遂造成各有山頭的天主教會歷史上的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直到康斯坦斯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Constance）於1417年11月選出教宗馬丁五世（Pope Martin V, 1417–1431），才正式結束了長達四十年的大分裂局面，重又歸於一統。
在此期間內，蘊釀出的幾次全體教會參與的「大公會議」，以及支持以「代議制」主導教會事務的理論，導引出「大公會議」運動。其制度演變上的背景則是，羅馬教廷（Papal Curia）中央集權化的機制已臻成熟，以及負責各個行政部門的「專任」樞機主教（cardinals）的團體意識（註：全體樞機組成的「樞密院」，自從1059年起，一直被賦予選舉新任教宗的重責大任）。
然而，以樞機主教團為核心「菁英制」的初衷，隨著「大公會議」的陸續召開和「代議制」理論的實踐，演變至普遍代表的「民主制」。畢竟，教會事務牽涉宗教精神層面的指導，經驗和歷練的時間薰陶乃屬必要條件，豈是「一人一票」的世俗民主政治所能勝任？在往後數任教宗的「挽回教宗專權」的運作，以及樞機團終於審度且認清了情勢之下，1447年新任的教宗尼可拉斯五世終能將此「大公會議運動」劃下一個句點。
※中世紀堪稱為「偉大的」三位教宗：
1. 教宗大格列哥里（Pope Gregory the Great,590–604A.D.）
2. 教宗格列哥里七世（Pope Gregory VII, 1073–1085）
3. 教宗伊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 1198–1216）
※從第七世紀以前，教宗與（東）羅馬帝國皇帝互動關係的幾個案例，來觀察教宗在俗世中地位的增長：
1. 西元355年，教宗利培里（Pope Liberius, 352–366）因叛國罪名被帶到米蘭（Milan）受審，被判有罪，流放色雷斯（Terace，約保加利亞境內），後死於該地。
2. 在「一性論」的神學爭議期間，西方的拉丁教會始終堅持正統（即，並非「異端」）的見解。教宗維濟祿（Pope Vigilius, 537–555）雖因東羅馬皇后狄奧多拉（Theodora，著名的查士丁尼大帝的皇后）的鼎力支持而當選教宗，但在這個爭議上始終堅持。皇帝派人強迫他來君士坦丁堡，軟禁八年之久，雖然一直以禮待之。教宗後來在返回羅馬任所的路途上逝世。
3. 教宗馬丁一世（Pope Martin I, 649–655）也因堅決反對「一性論」而激怒了拜占庭皇帝康斯坦斯二世（Constance II, 641–668），拘捕他到君士坦丁堡受審，以叛國罪名判處死刑，後被流放查山地方（Cherson，今俄國南部），不久即逝世。
4.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於691年自行召開杜魯蘭大公會議（Trullan Council），教宗思齊一世（Pope Sergius, 687–701）拒絕承認其中的某 些條款。皇帝派義大利的駐軍去逮捕他，但受派駐軍叛變不服從此令，而皇帝所任命的羅馬城總督也被人民所驅逐。十年後，皇帝主動邀請教宗君士坦丁（Pope Constantine, 708–715）前往君士坦丁堡，禮遇地接待，並協商出一個折衷的方案。
5. 第八世紀開始，教宗與法蘭克王國結盟的策略，從此完全擺脫了「臣屬」拜占庭皇帝的關係，並逐漸主導「基督王國」（Christendom）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