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兮？ 禍兮？──教會與俗世之間相依關係的歷史過程

辭彙（註解）
 
※ 征服者英王威廉一世──
 
　　法蘭西的諾曼地（Normandy）公爵於西元1066年率領諾曼人（Normans，即第九世紀來自挪威的維京人Vikings的後裔）渡海征服了英格蘭。
 
　　征服者英王威廉一世（William the Conqueror, 1066–1087）於1071年完成了對英格蘭的征服。所有英格蘭的土地都歸屬於他。他保有大約1/6的土地作為王室的領地。他將1/2的土地賜給那些諾曼的大貴族（許多貴族將他們的領地繼續分封下去）以酬謝他們的軍功。有1/4的土地原來屬於天主教會，威廉將它歸還了教會。不僅如此，主教和修道院長也從國王處得到封邑，而他們也對威廉國王履行封建義務。（註：由此，也可略窺中古時期教會的土地產業和財富）
 
　　威廉由於得到既幹練又有學養（著名的神學家）的義大利倫巴底人（Lombard）藍佛蘭克（Lanfranc）的協助，在英格蘭教會中建立了歐陸的法統，並任命他為坎特伯里（Canterbury）大主教（編者註：亦即，全英格蘭天主教會的首席主教）。但是，威廉拒絕以教宗為英格蘭的宗主，而行臣服禮的要求。因為，他認為英格蘭過去所有的國王從未承認過教宗的宗主權。所以，他只同意向羅馬教廷繳納一般的規費。而且，英格蘭教會承認新任的教宗，必先徵得英國國王的同意。未經國王同意，也不接受教宗的諭令。當1087年威廉逝世時，英格蘭君主政體，在比較上已屬相當堅強。
 
※天主教會在日爾曼境內的影響力──
 
　　由日爾曼國王亨利一世（919–936 A.D.）所建立的撒克遜王朝，藉教會之力，才能執行統治日耳曼的大部分工作。亨利之所以歡迎教會與王權之間的聯盟，一部分是因為主教不像伯爵那樣可以將職位傳給他們的兒子，一部分是因為主教比俗人受過較好的教育。而教會之所以歡迎聯盟，是因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是教會安定的最佳保證。在第 十世紀，教宗承認日耳曼國王有權指派他們自己的主教。後期的撒克遜君主，將教會與修道院的田地納入其特別的保護下，使他們免於伯爵的控制，而直接隸屬於國王。國王授權主教可以在他自己的教區內自由審判（即，民事法官），而事實上，他們被授與伯爵同樣的權力。例如，在1007年，巴姆堡（Bamberg）和威茲堡（Würzburg）總教區內的主教都被授予從前屬於伯爵的一切權利。
 
　　除了擁有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外，日耳曼國王又從教會方面得到大量的歲收，而國家軍隊中有四分之三是由教會土地上的佃農充當。教會也分担了大部分日耳曼東向擴展運動（Drang nach Osten）中的責任──在擊敗馬札兒人（Magyars）（955年）方面；在沿易北河與塞勒河（Saale）向斯拉夫境內的推進方面；以及在西里西亞（Silesia）方面的發展，居功厥偉。設立了新的日耳曼主教區，而以馬德堡（Magdeburg）作為中心，在易北河之東建立小教區。因此，此時教會已能將天主教加之於被征服的斯拉夫人身上。
 
　　在963年，日耳曼境內有108座修道院，大概均隸屬於國王；在1075年，修道院的數目有七百多座，幾乎所有新的修道院均隸屬於地主階級的人民。在日耳曼，一座新的修道院的創立，不僅表示創立者對宗教的虔誠，而且，也代表創立者的雄厚財力。修道院的修士開墾了修道院院鄰近新的土地，而其收入卻流入創立者之手。這些創立者不僅是教會的「擁護者」，而且也是對境內佃農操生殺大權之人。（此即是所謂的「教堂私有業主制」The proprietary church system）
 
　　因此，這些新的修道院的創立，就成了大量財富和權力的來源。為了使修道院免於皇室的控制，日耳曼貴族常常使修道院成為羅馬教宗的合法財產，因為教宗離日耳曼甚遠，不會像國王那樣時加干涉。於是，在日耳曼境內除了有所謂「皇室」教會及其主教外，還有一種大體上基於修道院的「貴族」教會（隸屬於教宗）。
 
　　反對「皇家」教會，反對「公務員」，以及反對君主政治的中央集權的趨向，這一切都導致了日耳曼貴族的反叛。在1073年，貴族在撒克遜起兵反抗皇帝亨利四世；在1075年，亨利四世撲滅了這場暴動。但是，僅僅幾週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和教宗之間的公開鬥爭爆發了，這又給予貴族們一個新的反叛良機。這一場公開鬥爭就是「俗人授職禮的論爭」（Lay Investiture Controversy），它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在日耳曼君主政治瓦解後才告結束。
 
※主教（bishop）職務上的雙重角色──
 
　　主教區（現通稱為diocese）是天主教會建制的基礎單位。在人人都是信徒的中古西歐社會中，主教是地區內德高望重，當然的宗教領袖。而在此時的「封建制度」（Feudalism）社會中，又因該主教區擁有大量的土地（雖各地有差異，通常，主教座堂cathedral所在 之地屬於地區的主教），他兼具土地範圍內俗世的「領主」身份，但同時又是其所屬大貴族或國王的「封臣」。而且，因人生歷練和學養豐富，頗受倚重。
 
　　由於這雙重角色的禍福相依，衍生出中古史在宗教上的牧靈與俗世政治上利害關係的種種糾結，是必須認知的制度性因素。
 
※查理曼大帝的「政教一體」（Charlemagne’s Theocracy）與後代之流弊──
 
　　法蘭克國王「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 741–768）在與教宗史蒂芬二世（Pope Stephen II）於753年締結盟約後，即以天主教會的保護者自居。兩度出兵擊敗位於義大利北部、對羅馬教宗領地有所威脅的倫巴底（Lombards）王國，並將所征服的若干新領土贈予教宗，是謂「丕平的捐獻」。
 
　　其子查理曼（768–814）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大帝國，並倣傚聖經中猶太人大衛王（King David）兼具「受傅油者」（被天主揀選為猶太選民的領袖）的角色，將教會的宗教事務視為己任。譬如，提升教士的教育水準、視察教士的勤惰、多次以武力強迫北方蠻族的撒克遜人（Saxons）皈依等。各地主教的任免，當然惟皇帝是瞻。因此，幾乎是政治和宗教一體化。
 
　　查理曼死後，縱然子孫輩分疆裂土，但依然以武力展現的方式，忠實地執行「教會保護者」的角色。
 
※俗世利益主導天主教會──
 
　　850至1050年期間的天主教會，從羅馬的「教宗」職務到各地的「主教」職務，以至於基層的教堂區（parish）的司鐸（priest），一般來說，無不受到俗世勢力和利益的主導，只是在程度上或有差異。究其制度上的原因，一是封建制度（Feudalism），另一則 是教堂（含修道院）的私有業主制（The proprietary church system）。
 
　　後查理曼帝國的時代，縱然一再分疆裂土，眾建而林立，各地的國王和貴族都承繼這種「保教」的傳統，亦即，派任主教的特權。有土斯有財又有權的封建制度社會，因北蠻（維京海盜）和馬扎爾人的大舉進侵的威脅，日趨於成熟發展。主教區擁有的大量土地和財富，更是各地權貴覬覦的焦點。主教任命權的濫用，和因而衍生出的各級教會職務的買賣（simony），造成教會職責的廢弛和內部的腐敗。不稱職、不學無術、以及違反「守貞」誓言的「入世教士」（secular clergy，包含主教和司鐸等神職人員），更是遭人詬病。
 
　　出自於俗世個人或家族的虔誠和奉獻，而建造教堂或修道院，本是一椿美事。但仍以私人產業（proprietary property）權利的方式繼續擁有和繼承，則衍生不少弊端。九世紀中葉，史華比地區（Swabia，約略今日的「瑞士」）的某一主教區內的230座教堂，僅有31座屬於教區所擁有，其餘均屬私人業主，其情況可見一斑。
 
　　加洛林王朝的沒落，羅馬教宗一職乃淪落於地方貴冑家族勢力的操控。867至1048年的44任教宗中，有9位死於非命。其中，雖也不乏才德出眾者，但令人羞愧和髮指者不在少數。
 
※「聖職買賣」（simony，或俗稱之「捐官」）──
 
　　典故出自新約聖經《宗徒大事錄》（8:9-25）。西滿（Simon）原是一名江湖術士，而後皈依受洗。某次，他看到耶穌的大宗徒伯多祿（Peter）給新的信友們覆手，因而賦給了他們聖神（Holy Spirit）的能力，遂捐獻給宗徒們銀錢，要求也把這個權柄交給他。而伯多祿斥責了他，「願你的銀錢與你一起喪亡！因為，你想天主的恩賜可用銀錢買得……」
 
　　天主教會的「神職班」（即，正式被教會「傅油」、「覆手」等禮儀而祝聖ordain的教士priest等，從此進入教會的領導階層），遂成為意圖仕途（包含俗世的）發展、樂享舒適人生坦途的不肖者所鑽營的門徑。國王及大貴族，或以政經利益著眼，或為酬庸功臣，位高權重的「主教」一職無異於政府行政的官職。「上樑不正，下樑歪」，各級「聖 職」的買賣式交易遂凌駕其宗教上設職的原意和宗旨。試舉第十世紀某一極端案例說明之。（義大利）米蘭的總主教因日爾曼皇帝的關係而被任命，公然訂立了一個購買聖職的價碼──依次級執事（subdeacons）、執事（deacons）、和司鐸（priests）職位的重要性不同，分別訂定了12、18，和24廸那（Denarii，金錢的單位）的價錢。
 
※教士的「守貞」（celibacy）議題──
 
　　全心全意度著奉獻（給天主的）生活的男性，願意在天主教會的架構下，在日常生活的環境中，倣傚聖經中耶穌的表率，去牧靈照顧信友們的宗教生活（包括舉行「彌撒」Mass祭獻禮、施行洗禮、懺悔、臨終傅油等的聖事，以及傳道、訓誨、諮詢、慰藉等等），經由主教的「祝聖」（ordain）禮儀，正式成為一位司鐸（priest）。他屬於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有別於一般的信友（laymen）。他是入世型的修道人，中古史上稱之為「入世教士」（secular clergy）。
 
　　由於宗教信仰上的情操，和信友牧靈的實際需要，從初期教會開始，即鼓勵和勸勉全心奉獻者 度著獨身而 守貞潔的生 活。逐漸形 成了一個守 誡律的、團 體性的要求（discipline），非關乎道德或過犯的問題，因為男婚女嫁本就是人生的一椿美事。在漫長的教會史上，也因此對於低調不張揚的破戒者，頗為兩難。
 
　　然而，除了司鐸個人的宗教信仰熱忱的昇華之外，在執行信眾日常牧靈的親密和信任性的接觸，以及有關教會事業和產業的經營管理方面，「守貞」誡律有其在教會團體上的必要性。在第十和十一世紀「克魯尼修道院運動」（Cluniac movement）如火如荼的道德訴求，以清除教會現行弊端之時，教士守貞的誡律和聖職買賣，都被列為重點。1139年全體西方拉丁教會性質的第二次拉特朗大公會議，正式議決「教士獨身」（priest’s celibacy）的嚴規誡律。從此，在拉丁教會內被奉為圭臬，以迄於今。
 
　　東方的希臘正教和受其影響的各斯拉夫族的教會，在其歷史的演變中，則接受了「教士可結婚」的政策。但明定，具法人代表身份的主教一職，必須由未婚而守貞的教士充任。因此，東方正教的主教人選多出自其所屬的修道院。
 
　　教士獨身制的奠定，對於天主教會的影響，除了教士個人在免除家庭照顧的分心，而得以隨時隨地全心奉獻以外，對於後來的歷史發展中教會所需奮力抵抗的世俗權力干預、地方主義、和民族及國家主義的抉擇上，就有了堅定立場的堅強後盾。
 
※克魯尼（Cluny）修道院系統的教會體制內的改革運動──
 
　　西元910年亞奎丹的威廉公爵（Duke William of Aquitaine）將他位於布根弟地區克魯尼地方（Cluny, Burgundy）的領地捐獻給伯諾院長（Abbot Berno of Baume），以設立一所具有創新和改革氣氛的修道院（monastery）。捐獻的原始文件，至今仍在。
 
　　以恢復聖本篤（480–547）修道院準則原始的簡樸精神為號召，針對當時個別獨立的修道院紀律鬆弛和世俗干預日深的弊病，克魯尼修道院自始即強調忠於修道本意的宗旨。除了威廉公爵完全放手之外，也明訂克魯尼領地完全無私地捐獻給教會，後世子孫不得異議，並免除地方主教的管轄權（以免世俗外力干預），而直接聽命於羅馬的教宗。此外，實施修道院系統的中央集權制。分散西歐各地的分院（daughter houses），統由克魯尼總院院長巡察及監管，以免修道鬆弛，且能統一修道生活的細則。在連續五任有聖德的總院長，共計長達二百年的領導下，克魯尼修道院體系成效卓著。極盛時期，約共有三百餘所修道院遍佈西歐各地，儼然是恢復高水準宗教生活的道德標竿。影響所及，既成的修道院或自行改革，或要求克魯尼派駐以改革（改革並非易事，曾有人受邀派駐法蘭德斯地區羅伯斯Lobbes in Flanders任修道院長，因管理要求嚴厲，竟遭院內原有的修道者砍斷其雙手並挖掉雙眼的案例）。
 
※「俗人授職禮」的爭議（Lay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分散歐洲各地、各具有地域性管轄權（territorial jurisdiction）的主教區，是天主教會行政建制的基礎。在十三世紀的羅馬教廷中央集權制奠定之前，大致上是各自獨立作業的教會主體。
 
　　各蠻族入侵西歐的「黑暗時代」到第八世紀時，因「基督王國」的擴展而有所文明教化。加洛林王朝的統一大帝國，實行「政教一體」的政策。任命適才適所的地區主教，是皇帝的責任與權力，如同任命他的行政官吏一般。逐漸普遍的「封建制度」和因第九、第十世紀的另一波蠻族入侵，教會需要地方勢力的實質保護之下，更加深了這個傳統。
 
　　因此，主教（bishop）在社會上具有雙重的身份。新任的主教要舉行兩種禮儀──使某人取得主教身份（status）的宗教上的「祝聖」（consecration），和其封建上的領主（lord）授予他采邑（fief，原來屬於該主教區的土地或權力）的「授職」（investiture）。為建立封建上的臣屬關係，被授予的「封臣」（vassal）要向領主行「臣服禮」（homage）， 同時宣誓「效忠」（fidelity）。後來，這兩種禮儀均由俗人（layman，非神職人員，通常是國王或大貴族）舉行授職。「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人」，教會的諸多弊端因而衍生，難以根絕。在「克魯尼」的教會改革浪潮中，終被體認出這是一個關乎政治的制度性弊 端。
 
　　克魯尼修道院的修道者出身、長期在羅馬教廷的權力核心服務的希爾布蘭（Hildebrand），於就任為教宗格列哥里七世（Gregory VII, 1073–1085）後，即展開「俗人授職」的改革，因而和日爾曼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 1056–1106）展開了長期的鬥爭。
 
　　西元1122年，經過三年的談判，教宗加利斯二世（Callixtus II, 1119–1124）和日爾曼皇帝亨利五世（Henry V, 1106–1125）終於簽定「伏姆斯協定」（Concordat of Worms），妥協性地解決了這個爭議，但宗教上的大原則已然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