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風自南──天主教在臺北的開教　古偉瀛

 
　　天主教在十七世紀曾短暫傳入北台，十六年後離開，兩百多年後再從南部傳入。隨著臺北在政經地位的日漸重要，教會也隨之往北發展，中法戰後情勢漸穩的1887年才正式在臺北的和尚洲開堂傳教，並從此進入大臺北地區，直至今日。由於以往臺北開教的經過史實有些錯誤，有些地方並未將教會史實放在外在的大環境脈絡中來討論，因而對此段歷史缺乏較全面的瞭解。本文想利用原有的西班牙文、日文及中文的資料進行比對，就臺北的開教，整理出較符合真相的輪廓，供有興趣的人士參考。一方面可呈現早期傳教的經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臺灣近代發展的一個側面。
 
 
關鍵詞：和尚洲，大稻埕，何安慈，林茂才，楊多默，靜修女中，道明會

abstract
The Catholic Religion was introduced in Northern Taiwan briefly from 1626-1642. After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Taipei city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the Catholic Church which was reintroduced in Takao(modern day Gaoxiong) in 1859 had been gradually moving northward. With the aftermath of the Sino-Franco War(1884) Settlement, the situation became stabilized and anti-foreignism gradually diminished. In 1886, upon the request of some unsatisfactory Protestant converts, Catholic priest C. Arranz in Luo-chu of Central Taiwan came north to He-shang-zhou of Taibei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opening a church. The Provincial Vicar of the Dominicans, Fr. Francis Herce, decided to go ahead and a small chapel was set up in 1887.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Taipei Catholic church. In the next 30 years, the Church developed and expanded all over the Taipei area and build up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ture growth.
Based on Spanish, Japanese and Chinese sources, correcting some factual errors, putting in a wider perspective, this essay hopes to give a more balanced description of the beginning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aipei Catholic Church. It is hoped that this essay will not only tell us the process of the Catholic evangelization in the North, but also shows one aspect of Taiwan’s modern history.
Key words: He-shang-zhou, Da-dao-cheng, Fernandez Clemente, Celedonio Arranz, Tomás de la Hoz, Blessed Imelda Girl’s School, the Dominicans (O.P.)
 

一、問題之提出
二、北上開教之醞釀
三、日本統治與監牧區之成立
四、臺北傳教佈局之完成
五、結束語
 
　　有關天主教在臺北開教的記載，除了見之於道明會在台傳教士所寫的報導及信件外，較有系統的應是由楊多默口述，根據Colomer以西班牙文寫的初稿，及高熙能的回憶，再經日人大國督編寫而成的《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此書後經陳嘉陸翻譯，再經江傳德改寫，加上一些自己的瞭解，並添加戰後的一些發展，在1990年出版了《天主教在台灣》一書。[1]方豪神父曾將臺北開教史濃縮成一文，即〈臺北總教區簡史〉。[2]而臺北總教區在紀念成立五十週年時，也出版了紀念冊。其中的臺北開教，乃以上述著作為根據，由羅漁教授寫成的。
 
　　臺北開教史的輪廓大致可以經由上述的著作而確定，然而仍有一些史實及史料的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目前的中文著作中，陳嘉陸的翻譯可在網站上看到，但其譯文十分生硬，處處可見日文文法的表達方式，且多改成國人立場以及民國紀元，不易閱讀；而江傳德之書，其譯文較通順，然而有些細節不夠仔細，前後矛盾，且錯字甚多，後繼的撰文者也因此沿襲不少錯誤。有些史實經過歷次傳抄，一誤再誤，若不及時釐清，將永無出土面世之日，因此有此文之作。
 
　　史實需要史料來支撐，但由於台灣天主教的史料性質特殊，產生不少問題。例如，早期未有清楚的戶口，不但是原住民的人名，連許多漢人也都只有音而無字，因此要從「堂區登記簿」來找尋確定當時之人物，殆不可能；而西班牙道明會士登記時，又是以羅馬拼音寫入，且以閩南音為主，還原漢字更不容易；若再從日文著作所使用的片假名來找，還更增加困難，例如：傳教員林水龍就常被寫為林水蓮，而嚴超由於聖名是文森，西人稱之為Vincent Tio，未提及姓氏，中文譯者卻譯成了焦文生傳道員。日文著作有其發音及還原的問題，必須再從其最初來源追尋，或許能解決部份的疑問。有關十九世紀後半的台灣傳教史，最重要的來源應該是 Ramón Colomer, Historia de la misión dominicana de la Isla de Formosa,1859-1899。[3] 雖然西班牙文的記載仍有本地人名及發音的問題，不過至少可以改正一些由日語音譯至中文的差錯，以及釐清某些細節。
 
　　正由於史實的有待釐清，而且對於教會發展的更佳解釋，更有待於放在較廣的脈絡中來進行，本文將在以下首先敘述由南向北開教之醞釀及籌備；其次則討論臺北教會發展的第二階段，亦即在1913年臺灣脫離廈門監牧區，獨立成為一個監牧區的前後經過，特別指出這是一個臺北教會發展突飛猛進的時期；第四節則論述昭和時期台北傳教佈局之完成；最後則嚐試討論臺北開教後的特色及其在台灣天主教史上所具備的意義。本文試著將臺北開教早期較可靠的事蹟整理出來，並企圖整理出其問題及歷史意義。所利用的文獻除了一些檔案史料外，以日文的大國督所編之書、黃德寬所譯的西文書，[4]以及前引的西班牙文相關的初稿，江傳德、陳嘉陸之譯文以及歷來出版的教區紀念冊也都參考。

   
（一）、天主教初傳：
 
　　早在1624年，菲國道明會就派馬地內士（Bartolomeus Martinez）到台，但為風吹至廈門。次年再至，從基隆登陸，調查後返菲報告任總督Fernando de Silva。次年又派了12條舢板，3艘西班牙遠征軍大帆船隊來台，共有五神父及一輔理修士。1626年五月十二日，西班牙天主教道明會玫瑰省傳教士到達基隆，並展開傳教。西班牙軍隊登陸後，即築「聖救主城」（San Salvador），稱基隆港為「聖三港」（Santísima Trinidad）。後為蕃族在社寮島一角建「諸聖堂」（Todos los Santos）。不久，又為漢人在「澗內」（菲律賓之習俗，稱漢人居地區巴厘安（Parian），東西洋考稱為「澗地」，亦曰「澗內」）建一堂。此堂毀於崇禎三年（1630）之颱風。基隆之「澗內」堂既毀，教士乃將舊材料在金山（原名金包里）建聖若翰臨時聖堂。
 
　　崇禎元年（1628）西班牙教士已隨軍隊在淡水登陸，土蕃逃往關渡及北投山中；教士又往傳教，並勸返平地。崇禎五年（1632）建（玫瑰聖母堂）。同年三月，西班牙人即自淡水，溯淡水河而進入新店溪沿岸地區。 崇禎十五年（1642），台灣北部亦為荷蘭人佔領，西班牙軍隊被迫退出，教士亦被送至巴達維亞。[5]
 
　　荷人為鄭成功驅逐後，菲國道明會想恢復，剛好有一義大利人Vittorio Ricci認識鄭，由鄭派往菲律賓，要西班牙人投降，未成，但在船被風吹至基隆。該地教友二十年未見神父，紛紛拿唸珠及聖像見神父，希望其留下來，但此神父得向鄭覆命。
 
　　菲律賓玫瑰道明會一直想重建台灣的傳教事業，以宣揚聖福音。1673，菲國玫瑰省道明會派四人來華，但漂至安平，鄭經對待傳教士不友善，被捕送至廈門，再遣回馬尼拉。1675年，曾有四名會士到台南。1695年，Pedro Muñoz 和 Juan Astudillo 兩位神父到大陸，設法進入台灣。
 
　　巴黎外方傳教會巴錄主教（Francois Pallu M.E.P.） 乘英船至中國，但被迫在1683年8月14日至台。他們發現有三組基督徒，一組為40人，自中國或印度來的；一組為自基隆道明會所遺，一組為荷人所建在西港之基督徒村，但35歲之人未曾見過神父，都只記得些經文，一週一次在一屋中集合念經。巴錄乃教其最緊急的悔罪儀式，再教小孩領洗，堅振等要理，重新確定其婚姻之有效性；1683年7月，滿人來了，征服此地，他也回中國去了。
 
　　直到1714年4月3日，耶穌會士馮秉正（Joseph-Anna-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等三人來台測地圖後，才再有教士前來，然此時漢人中無教友，僅有一些跡象顯示土人有些是過去的教友，但所指的是基督教友。
 
（二）、天主教再傳：
 
　　西元1858年第二次英法戰爭暫時和談，簽訂中英中法天津條約，條約中規定清朝再開新口岸，臺灣地區開放安平、淡水、基隆、打狗數港，並保障天主教與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工作。例如中美天津條約中就有規定：
 
　　耶穌聖教，又名天主教，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於人。嗣後所有安分傳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他人毋得騷擾。[6]
 
　　教廷傳信部得知後，立刻通知道明會總會長歐志神父，並授權准許玫瑰省（菲律賓）道明會士開始台灣地區傳教。1859 年元月，菲律賓道明會決定來台重新開教，派遣教士郭德剛（Fernando Sáinz）由馬尼拉動身前往福建，與廈門的洪保律（Angel Bufurull）教士會合以後，共同來台。五月十九日，一行人在打狗（今高雄港）上岸，但隨即引起地方居民的側目，及朝廷地方官員的疑懼及迫害，後來經過郭德剛的艱苦努力，才逐漸安定下來，在前金建立教堂，並向屏東的萬金平埔族傳教。[7]
 
　　1865 年3月有一群蛤仔灘（現在宜蘭附近一帶）的平埔族人南來訪問郭德剛神父請派傳教士，談話中發現此族自十七世紀以來就己使用陽曆，可能是西人所歸化的後代。郭神父不忍拂其虔誠之心，也想為將來傳教佈局，不顧神父及傳道師之不足，遂與頭目約定遣派一有經驗之傳道師至該社，但此人到了台南就生了一個月的病，病癒後，又走了十二日才抵達三貂角。然由於當時有戰爭，原住民皆忙於備戰，而無暇傳道。^[8]　這位傳教員在當地居住之時，曾親眼見到漢人：
 
　　把那一帶三十六個村莊中的十四個放火燒掉。這十四個村子就是一直拒絕接受漢人的統治和影響的。當地的民眾聽說漢人逼近村子，都逃跑了，房子被夷平時也無暇去回顧。傳教師跟著當地人跑到山裡避難，……實在不是個傳教的時候，人們還是驚慌不安，怎能接受福音？^[9]
 
　　不久傳教員錢用光了，只得回南部。北部傳教也因而暫時中止。
 
　　但在1868年，道明會又開始計劃基隆的傳教。基隆本為道明會十七世紀傳教之處，郭德剛神父等一直想恢復老教區的傳教。他們念念不忘兩百多年前在基隆殉教的同會會士。^[10]1868年10月間，郭區會長派遣良方濟神父及一傳教員，乘菲律賓教友伯多祿‧加連志諾（Peter Qualentino）的帆船，從台南安平乘舟到基隆，前後共花了四十天才抵達。次年又自馬尼拉派一華人神父江味增德（Fr. Vincent Kang）前來基隆協助。區會長良方濟神父（Francisco Herce, 1839-1894）以七百元買了一房子，又得江神父之助，不少慕道者來，但不幸的是良神父水土不服，染病後於次年返回高雄，餘下江神父及傳教員也染重病離開，教會乃委託當時在該地推廣茶葉的英國人達陀氏(John Dodd)^[11]及加連志諾照顧，但也僅能維持到1880年，其後將土地及房屋賣掉，暫時結束該地的傳教活動，^[12]一直要到日治時期教堂才重開。
 
　　1872年楊真崇（Andres Chinchón,1838-1892）區會長提到北部村莊領袖的邀請，但他有所保留：「最近，收到一些北部村莊首領的信，他們請我和別的神父去拜訪；希望他們是邀請我們去傳教，但也可能是引誘我們北上，而後加害。所以我決定觀察一段時間確實瞭解他們的意向再說。」^[13]換言之，當時並未採取行動北上傳教。
 
　　1883年台灣傳教區發生了一些變化：此年台灣傳教區屬於廈門代牧區（Apostolic Vicariate）而有了正式的教區長，首任為楊真崇（Andrés Chinchon），但次年就升任廈門代牧；繼任者為黎克勉（Isidoro Clemente）。[14]
 
　　1884 年中法戰後，由於法軍曾佔領過淡水數月之久，道明會十分懷疑有他國天主教傳教士來北部傳教。按照當時教廷的規定，台灣全島應由道明會士綜理教務，進行傳教，任何人即使想要在台灣傳教，也應該先徵得該會在馬尼拉或廈門代牧區的同意，這也是為何在中法戰後，良方濟會長派遣何安慈神父（Celedonio Arranz）到臺北來傳教之一因。
 
　　良方濟在1886年向總會報告說他聽到消息：「在淡水有一個人，無論就行事或外觀，必定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似乎已從官員那裡得到一塊土地，且許可建天主堂。報告中說他穿毛製的黑袍，所以必定是位司鐸。」[15]良會長以為此人應是一位隨軍司鐸，在中法戰爭時登陸，「當他們看到基督教有那麼多教堂，而找不到天主堂時，一定會努力推動傳教工作的。」^[16]因而認定到北部推展傳教工作是「迫切需要的」。
 
　　通常天主教在臺開教的模式是先派一位傳教員瞭解當地的情況，如果感受到當地居民的熱情及友善，就會在附近先租一間民屋，當作「道理廳」，或稱「保守所」，由傳教員定期在農閒時，或夜間為村民講道，姑婆（女傳道員）每天下午也可能到農民家中與婦女及小孩講道聊天。經過半年一年後由傳教士神父來施洗。在有數十位教友後，傳教士就會買土地，再設法向馬尼拉總會要錢蓋教堂及神父、傳教員住所，然後就以該教堂為根據地，向四處傳教。而每位傳教士之間的距離應該在一天的腳程內，以便互相照應。
 
　　臺北的最初傳教之地是在和尚洲（今日北縣之蘆洲），此與基督教長老會的內部糾紛有關。原來加拿大的長老會，早在1872年即定居臺北，傳教活躍，[17]到了1883年有些信友與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 或稱馬偕）牧師發生爭議。為此，信友李兼葭南來彰化羅厝，^[18]邀請天主教前來臺北傳教。^[19]其時羅厝為何安慈神父所管理，他先在1884年五月下旬，派遣兩位教友先去觀察；一個月後又派另一傳教員張歷山[20]北上，何神父更在1886年六月下旬親自去考察。他在當地停留五天，所見所聞相當滿意。在他的印象中，認為北部人求道熱忱高，是一有希望的傳教沃土。^[21]
 
　　此時的大環境有了進一步變化，原來沈葆禎在牡丹社事件後，光緒元年（1874）六月十八日向清廷提出臺灣北部別置一府。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清廷正式批准增臺北府。自此有臺灣、臺北兩府，臺北府管轄淡水、新竹、宜蘭三縣和台北府分防通判（即雞籠廳）。
 
　　光緒十一年七月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上奏建議臺灣建省，九月五日慈禧太后諭令建省，不久任命劉銘傳為「福建臺灣巡撫」。光緒十三年（1887）八月十七日，劉銘傳向清廷上「臺灣郡縣添改撤裁摺」，將全臺分為臺北、臺灣、臺南三府和臺東直隸州。臺北府下轄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和基隆廳。[22]換言之，政府層級加高，公權力也提高，對於北部的發展及秩序的維持有了較好的前景。
 
　　另一方面，台灣北部當時政治公權力所及之地是頗有限的，板橋的林家勢力頗大，馬偕初來時一直無法進入其勢力範圍，一直要到1879年林家放棄仇外情緒後，才較緩和。[23]
 
　　區會長良方濟神父充分考量後，決定向北部傳教。乃於1887年三月七日派何神父再往北部，與傳教員陳沛然[24]及兩名教友同行，經十二日方抵該處，乃以每年一百元的房租，向李頭租了一間道理廳，有一位基督教徒跟何神父在一起，協助當地的傳教。^[25]同時何神父也往大稻埕，以類似召開佈道大會的方式傳教，又派傳道員張歷山向大稻埕六館口街（今日之建成區六館里）[26]李錦江租屋開設天主堂，每年租銀一百元。[27]在此兩處安頓下來後，乃將進展的情況向良方濟會長報告。^[28]良會長於是親自北上視察教務，所到之處受到北部民眾的歡迎。有一段記載如下：
 
　　在「蒞臨之當日，和尚洲之教友，每戶揭旗點燈結彩，又到處盛放鞭炮，熱烈歡迎」，「歸途時，並乘[坐]以除知府外，無人敢乘[坐]之豪華之轎，鑼鼓喧天，人山人海，行列歡迎至城外。」^[29]
 
　　這些高姿態的行動與長老會明顯發生利益衝突，而此時正逢中法戰爭結束後不久，北部地區乃與法軍短兵相接之地，當地基督教堂曾遭刼掠，後賠款結案。民間對於法國尚懷怨恨，因而，何神父在臺北定居四個月後，遭到下列指控：「天主教為先年攻擊台灣之法蘭西國教」。^[30]此舉意圖顯然要煽動北部人反對天主教之情緒。由於地方不大，天主教此時又與基督教之激烈競爭，爭取新的皈依者，難怪會有上述不利的指控出現。在另一份官府的報告中也可見到此時複雜緊張的情勢：
 
　　查天主教士法人甚多，民間亦但知為法人之教，台民與法積忿已久，豈有隱忍不發之理，一經聚眾，法令不能禁止，該教肇亂者弊雖無確據，而民間傳說，深信不疑。近年各省教堂之案，往往因此而起，且天主與耶穌勢不兩立，臺北耶穌教民已多，將來不獨民教不能相安，即兩教亦不相安，台灣民情囂悍，動軗聚眾滋事，況與法人有難解之公憤，與其日後釀成事端，何如目前早為杜絕…。^[31]
 
　　台灣巡撫劉銘傳接到此控案後乃要求淡水知縣調查此事，
 
　　在福建一省，二教併行，因何臺地獨耶蘇可以行傳，而天主一教則欲行屏逐，無乃厚彼薄此，誠恐於理未順，隨傳傳道張歷山面詢，據稱何鐸德帶有執照來之傳教，僅據繳到遊歷執照一紙，詰其既係遊歷，並無傳教字樣，現在民心不服，不若趕緊停止，兩有裨益，曉以利害，喻以情理，張歷山亦無詞可對，自將門上天主堂匾額下，據稱暫停開講，至和尚洲一處，亦稱通知暫停，
 
　　查天主教係法人尊崇，前次法人侵擾臺北，民間受禍甚慘，百姓疾首痛心，恨之不已，尤屬實在情形，若該教士冒昧設立教堂，商民不辨何國教士，將來釀成事端，非官紳所能勸禁，轉不若諭令該教士暫行停退，以免違眾取禍，
 
　　查和約雖准傳教，而教士必須遵照定章，凡遊歷傳教人等，須由中國總理衙門發給傳教諭單，或領事發給執照，欲往何處，先由何處地方官查驗蓋印，方准設堂傳教，此次教士何鐸德來臺北傳教，並不照章呈驗傳教諭單，亦無貴領事照會，輒自租屋設堂，[32]
 
　　結果何安慈的罪狀是其所持傳教證件僅為遊歷護照，且其租屋時並未向地方官申請，程式不合。何則回稱其護照是和在當地傳教的加拿大長老會馬偕牧師完全一樣，此也經台灣道台及英國駐安平領事霍必瀾（Pelham Laird Warren）證實，而馬偕牧師卻可自由行動，毫無限制；至於租屋之事，何則承認稍有瑕疵。十天之後知縣前來教堂移走教堂招牌（rotulo），何神父則尋求英國駐淡水領事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以及西班牙駐廈門領事Mr. Tomás Ortuño之協助，由他們提出抗議。此時，淡水知縣向何神父致歉，因為他原以為何神父是在傳佈法國宗教，現在方知是誤會。1887年七月十日，西班牙駐廈領事Mr. Ortuño告知何神父避免跟法國人有任何來往，並要他「在未跟Mr. Giles商量之前，勿有任何行動」。Mr. Ortuño也寫信給劉銘傳，請他勿干預此事。七月十八日劉銘傳將何神父所租的屋主兩位下獄，其中之一還被迫將年租一百元還給何。
 
　　何神父仍請翟領事出面協助，但英領事以未經西班牙正式授權而不介入。^[33]八月十日在Mr. Ortuño之堅持下，劉銘傳終於提出三條件，亦即教堂中不准女性進出，傳教士不包庇匪類；不得在市中心或市場活動；教友婚喪，不得前往其宅與人混雜。茲將原文錄於下：
 
　　何鐸德開堂設教，必須擇僻靜之所，不得在大街通衢，有礙居民地方。所傳之教，務須同耶蘇一樣，勸人為善。教士須立品待人，堂內不得收養婦女及包庇匪類、不受尊長約束。凡遇教民家中婚喪之事，教士不得前往幹預，以避嫌疑。彼此輯睦，而免滋事。^[34]
 
　　十月二日劉銘傳將此三條公佈於大稻埕各街道，而何神父則暗中在大稻埕的歐洲人聚居之地區內租了一屋。十月中，英領事翟理斯通知何神父已得西班牙駐廈門領事之正式授權，乃在其協助下找地蓋堂，^[35]終於在1888年六月，何安慈神父在和尚洲花了一千五百元買了一塊六百餘坪的土地地，建了四間房屋。其中一間為臨時教堂，一為神父宿舍，其餘二戶為道理廳以及女傳道姑婆之宿舍。^[36]
 
　　1888年，何安慈神父也在臺北城「太平町」之一角落租一屋作為道理廳，在該處傳教約一年之久；此時由於正是馬偕牧師在臺北最活耀的時期，在基督教的紀錄中也有下列一段紀錄：
 
　　他（馬偕）的助手及道教員幾乎有一半是他曾辯論且獲勝的新皈依的前文人。1888年他也向一些企圖在東海岸的小城開教的天主教徒挑戰，而其中兩位福建本地的傳教員加入了他的工作，其中之一是一位「傳教員」（preacher）。[37]
 
　　這種基督教的報導當然不見於天主教的史料中，其中所講的小城並未清楚標明是何處。其真實性如何待考，或許是人們在選擇宗教中的一些常見現象。可以確定的是當時天主與基督兩教在分食同一大餅，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
 
　　何安慈神父同時也四處尋找適合傳教蓋堂的土地，最後在大稻珵新店尾（今日圓環附近），花了一千元買一片地，開了一間道理廳。1889年以三千元建了一座兩樓的屋宇，寬十五尺，深五十尺，樓上為神父住宅，樓下充作教堂，亦即日治後所稱的大稻埕蓬萊町臨時聖堂一直使用到1905年。^[38]
 
　　除了和尚洲及大稻埕，滬尾（Hobue，今之淡水鎮）也是新傳教之地，1889年，何安慈神父曾在附近的興化店（今北縣三芝鄉興化村）開教。1890年三月十二日，畢大齊（Francisco Pitarch）神父被派往此地任本堂神父，但受到長老會教友的排斥，同年返菲律賓。六月二十二日雷賽逸（Blas Saez Adana）神父抵台，立刻進駐此地擔任本堂神父，直到1895年。而1891年何安慈神父應小基隆（今北縣三芝鄉）莊長之請，舉辦了一次成功的佈道會，會後乃設一傳道所，請吳伯鐸傳教員駐在該地，然而與當地長老會信眾不斷發生衝突，有一次還遭到一百五十名人士攻擊傳道所，一直要到馬關約後日本領台，衝突才平息。^[39]
 
　　天主教在台傳教第一期(1859~1895)開教時間地點表：
 

1887年	和尚洲	何安慈神父
1888年	大稻埕	何安慈神父
1889年	淡水興化店	何安慈神父

   
（一）、初期至監牧區成立：

　　1894年的中日戰爭結果，使清朝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日本在1895年6月佔領臺北，當時在大稻埕的神父為何安慈，在日人臨近臺北城時，傳教員張德潤（阿論先？）[40]聲稱受西班牙傳教士指派到當時的錫口（今日的松山）去告知日軍台北城內的情況。[41]他當時正在生病，似乎是嚴重的中暑及疝氣，[42]使其寸步難行，而此年由於在彰化引發相當嚴重民教糾紛的林茂德神父（Nemesio Fernández,1866-1895）才在四月五日[43]被遣返廈門，聽到何神父有病需要有人照顧，更重要的或許是因為日本人即將統治臺灣，使他充滿了希望，因而在七月五日即由廈門渡臺，前來大稻埕。[44]三天之後林神父就因突然霍亂而去世了。
 
　　在黎克勉教區長神父（Isidoro Clemente, 1853-1915）1895年9月的教務報告中，摘錄了林茂德神父在去世前一天寫的信：
 
　　我能在這兒住多久呢？我是為協助何安慈神父而來的，他的病情相當嚴重，寸步難行。他會終生半身不遂嗎？現在有一位日本人在照顧神父。

　　日本軍隊緩慢地向南部進攻，遭遇到很激烈的抵抗，使得日本人對老百姓監視很嚴厲，怕他們協助義民。如果日軍攻下彰化，情況大概會有所變化。

　　有許多日本人來聖堂拜訪我們。他們會寫漢字，所以可以用筆談互相溝通。昨天有一名皇家衛士來訪，他是教友，聖名若望。我們成了朋友，希望有機會和他談談中南部教友們的處境。

　　如果可能的話，我會和他一起去中南部。[45]
 
　　何安慈神父也在1895年9月從淡水寄出的信中感嘆惋惜：
 
　　林神父對於淡水的一切都很滿意，他原希望在日軍佔領後，有一番作為。他有信心在幾個月內學會日文，和日本當局建立友好關係，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推展傳教工作。他雄心萬丈，計劃不少，然而死神的來臨，使他的構想頓時化為烏有，多麼可惜呀！他還不到三十歲呢！[46]
 
　　何神父不久也離開臺北到廈門養病，並與其他五位在中南部受到反日軍攻擊而逃難的五名教友於9月返回臺北。[47]臺北看來並未受到戰爭的波及，倒是在雲林、斗南、斗六及沙崙仔一帶教會大受打擊，謠傳已教友當嚮導，高恒德神父（Francisco Giner, 1863-1946）任前鋒引領日軍，去世的林茂德神父殿後來佔領中南部，引起反日軍對教會的攻擊及破壞。[48]
 
　　但對教會而言，戰爭意謂著無謂的重大損失。天主教與基督教都處於同樣的境地，下面這一段基督教的描述恰好也是天主教的寫照：
 
　　在這一年中，無論南或北部的教會，都遭遇到重大的迫害和損失。在日軍登陸臺灣之前，一些人懷疑基督徒串通日軍，故慘遭嚴重的迫害。當日軍侵入臺灣時，日軍又誣基督徒唆使暴徒反抗日軍，因此，大捕基督徒，拘留、虐待和慘殺，並且禮拜堂被佔為駐軍之用。北部教會的禮拜堂被日軍佔用者共二十所，信徒被殺和失蹤者計有七百三十五名。[49]
 
　　美國在1898年與西班牙發生戰爭並獲勝後，菲律賓改由美國人統治，但在傳教政策上不但沒有減縮，反而更增人手：「一八九九年，菲律賓由西班牙割讓給美國時，神父增加到九位，因為那次同時增派四位神父。到目前為止大都維持這數目。」[50]
 
　　1898年，蘆洲臨時聖堂突遭水災，聖堂附屬之二三棟房屋均被沖毀，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兼管台灣教務之廈門黎克勉主教前來視察，乃撥款修茸。此一小堂之教友，自開堂至1938年，教友常維持在五十名左右，1939年夏，忽增至六十七人。
 
　　馬守仁神父（Manuel Prat, 1873-1947）於1898年來臺，在淡水任本堂，1903年由淡水調至羅厝為本堂神父，推行教務不遺餘力。1915年他更將傳道學校從羅厝遷移到臺北蓬萊町。^[51]
 
　　林茂才神父（Clemente Fernández, 1879-1952，又稱林啟明），乃英年早逝的林茂德神父之弟。1903年來臺，先在大稻埕服務，1905年任淡水天主堂本堂，後又轉任臺北大稻埕本堂。他在臺北十分活躍，我們在當時的報紙上看到他有時會與長老會牧師辯論，也與不同意見者爭辯。[52]且看1906年八月十四日的一則報導：
 
　　艋舺布埔街二十二番戶呂斑虎，本年三十三歲，屠獸為業，不知何時歸依天主教，日往頂新街天主教堂，見家人之祀祖先，心殊不滿，而其妻陳氏柑與弟婦陳氏紅兩人，皆不以為然，不與之同。本月十日午後六時頃，忽有天主教宣教師林茂才，與其他宣教師及通譯各二名，擁至斑虎之家，謂既入天主教，家中所祀祖先牌位及神佛之像，應遷之教堂。言訖遂欲攜去。陳氏柑及陳氏紅兩人，則曰信教者只有斑虎一人，祖先乃我等所祀，不敢從命。宣教師終不聽，必欲攜去乃已。遂大唇舌，聲傳戶外。鄰近有連中者聞，之與其鄰百餘人，結隊而至。彼等皆深惡天主教者，因黨二女而詰責斑虎，且同聲相應，痛罵天主教幾不絕口，如波翻濤湧然。同街甲長玉恐其釀成大事，一面先來彈壓，一面請警官前來調查。越日呼其關係者來訊。據天主教側雲：教會中人不能祀神佛及祖先。結局使為親族協議，著斑虎一人別居，各遂其信教自由以願，其事始得歸著云。[53]
 
　　這次民教糾紛不但顯示林茂才的傳教熱忱以及當時對新入教者的作法，也看出在日治時代不再像清朝，若有民教糾紛時，由當地的保甲體系組織居中協調，緃使反教情緒熱烈，人多勢眾，也得由公權力介入調停，並確保宗教之自由。
 
　　鑑於本地的教友方面數目日多，臺北林茂才神父，於1904年拆除臨時聖堂，1906年完成臺北巿第一所教堂，但完成後卻因巿區改正抵觸都巿計劃道路, 因而在1908年被拆，1911年在舊堂附近新店尾地段蓬萊町29號空地上花了三萬餘圓興建歌德式蓬萊町大堂，是北巿當時最雄偉的建築之一。為這次的遷移，教會以為沒有必要，但殖民當局堅持，當曾動員外交力量與日方談判，以較優渥的條件補償。1911年七月六日  大稻埕西班牙教會堂移轉確定，五年以來的交涉得以解決。[54]
 
　　由於日本在臺統治已漸上軌道，而臺灣教務仍受制於廈門代牧區，傳教人員常兩地互換，這種在統治上已歸日本但在天主教會上臺灣仍是中國教會的延長的情況終有扞格。傳信部乃在1913年進行了一次臺灣天主教會史上重要的變革，亦即成立天主教臺灣監牧區（Apostolic Prefecture），完全脫離了福建的廈門代牧區的管轄。傳教士也開始從臺灣與道明會玫瑰省在日本負責的四國監牧區中互調支援。首任教區長為林茂才監牧主教，他在任七年後，1921年由曾在臺北傳教，後轉任四國，日語流利的四國監牧主教楊多默(Tomás de la Hoz, 1876-1949)擔任。[55]
 
（二）、靜修女中之成立
 
　　教會在地方上的發展必須要有一些事業，而這些事業又必須與其他世俗工作不同，創辦教育是很好的選擇。在天主教傳入初期，教會當然會辦一些學校，然而只是非正式的，有些是為了要傳教，教授天主教的「要理問答」，順便也教一些基本的識字工作；另外，有孤兒院的地方，[56]對於日漸長大的孤兒，自然也有一些教學的課程。為了培養傳授要理的傳道人員及姑婆，教會也會開辦一些傳教員學校，進行較高深的教理培育。[57]天主教道明會在臺正式向政府申請建立的教育機構，最早的是1917年四月成立的「靜修女子學校」。
 
　　當時基督教長老教會早已有不少學堂，依日本殖民政府官方的統計，在靜修成立之前，基督教長老會南北所創辦的高中小學有二十餘所。[58]面對基督教長老會所建立的南北共五所的中學，在臺灣具有同質性但競爭甚為激烈的天主教道明會自然也應感到壓力。除了基於教會的理念，為培養優秀的、具有教會意識的青年，以利福音傳播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在1914年道明會玫瑰省有一個決議，亦即以創辦女子教學機構為其優先的工作：
 
　　在此辦教育成為傳教的最佳方式。其實多年前在各堂區已設有當地學堂（小學）讓男女生受教育。根據玫瑰會省1914年省會議所訂下的政策決定，在傳教區創辦女子學校：因此漳州女子學校及修院（1917）和泉州女子書院（由修女負責管理），和一所男子學校：漳州聖多瑪斯書院（1924年）福州聖道明書院（陽光中學）（1915年）。另一所在福州成立，是為當地的滿清女子所辦的學校（1912年）……約在這時，臺北的靜修女子學校Blessed Imelda School也在1907年正式落成。[59]
 
　　換言之，為了收納本省的女青年，使其與在臺灣的日本女生一樣，有受較高等教育的機會。臺灣地區中學校實在不足，無法招收所有有志進學的學生，所以在臺傳教的天主教道明會玫瑰省早在1909年，教會即向有關當局請求許可，設立一所女中。[60]林茂才監牧主教在1916年毅然開始行動，對於天主教打入社會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為當時時機也較成熟，早在1903年已有修女從菲律賓來臺，協助高雄孤兒院的管理，這些修女是屬於「道明會傳教修女會」，既然大環境有需要，而且修會也制定了女子教育的政策，人員也多少都有了準備，所缺的只是建校所需的經費。
 
　　靜修的創辦人林茂才主教早在1906年就有辦學的計劃，他在一封信上提到此事的重要性：
 
　　至於使工作更有效的辦法，我建議辦學校。如果在臺北能設立一所中學，並由兼曉日語、英語的神父管理，一定很成功。在兩、三年內，學生就能比西班牙任何一所學校多。我堅信這樣的學校必定贏得中國人和日本人的敬重。[61]
 
　　當時臺灣天主教會的最高領導向道明會借了六萬圓作為建築的費用，並依1905年頒布的「私立學校規則」之規定，向總督府提出建校申請許可。在經費上除了用學生所繳的學費，藉以維持外，每年由臺灣天主教會提供八千圓作為補助。學校的教授課程：有關第一部及第二部各科之修身及國（日）語由藤田あくり擔任教授；有關特別科之各教科目，由ハンユルアナヽチョ－ロン擔任教授。1916年十一月五日，私立靜修女學校之設立正式得到總督府的認可。[62]
 
　　靜修女學校的校名，英文稱為「Blessed Imelda's School」，按字譯出來是「真福嚴美黛學校」。[63]至於中文校名「靜修」兩個字，在原來申請時即用，顧名思義，強調「靜」及「修」，該校第一位女校長，道明會的洪奇珍修女就以「靜心修身」，作為靜修的擴稱，[64]沿用至今，成為靜修的校訓。
 
　　林茂才監牧向馬尼拉聖道明會借支的六萬元，用於購買已停工的臺北酒廠（又名黃氏釀酒廠）基址，興建了八百三十坪的兩棟校舍與五百六十坪的宿舍。由於兼收臺日女生，分為兩部。第一部所教的科目有修身、國（日）語、數學、日本歷史、地理、理科及家事、裁縫、圖畫、手藝、唱歌、體操。其中以裁縫時間為最多。與日本內地實科女學科相類似。第二部則由於是臺籍學生，在所有科目中，最重視日語，與第一部在此稍有不同。尚於1924年增設日文、歐文打字部，由在校學生之志願實地指導，至1935年之二月七日，應時代之要求，改正一部份之學則，併置家政科，修業年限，為期三年。大正六年靜修女子學校正式成立，實際入學的人計高級部有七十七位，日籍佔四分之三；初級部共七十九位，外國人兩位，全部共有一百五十八位學生。[65]
 
　　林茂才監牧主教在創立靜修女子學校後，因無法兼顧而全權委託聖道明修會玫瑰省的臺灣區會接任。事實上就是由前述的玫瑰省的道明傳教修女會負責實際的管理。有一段報導提到這些修女的表現：「既熱心又有能力的修女們，能做一般老師做不到的事：完全奉獻自己，為學生服務。這使得教師的陣容更難能可貴。……負責校務的六位修女深得本地人和外國人的欽佩。」[66]
 
　　日本政府在1922年，修改學制，靜修女學廢校，但在同年十一月八日，以新的法令批准設立「私立靜修女學校」，原有學生以其當時的年級再復學，改為四年制。改制後的學校，由楊多默監牧主教（Msgr. Thomas de la Hoz）擔任新校長。[67]靜修的辦學方針也自此明確遵從總督府指示與宗教脫離關係，其宗旨改為：「本校奉戴大日本帝國天皇大詔聖敕之宗旨，遵照大日本帝國之國是，以培育最具品格、最美善之帝國婦女，以此精神施行國民教育」。[68]宗教色彩表面上看來消除，事實上，當然還是設法多少加入教育的過程中，尤其是天天相處，各種課外活動都是傳教的機會。
 
　　然而，以帝國觀念及強勢統治著稱的殖民政府想進一步控制，一方面嚴加管理，一方面動員其資源為其政治軍事行動服務。為了要使私立靜修女子學校能成為正式登記有案的日本在臺高等女子學校，殖民政府，致力於將教會學校改組成完全脫離教會的高等學校，具體工作之一便是將原來的校長由當時的監牧主教楊多默)換成日本人，亦即在創校伊始即擔任該校（法律）顧問的小宮元之助律師，並將學校原屬的教會財團法人另行改組。
 
　　但靜修女子學校始終未能成為日本政府承認的女子高等學校，或因為推動此事極出力的臺北知事今川在1936年底為藤田所取代。藤田州知事於該年十二月一日視察靜修。另一原因可能是校長更迭頻頻，加上侵華及太平洋戰爭等產生的局勢動盪，殖民當局恐無力也無心將靜修女子學校改成正式承認的女子高等中學，一直要到戰後的1945年十月才被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承認，成為「臺北巿私立靜修女子中學」。1948年一月董事會經教育部核准立案，1951年四月全校才經教育部核准立案。
 
　　近代的教會要將資源放在純粹的宗教傳播，或是投入教育或社會慈善事業，一直是很難取捨之事。道明會在資源不甚充足的九十年前，毅然創建靜修女子學校，成為臺灣首座日臺兼收的女子學校，解決臺灣女子教育上的學校不足問題，也培養了有氣質且優秀的女公民，這是一個重要的貢獻。[69]在宗教上，雖然靜修沒有宗教課程，但與學生日夜相處的修女們以及近在咫尺的豪華壯麗的蓬萊町天主堂多少會對青年女子有耳濡目染，有所影響。[70]
   
（一）、教廷特使訪臺：
 
　　臺灣監牧區第二任監牧主教楊多默上任後，有一件較特殊的事是羅馬教廷派特使Mario Giardini於1923年一月時，前來屬地台灣視察；[71]日本在1919年首次有教廷派遣使節駐紮，^[72]三年後來台也是很自然的。使節由日本神父早阪久之助[73]陪伴，一月十日自東京出發，二月一日自基隆返回。先到臺北參觀大稻埕教會及靜修女中，受到總督府高規格的接待；再轉往台中，參觀佈道大會；再往南部高雄，有樂隊歡迎，參觀孤兒院，又到萬金，訪問原住民教友，再回高雄，並贈金五百元重建五塊厝教堂。[74]北上臺南，再參加台語佈道會；訪畢由台南前往埔羌崙教會，途中順便經過斗南教會，接受台糖公司接待，再到斗六教會，再赴田中教會，從田中到員林教會，再到附近極具田園風光的羅厝莊，最後才取道員林返回臺北。教廷使節對道明會在台灣的傳教工作印象深刻。^[75]
 
（二）、台北教堂與傳道所
 
1.樺山堂
 
　　在此昭和時期最重要的教堂應屬樺山堂的建立，此乃專為日本教友所蓋的小型歌德式教堂，由於有一些日本教友隨著殖民政府前來台灣定居，這些人的宗教生活需要照顧，因此在今日的忠孝東路口善導寺對面建立，紀念治台第一任日本總督海軍大將樺山資紀，集日本教友獻金，並資助三萬餘日元，在樺山町購買二百多坪的土地，專為日本教友建一新堂，寬三十尺，長六十尺，並附建二樓神父住宅一座，樓下為傳道所，於1929年七月一日完工。其時日本友尚不甚多，至1940，已擁有二百餘人。並組織一教友團體，名日「羊會」，又有專為青少年男女設立之藝廊，由日人工藤佑信主持，創刊「七星」小型刊物，工藤祐信調任後，刊物亦陷於停頓。 此外，又有教理研究會，每月舉行二次，至1938年亦告中止，「羊會」會長後由北川喜輝繼任。[76]
 
2.石碇天主堂
 
　　石碇位於自臺北經景美往宜蘭郡礁溪溫泉必經之山道入口處。風景明媚，夏季到此地的遊客不絕，欣賞風光渡假。從前有一位甚熱心之教友居住在該山谷鄉村，可是因距離臺北甚遠，當時交通還未發達無車輛往返臺北，而且無房間可借神父住宿，因之神父自然無法去他家訪問。於公元1919年白斐理神父（Rev. Felipe Villarrubia.）在臺北主持臺北堂務時，始帶傳教員第一次上山去訪問教友家庭，作為宣道之起點。六年後之1925年陶神父（Rev. Toribio Tobar）借用教友之房屋為住房，嘗試佈道，當時有眾多村民以熱誠之態度，來聆聽神父之講道。陶神父目睹此良好現象，非常感激興奮，之後一有機會就積極來此地推行傳教。因之求道者漸漸增加，遂正式開設傳教所，並派傳教士住在該地佈教。爾後教務蒸蒸日上，教友甚渴望有一座聖堂。
 
　　之後洪羅烈神父（Rev. Angel Rodríguez）接替陶神父管理此地，竭力傳教，有不少人受洗。因此愈迫切需要興建聖堂。遂於1933年，著手建堂，次年六月竣工。七月第一主日祝聖，由臺灣教區首長楊多默主教（Rt. Rev. Msgr. Tomas de la Hoz.）主持。同時有十六位新教友領洗，又有三十名教友領受堅振。1940年代，已有百三十餘名教友。[77]
 
3.新店傳教所與士林：
 
　　新店自從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設置撫墾支局以來，交通才逐漸發達，附近是山明水秀之仙境，有所謂臺灣赤壁之稱。當時人口約五千。
 
　　自公元1910年至1914年林茂才神父在新店及士林設置傳教所。然而此地接近繁華之臺北市，人心較輕浮，談到宗教即無人問津。結果在此地之傳教計劃終歸失敗，該兩處傳教所關閉。
 
　　其後新店方面，又再出現幾位求道者，再設立傳教所似又有其必要。故於公元1934年在新店購一棟約五十坪之二層樓，位於七張路一四八號，作為傳道所。據1941年之記錄，該地有五十名教友。[78]
 
（三）、基隆之開教
 
　　原來基隆港是臺灣最早開闢之港口，北臺灣之門戶。所以教會在此地，不但有傳教之必要，而且為寄港靠岸之一般教友之方便，早就計劃設立教會。可是市街不大，不易找到適當的教堂建地。1910年，由林茂才神父最初在山子腳設立傳教所，並派傳教員駐在該地傳教，結果得了不少教友。
 
　　1929年，經土地建物會社（公司）之介紹，購進一塊頗不適合之山坡地（今之文安里天主堂基地），並於1932年鳩工新建聖堂與神父宿舍。建堂時，當時任職基隆肥料會社之技術總工程師新谷忠治氏，乃是一位熱心教友，他在工作繁忙之餘，監督工事，因而順利完工。
 
　　該堂竣工後，山神父（Rev. Felix Sánches，一般教友稱之為山公）被任命為本堂神父。[79]基隆係要塞地帶，為此於戰爭時期，在宗教活動上若不特別小心留意，甚容易導致誤會，尤其是聖堂建在山坡上，可以俯瞰港灣，故更容易被日軍當局懷疑與注意。為此教會在此環境下，其位置的確不太理想。可是當時卻覓不到他地可遷。幸好在這段時期並無發生被誤會或懷疑等事。此即山神父費不少心機，謹慎從事傳教工作，而般民眾對天主教有相當之認識，不如滿清時代之仇教之故。該堂區轄有下列二堂口：
 
1.四腳亭傳教所：
 
　　公元1893年，居住於基隆郡瑞芳街四腳亭字楓子瀨之張圳德（臺北萊產科醫院院長張文伴醫師及張文禮之家父），乃當時四腳亭眾所周知之望族。因淘金事與人爭鬥結仇，仇人看中了張氏之財產，便與滿清政府官吏勾結，無事生非故意惹出問題，以脅迫張氏，並捲走其金品，，並無端侵住張氏之住宅，甚至強迫張氏提供鴉片、酒肴等讓其享受。張氏受不了奸官之困擾，竟不顧後果，將此事控告至滿清政府官衙請求保護。但經常背德污行之奸吏，不但不主持公道，馬耳東風毫無反應，反以官權為楯，益加逞威袒護不法之官吏，因之張氏束手無策。
 
　　斯時，張氏聽聞駐在臺北天主教會之外國傳教士，甚憐憫病患及同情撫慰弱者，所以他即刻至台北蓬萊町天主堂拜訪何安慈神父（Rev. Celedonio Arranz, O.P.），申訴其苦衷，並請求何神父代為想辦法，解決他所遭遇之困難。何神父非常同情張氏之遭遇，便立刻跟隨他至基隆官衙，控告污吏之暴行，並抗議其歪曲誣言。因神父言之有理，秉持公論，使政府要人無辯解之餘地。因此政府要員雖不改本意，但即約束申誡不法之官吏，始將此問題圓滿解決。
 
　　張圳德氏由衷感謝何安慈神父之誠意斡旋，因而對天主教之信仰發生興趣。便熱心研究教理，其家族遂領洗，成為模範教友。其後，何神父借其住宅為傳教所，屢屢長期滯留此地，竭力進行傳教。終於得了不少教友與求道者，此乃四腳亭堂口之開創。當時張氏對教會之幫助匪淺，然而張圳德先生全家，於公元1930年，遷居基隆郡七堵庄暖暖。但張氏借給教會用為傳教所之住宅，仍然讓教會繼續使用。[80]
 
2.暖暖傳教所：
 
　　前記四腳亭教友張圳德先生全家遷居暖暖後，他在經營事業之餘暇，仍盡力傳教，當時駐在臺北蓬萊町天主堂之林茂才神父亦時常到此地，向村民佈道，其間教友漸漸增加，乃於公元1930年開設傳教所。最初被任命駐在該傳教所之傳教員，是張圳德先生之親戚，熱心教友阮成添。張圳德先生逝世後，該地方之教務頓時衰退，無昔日之光彩，令人惋惜。[81]
 
　　是一九四零年代日治末期北部地區教堂的所在地及名稱，可以見到大小教堂合計，共有十座（見附錄二），這是道明會在台灣在人員缺乏，資金短缺的情況下，有此成績，誠屬不易。[8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臺北的教會就在西班牙傳教士的主持下奠基並逐漸發展，本堂神父在傳教員及姑婆的協助下，向四週緩步擴張。教務由監牧楊多默主持，另外修會則有區會長在中南部負責，靜修女中由修女管理，1936年原來在斗六創辦的小修院，後來遷往田中，再移至臺北，積極培養修生，並將畢業生送至日本東京大修院深造。[83]一切都漸上軌道，然而戰事一起，情況非常，日本調派長崎教區神父里脇淺次郎來臺取代楊多默，[84]里脇為了維持教務，不致因外籍教士被軟禁而停滯，乃南下高雄長住，並與臺灣唯一的本地教區神父涂敏正合作維持。西班牙的神父被集中管理，行動頗不便，在戰爭後期教堂遭到轟炸，結果是臺北大稻埕的蓬萊町天主堂慘遭炸毀，住在其間的神父們飽受驚嚇，幸好沒有傷亡。戰爭期間行動不便，教務之發展不多，唯一可以提到的是里脇監牧與涂敏正神父的合作，開啟了建設地方教會的契機，然而基礎未穩，道明會神父在兩年後就又控制了台灣的天主教會，不過很快地，隨著國共內戰的爆發，國民政府遷台，大量傳教士及神職陸續抵台，台灣天主教會又進入了另一階段。
                                                          
　　曾經有外國人觀察臺灣天主教與基督教傳教方式的不同：
 
　　天主教在福爾摩沙和基督教有些不同的宣教方式；基督教牧師面對較大的困難。天主教神父往往靜態地在教堂附近村落傳教，然而基督教牧師則爬山、涉水。[85]
 
　　這樣的觀察對於在北部傳教的加拿大長老會馬偕牧師似乎頗切合。對於天主教，在最初尋找傳教據點時，也不是被動地等待別人來找的，也是先去了解勘察，甚至是一再前去，最後才請示決定的。決定之後，確實是以該據點為基地，穩紮穩打，向四週擴散。也因此，在臺北開始是在和尚洲，接著擴大到外國人較多的大稻埕及淡水，再逐漸擴大到附近的地區，而像宜蘭等較遙遠但是長老會早就努力傳教的地區，終日本統治期間，天主教都尚未到達。
 
　　雖然傳教方式不太一樣，但是效果仍然看得到。據統計教友人數如下：北部淡水天主堂及所屬道所八十八名；而臺北大稻埕天主堂及所屬傳道共四百五十四名，計光緒十五年（1889）時，大稻埕與蘆洲合計僅十五人，二十四年來，增加三十倍。1940年，全島教友已達九千七百三十七人。本市樺山町天主堂計有教友一百九十人；合計臺北市教友共有七百六十二人，不計兼管之教友。
  
　　縱觀天主教臺北的開教，有些背景及近因都是促成的因素。首先是自然之趨勢，同治以來台北歷經清朝官員沈葆楨、丁日昌及劉銘傳之建設及經營，已日漸繁榮，光緒元年(1874)沈葆楨要求清廷增設臺北府時，北部已有四十二萬餘人。[86]日本繼承清朝以臺北為行政中心，在此大環境有利之情勢下，臺北在1887年開教，並且很快地成為教務中心。
 
　　開教成功之原因：和尚洲是因為長老教會內部衝突造成之機會；基隆四腳亭也是由於地方上利益衝突，一方尋找教會協助，成功後成為教會的主要支持者，進而開教。有些地方如石碇及淡水等地則是自然之延伸，這兩處前者為入山之要衝，後者為航海之港口，都是傳教之好地方，自然吸引傳教士到該處活動。
 
　　和尚洲開教後，後快地就到了外商最多的大稻埕地區，先是租屋，後才建堂。日本統治後，為了日本教友的需要，又建了樺山天主堂，且由於地理環境接近行政中心，日後成為監牧及教區長的辦公地點，會院院長則在中南部。但二戰時由於外國神職活動不自由，日籍教區長將辦公地點又遷至高雄前金。
 
　　其他建設也紛紛從中南部移至臺北，例如小修院及傳道學校，但後來傳道學校又搬回中部，[87]或許是北部的天氣及大環境都不適合此機構的成長及發展。
 
　　挫敗或受到打擊的緣由：除了戰事帶來的破壞及損失，例如甲午戰後乙未割臺外，最大的問題是天主教與基督教之互相競爭。天主教與基督教對臺灣當地人而言，大同小異，因此雙方搶食同樣的大餅，不免會有衝突及糾紛。在大臺北地區，從1872年以來就有加拿大長老會，進行有系統的傳教，因而成為天基關係較緊張之地區。吾人見到雙方在臺北巿區、萬華及淡水都有衝突的報導，所幸日本殖民當局對於社會秩序的重視，使得衝突不致擴大，在二十世紀後就較少發生了。
 
　　地理環境及人事因素也是一種傳教障礙。傳教地區太近繁華地段，民心浮動，不易受教，例如新店及士林區的道理廳即因此而關閉。原來很熱心的傳教員或教友離開後，教會後繼無人，神職又不夠，則會使得原本很興旺的教會立刻沒落，例如在基隆附近暖暖傳道所，就因為張圳德之離開而衰微。
 
　　雖然盛衰有時，但臺北的天主教會自從1887年何安慈從彰化的羅厝庄受命前來和尚洲傳教後，一直到今日，臺北的天主教會始終屹立不搖，而且也很快隨著臺北在臺灣島上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地位的日漸重要而成為臺灣天主教教務決策的中心。除了二次大戰後期的少數時段，教區長及主教都在此辦公。今日臺北是臺灣唯一的總主教區，也是臺灣地區主教團的所在地。
 
　　物換星移，人事已非，當年在臺北開教首站的和尚洲及大稻埕，由於前者是從南部陸路進入臺北盆地時首先到達之地，後者則是在淡水河邊洋商聚集之繁華街巿，現在都因為交通路線改變及新都巿中心的發展而被新開發的地區所取代。在福傳團體方面，也由於大批修會及神職人員在1949年後入臺，而使得臺北天主教會中，道明會不再佔主導地位，但是追本溯源，當年不辭辛勞，為此地種下福傳根苗的，仍是南部北上的西班牙道明會玫瑰省的會士。中國古代名詩人陶淵明詩云：「有風自南，翼彼新苗」詩意而恰當地描繪了天主教在臺北的開教。
 

附錄一
 
自1887臺北開教至1941年中日戰爭夏威夷珍珠港事件爆發（1941）前在大臺北地區服務的道明會士資料表：
 

人名	渡台年月	服務地點	生卒年
Celedonio Arranz 何安慈	1879年 1月8日	和尚洲、大稻埕	1853-1922
Manuel Prat 馬守仁	1898年 2月11日	淡水	1873-1947
Nemesio Fernández 林茂德	1890年 4月12日	大稻埕	1866-1895
Clemente Fernández 林茂材	1903年 12月13日	大稻埕	1879-1952
Tomas Pascual 巴多瑪	1938年 3月	第三回渡臺  臺北	1872-1961
Toribio Tobar 杜墨爾	1898年 9月20日	淡水傳教(1941)	1873-1956
Felix Sánchez 孫繼慈	1917年 10月23日	1933在大稻埕 基隆本堂(1941)	1892-1961
Gabriel Ormaechea 蘇以道	1918年 9月1日	臺北市蓬萊町本堂(1941)	1880-1961
Tomas de la Hoz 楊多默	1921年 12月6日	第二代教區長臺北市樺山堂(1941)	1876-1949
Elías Fernández 李安師	1924年 10月21日	臺北(1941)	1899-1956
ConstantinoMontero 戴剛德	1934年 11月	臺北(1941)	1909-2007
凃敏正	1936年 12月23日	臺北市蓬萊町(1941)	1906-1982

 
附錄二
 
1945年以前，北部地區傳道所、教堂建立年代與位置：
 

建立年代	名稱（斜體為管轄教會）	所在位置
1929	樺山町天主堂	臺北市樺山町二一
1913	蓬萊町天主堂	臺北市蓬萊町二九
1925、1933	石碇天主公教會	文山郡石碇莊
1910、1934	新店傳道所	文山郡新店莊
1888、1902	和尚洲天主公教會	新莊郡鷺洲莊
1906	淡水天主公教會	淡水郡淡水街
1933	石門傳道所	淡水郡石門莊
1932	基隆天主公教會	基隆市堀川町
1893、1939	四腳亭傳道所	基隆郡瑞芳街四腳停
1930	暖暖傳道所	基隆郡七堵莊

 
附錄三：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