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圍牆

自從共產黨政府於1951年切斷與聖座的關係以來，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梵蒂岡之間的關係更為積極樂觀。

在過去65年間是一個特殊黑暗時期，切斷關係之後，成千上萬的傳教士被驅逐。在1965年至1975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主教和司鐸們被判坐監和勞改。 “宗教信仰自由”是鄧小平在1982年重新提出，但是由於缺少宗教法所以一直引發衝突，尤其是與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2007年給在中國的天主教牧函懇求教會與政府和解。

中梵關係改善的原因是由於教宗方濟各和他的外交大使改變了以往與中國交涉的方法。當他在2013年當選教宗，教宗方濟各立刻任命帕羅林樞機（Pedro Parolin）為教廷國務卿：一個明確的跡象，中國教會情況的正常化將會提升到他的議程。帕羅林（Pedro Parolin）是統管這個計劃的理想人選。

作為國務院教廷國務卿與各國的關係，他曾在2008年重新建立與北京直接接觸，隨後在2009年，他率領梵蒂岡一個代表團到北京，就主教任命的協議立了一份草案。從那時起，他一直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級外交官的高度讚賞。

但不久後本篤十六世派遣帕羅林（Pedro Parolin）到委內瑞拉任教廷大使。由於問題的複雜和在雙方梵蒂岡內部同時在中國政府當中存在著不同意見，所以草案從未簽署。中國對這次失敗很不高興以至於在2010年中國政府任命單方面的任命和祝聖了幾位非法主教。到2011年梵蒂岡曾絕罰他們中的三位，從而正常化中國教會的情況在未來的實現變得更加複雜。

自從方濟各成為教宗的那一時刻，中國很滿意他的風格，希望能有新的舉措以改善中梵關係，新的希望在中國內外不斷地增長。教宗方濟各沒有放過任何時間，2013年3月在他當選開始，他曾多次給習近平主席在幾個場合發布友好信息。 2014年6月中華人民代表團來到羅馬，澄清了第一輪談判的方案是圍繞世俗權力與教會問題，但是雙方都失敗了，無論是梵蒂岡和北京都深感失望，這是雙方的一個鑑戒。羅馬了解到在中國2000多年來皇帝也是“教皇”。他決定一切，包括宗教事務。而中國正在學習每一個宗教都有它自己的教義與教規，宗教要堅持保留他們的教義教規，這就是對於那些無神論國家很難理解的原因。

在中梵對話的環節中，雙方都在觀察各自所需的利益，以便使對話取得成功。羅馬迫切希望正常化中國天主教徒情況，中國需要修飾自身宗教與人權的國際形象，與梵蒂岡改善關係會有所幫助。雖然2014年的會議失敗了，但重要的是雙方都發現了對方各自堅持的原則，並提上議事日程的問題清單是艱鉅且複雜的。

顯而易見中國希望接管台灣在歐洲的最後大使館，即駐梵蒂岡大使館，而羅馬教廷也很難大筆一揮放棄台北，這絕對不是最難需要解決的問題。最難最急需解決的問題無疑是中國政府在1957年為使中國天主教從羅馬獨立出來而成立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CCPA），它的地位和與主教任命相關的問題。

天主教愛國會的創立分裂了教會內部。一部分拒絕與中國政府合作被稱為“非官方”或（“地下”）。另一部分遷就政府同時忠於教宗，通過這種手段試圖拯救中國天主教會，他們被稱為“官方”（“愛國”）團體。

雖然這意味著在中國天主教會內部有兩個對立的團體但是從來沒有“裂教”。中國祇有一個教會，內部分裂為兩個團體，兩個團體都公開承認他們與普世教會和教宗是團結合一的。

在目前的談判中，雖然有很多的呼聲，人們很難相信共產黨政府將取消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事實上，愛國會的存在鼓勵信徒熱愛自己的國家，本身是一件好事。沒有理由為什麼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不能繼續在主教的指導下，但條件是他們避免從開始在他們的章程提出愛國會的目標是使中國教會“獨立”。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和教宗的合一是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人仍然可以繼續講一個地方教會，在相對意義上，任何其他地方教會以國家為基礎的主教團都是“自治”的。假如中國要求中國天主教會獨立於羅馬，這就意味著中國天主教徒沒有宗教自由。

問題是至關重要的，然而此刻又過於復雜，不是幾個回合談判就能解決的，還有其他的問題需要首先處理，這些問題涉及到有關主教任命問題。三十位非官方的（“地下”），由教宗任命的主教仍在等待中國政府的認可、八位由國家任命的主教在等待教宗認可，但其中三人被羅馬絕罰。保定教區的主教蘇志敏已經在監獄裡了幾十年、上海主教馬達欽被軟禁，而教區神學院出版社等已經癱瘓了10年。在另外兩個教區，羅馬任命了“一位主教”，但政府同樣任命一位。兩位中的那位將被認可呢？每一個問題有其自己特定的背景，增加了解決問題的難度。

正在溫州教區發生的是老主教朱維芳去世，邵祝敏接任（由羅馬任命但是中國政府認為不合法），上週被警察帶走再次不清楚。中國政府會接受邵為接班人嗎？此外，9月7日政治局七常委之一俞正聲提出 “中國化”天主教是什麼意思？同一天政府公佈了一項《宗教事務條例修訂草案》，該草案並沒有提出政府收回對宗教的控制。

在2015年10月，一個六人團隊從梵蒂岡到北京進行另一輪的談判。他們參觀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奠基人之一利瑪竇陵墓，他們與北京主教（李山）、以及與（非法主教）馬英林和郭金才會面，後兩位是被羅馬認為不合法的中國主教團成員。這次的會晤被視為一個積極的跡象，新的希望在增長。三個月後也就是今年一月北京談判代表再次前往羅馬，並在四月梵蒂岡小組再次前往北京。在此之後一個被人所熟知的 “一個工作組”將繼續談判。跡象表明可能在數週或數月在主教任命的問題上簽署協議。但到今天的9月這種情況尚未發生。

雙方的談判者低估了一些上述提到情況合法的複雜性呢？還是北京和羅馬都必須處理各自陣營內的對立意見呢？也許兩者皆有可能。

教會的人感到困惑，面對如此多的問題，教宗方濟各和他的談判人員是在一個健康的現實主義的指導下優先討論主教的任命。在中國國內的主教們，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主教都已公開支持教宗談判協議所做的努力。實現這些將是朝著建立一個合法化中國主教團由羅馬與中國認可邁出一大步，且包括所有的主教們官方以及非官方。這將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就，但它的前提是和解並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

與此同時在香港一些天主教徒公開反對教宗方濟各發起的對話措施，這可能對中國國內一些非官方的主教們產生消極影響，使他們猶豫是否加入與有官方主教所參與的主教團。再者，中國政府是否準備好非官方主教們的加入？

但是我們已經被給與了充滿希望的理由，在7月31日，香港樞機主教湯漢寫了一封具有歷史性的牧函，聲稱談判正在向積極方向發展，並呼籲信徒這次歷史性的對話與教宗方濟各團結一致以便結束長期的僵局。此外，帕羅林紅衣主教（Pedro Parolin）8月24日在Avvenire報上刊登接受採訪時表示，談判會本著“雙方善意的精神，為了大家的好處，實際的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

在這慈悲喜年，或許教宗方濟各將要完成他的大膽計劃：使天主教在中國的情況向正常化邁出一大步。但是要處理一連串複雜的問題和繁重的談判議程，在過去的60年告誡我們不要天真的把問題簡單化解決。
 

Jeroom Heyndrickx (韓德力) 天主教聖母聖心會神父
台灣牧靈研習所及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的創辦人

附註: 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已刊登於2016年9月23日倫敦天主教周刊“THE TABLET”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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