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前夕數任教宗的特寫

   
　　晉鐸後，從本堂神父到當選教宗前任職威尼斯宗主教，一直是擔任教區內的牧靈職務，而其教宗任內的成就，也多在對教會的建樹。因其聖德而被冊封為「聖人」（saint）。
 
　　他對「現代主義」（modernism）的批判，甚為嚴厲。
 
　　1914年新任命13位樞機──數世紀以來，教廷樞機團中首度義籍和非義籍各半數。
 
　　他致力於編纂一部易於查考的教會法典（Code of Canon Law, 1917）。
 
　　各項改革措施：
　　1. 鼓勵聖經研究，尤其，因應十九世紀在考古、科學、和歷史上的新發現，而有新解讀的困擾，他在1909年創辦「聖經學院」（Biblical Institute，起初趨於保守的態度，隨時日轉移，逐漸接受許多新的聖經註解，在梵二前夕和期間大放異采，被稱為，Biblicum）；
　　2. 強調格列哥里吟詠調（Gregorian chant）最適合於教堂的禮儀和彌撒；
　　3. 鼓勵勤領聖體（Holy Eucharist）──它不是教友在德行生活上的獎賞，而是達此目標的助益，且可每日領受（在此之前，有論者認為，要有非常的準備期間，因此每年僅數次領受聖體）。初領聖體的兒童年齡可降至7足歲，只要能分辨聖體與普通麵餅的區別。
   
　　當選教宗前的七年總主教任期之前，曾多年任職教廷副國務卿，有著豐富的外交經驗與國際觀。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上半是全球傳教事業最興旺的時期。但各國民族主義和殖民政策，與大公教會的指導方針，多有衝突和矛盾現象，本篤教宗的《夫至大通諭》（Maximum Illud, 1919）被譽為現代傳教事業的「大憲章」（引喻自英國憲政基礎的歷史文件Magna Carta）。它 強調，傳教士乃是耶穌基督的門徒，慎防陷入各國民族主義的陷阱；尤其，傳揚福音要調適於本地的優良文化，勿將西歐文化強加於福音的傳播中；最成功的傳教士，是扶植本地人教會的建立，以至於外籍傳教士的最終退出，另去開闢新的園地。
   
　　1926年，在羅馬祝聖首批六位華籍主教。
 
　　1927年，祝聖首位日籍的長崎教區主教（Nagasaki，該教區擁有全日本2/3的教友）。
 
　　在世俗主義（secularism）、無神論者（包括，從蘇聯開始的共產主義國家）、和對宗教漠不關心 （indifference to religion）的氛圍日增的世局中，尤其，義大利的法西斯獨裁和德國納粹黨專政，而其它各國則是民族主義當道，學者型又兼具外交和牧靈經驗的碧岳教宗，既要力挽狂瀾，又要秉持天主教會真理的大旗，並盡其所能地調適於現代社會的發展，其步履之 戒慎，固不待言。
 
　　1925年首創「基督君王節」（the feast of Christ the King，當時訂在每年十月最後一個主日來慶祝），以標榜真正的世界和平，是要以基督的精神做為基礎，國際間方能真誠地互助互信，以解決紛爭。
 
　　他善用與各國政府訂立「教廷條約」（concordat）的方式，來保障其國內教會的權益。1929年與義大利政府訂定的「拉特朗條約」（Lateran Treaty），解決了懸宕59年的「羅馬問題」（Roman Question）是一大政績。
 
　　納粹德國屢次違反與教廷訂定的教廷條約（concordat），碧岳教宗最嚴正的一次抗議和讉責納粹主義的《Mitbrennender Sorge通諭》（1937年3月），是被秘密地運進德國，於夜間送交所有的主教手上，並於翌日的主日彌撒中公開朗讀。三天前，他也發佈《Divini Redemptoris 通諭》讉責無神論的蘇聯共產主義。在教宗任內，他共發佈30篇通諭。
 
　　他是首位使用無線電廣播演說和電報（radio and telegraph）的教宗，使他「那塊微小的領土，成為世人精神上的寄託」（美國紐約時報在他逝世時的追悼文章）。
   
　　在戰鼓密集的二戰前夕，62歲的（前任教宗Pius XI的）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在62位樞機主教的密室選舉（conclave）的第三輪投票中（史上最短的時程之一，因此可謂眾望所歸），就以全數票（unanimously）當選為教宗。
 
　　二戰後的共產黨國家的鐵幕內，約有5千3百萬天主教友（佔當時全球教友總數的1/8）淪於「沉默的教會」（Church of Silence，也包括中國的教友）之中。亞、非洲各殖民地的獨立風潮，和隨後對其宗主國所帶來的基督宗教一併性仇視──基督福音的本地化 （inculturation），日益迫切。
 
　　教宗支持戰後重建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和歐盟（初始為，鋼鐵聯盟、共同市場），以及維持世界和平的聯合國。接受民主政治，更是教廷轉變態度的一大步。
   
　　曾任駐保加利亞（東正教國家）、伊斯坦堡（回教國家，其境內有眾多希臘正教徒和天主教東方禮的教友，但散居各地）、和法國的教廷大使20餘年，接著任職威尼斯宗主教五年的龍開禮樞機（Angelo Cardinal Roncalli），是一位甚具親和力的教宗。因當選時年事已高，原被人認為是個「過渡型」的教宗。然而，他把教宗只可仰瞻的形象，帶到與庶民同甘共苦的位置，正是符合現代民主社會領導人的要求。尤其，神來之筆的召開「梵二大公會議」，讓教會在現代世界中定位和發揮影響力，更是居功甚偉。
 
　　在廣播和電視已可全球立即實況轉播的當時，有關梵二的各項訊息立即成為熱門新聞，而且在四年的會議期間，一直持續這種新聞的熱度。梵二被後世史家譽為二十世紀的一件世界大事。若望教宗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1962年的年度風雲人物。
 
　　《和平於大地》通諭（1963-04-11）不僅只以天主教會人士為對象，更擴及向全世界所有心懷善意的人們訴求。其主題關於：世界和平；世界人權；關懷低度開發地區和難民問題；敦促基督宗教和廣大的世人合作，停止武器競賽，與維持世界和平；尤其，具體 地指陳，每個人有權利，但也有義務，依照其個人的良心指示，去尋求天主。牽涉的題材，相當廣泛。本通諭對於天主教會的走出自我設限，和進入現代人生活的世界，具有指導性的作用。對梵二文獻《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更具有啟示性和臨門一腳 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