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天主教最早的正式教育機構──靜修女中　古偉瀛

 
 
　　在近代台灣的涉外關係史上，天主教的傳入雖然不是很重大及影響力很大的事件，但也多少反映了台灣歷史的部分面貌。從1859年在經過了兩百多年後再度重來之時，仍是由十七世紀曾經在台的道明會玫瑰省的西班牙會士擔綱，他們艱苦卓絕，不畏險阻，從下層社會及平埔族原住民入手，在台灣南部傳教。
 
　　六年之後，蘇格蘭長老會來台傳教，他們派來醫生及教師，在台灣從事除了傳教外，並進行醫療及教育的工作，效果明顯而宏大。天主教的傳教士苦於人力及財力之缺乏，一直無法與長老會在這方面相匹敵，直到二十世紀初，日本統治台灣後，才在1917年在台北圓環附近設立了第一座正式的教育機構──靜修女中，培養合乎宗教精神的女子，然而由於財務問題，很快就改由修會接手，後來更因日本學制的更改，而一度進行整體的改造，終於在1925年後漸上軌道，然而不久又因中日戰爭之爆發，日本欲進一步控制中學教育，貫徹軍國主義及神道的信仰，逼退西班牙籍的校長，改由日人律師小宮元之助擔任，而學校也漸由日本殖民當局所控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朿為止。
 
　　總之，本文是想對此一唯一的天主教教育機構的創建及發展進行探討，也可進一步了解日本在台灣殖民後期教育政策的性質及台灣教會學校在政治壓力下的變遷。
 
 
關鍵詞：台灣，天主教，道明會，玫瑰省，靜修女學校，道明會修女，小宫元之助，林茂才監牧
   
　　台灣天主教傳入若自一六二六年西班牙道明會士算起，迄今恰好三百八十年，若是從一八五九年再由西班牙道明會士傳入，也有一百四十七年。前一期天主教會主要傳教區域在基隆台北淡水北投及宜蘭地區，維持了十六年，於一六四二年被北上的荷蘭人消滅，十六年的傳教中，蓋了數座教堂，在當時散居在北部的原住民傳教，有兩位傳教士先後被殺，領洗的人數約有四千人。[1]
 
　　經過兩百一十七年後再傳入，其中在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馮秉正神父（Jos. de Mailla S.J.）等三人奉派來台測繪地圖，[2]他還發現有些原住民殘留以前信仰的痕跡，但這些殘餘以及十九世紀下半葉後天主教再傳時，發現的北部原住民如用陽曆等似乎是以前信仰的殘餘，但對於天主教在台灣的發展，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換言之，十七世紀西班牙道明會士的台灣傳教後來可以說是失傳。
 
　　然而，早期殉教者的精神啟發了十九世紀的重來。因此從一六二六年道明會士來台至一六四二西班牙人被驅逐為止，可稱為台灣天主教史的第一期；第二期為一八五九年至一八九五日本據台前為止，此期乃由教會再傳到逐漸安定的時期，以高雄前金及屏東萬金為基礎，逐漸北上，先到台南，再到彰化，由彰化回向南部的雲林嘉義地區，一八八六年北上到蘆洲台北淡水等地，在天主教二次入台到日本殖民台灣的三十六年當中，道明會在台灣建造了十餘座教堂，教友人數約五六千人，派遣了三十餘位，然而每一年度同時在台的不到十位。[3]
 
　　在南部時較大的一次教案是併著樟腦出口糾紛而起的，有三座教堂被毀，傳教員被捉，教士被刁難；在台北跟長老會有較大的衝突，在彰化也有因為傳教士作風強悍，引起不少爭議，教會遭到最大的打擊還是因為甲午戰後台灣割讓所引起的混亂，一直要到日本統治落實後才結束；[4]第三時期為一八九六至一九四五年，這在日本統治時期雖然是最安定，但基本上日本對於基督宗教的態度相當冷淡，更因台灣天主教與大陸廈門天主教關係密切，再加上其對殖民地的內地化考量，傳教所面臨的困難與前期完全不同，是另一種型態的艱鉅，全台灣由十來位西班牙道明會士綜理教務，一直要到三零年代才有本地的神職出現，但人數極少，早期只有涂敏正神父，後來在一九四四年才再增加了李天一及李惟添二位。[5]
 
　　雖然在第二次大戰的最後數年，由日本派來的里脇淺次郎教區長來管理台灣教會，前後四年多，臨行前將教務委託給本籍神職涂敏正神父；[6]第四時期為一九四六迄今，也就是戰後，尤其是一九四九年後大量從大陸或海外流亡的傳教士來到台灣，以及在美援之下，台灣經濟起飛階段的時候，台灣教友從約一萬人，暴增到三十萬人，而在一九六五年達到高峰。但隨後停滯不前，目前反而漸少的現象。[7]
 
　　教友的人數起起落落，然而談到教會學校則是另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現象。在第一期及第二期階段，教會當然會辦一些學校，然而只是非正式的，有些是為了要傳教，教授天主教的「要理問答」，順便也教一些基本的識字工作；另外，有孤兒院的地方[8]，對於日漸長大的孤兒，自然也有一些教學的課程。為了培養傳授要理的傳道人員及姑婆，教會也會開辦一些傳教員學校，進行較高深的教理培育。[9]正式向政府申請建立的教育機構，最早的則是1917年四月成立的「靜修女子學校」。

   
　　日本統治台灣後，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實行極有力的統治政策，對「本島人原來的勢力以及外國勢力的壓倒驅逐」，唯獨關於宗教，則「不甚振作，對於本島人原來的寺廟信仰以及外國基督教傳道士的傳道幾乎不加干涉」，有人注意到「在歐美各國的殖民地甚至在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實行壓迫榨取，在宗教家之中與原住民成為朋友，為了政治家資本家的榨取的多少彌補以對其教化。」但日本在台灣則未見有這方面的努力。[10]雖然在宗教上可以說日本殖民當局没有具體有特色的政策，但在教育政策上卻有相當多的規定，無非是要培養出具有現代知識但便於統治的公民。茲就女子教育一項說明日本在台的政策。
 
　　依據記載，日據時期，台灣的女子教育採兩性雙軌和兩性單軌制，前者以強調女子特色為教育目標，包括女子中等普通學校和私立女子學校，後者則是一種不分男女的教育目標，包括初等教育、師範教育和職業教育。[11]
 
　　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年中，從教育行政面可依序分為四期：
 
　　第一期：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時代（1895-1909）：此期相當於初等教育，而在1897年4月30日在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的出現，是女子教育的開端，這是以本島人作為教育對象的。這之後，女子分教場當作第三附屬學校，手藝科的畢業生成為公學校的教員。一方面，對日本女子以國內的高等女學校施行標準而進行的高等普通教育，在1904年依台灣總督府命令，在國語學校內，而在三年後，附設一中學校。[12]
 
　　在細節上有如下的記載：
 
　　在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部中，在一八九七年和一九O五年間，該校以提供女子普通教育和手藝教育為目的，係一所具初等、中等、家政教育性質的綜合女校，至第三附屬女校時代亦如是。一九O六年，該校（案：已更為「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增加實施師範教育的目的，但因未曾招生，故仍以家政教育為該校特色，直到一九一八年。
 
　　由此可知，日據前期台人的女校並非以傳授普通知識為目的，即使已具中等教育資格的第二附屬學校，仍未重視傳授中等教育應具備之知識。反觀同期的日人女子中學，除二年制高等女學校偏重家政教育外，四年制的高等女學校早在一九O四年附屬女學校時代，即以傳授高等普通教育為目的；同時以日籍女生為多的「私立靜修女學校」，亦以此為教育宗旨，不採全盤的家政教育充分顯示台、日人差別教育的本質。
 
　　此外，注重德教和培養賢妻良母的目的成為此期陶冶女學生品格的主要特色，如一八九八年專收台人女子的第三附屬女學校規定各科目的教學目標宜適合女子德教，靜修女學校亦於一九一六年以「養成賢妻良母的資格」為標榜，足見此傳統女子教育的理念並不因新式教育之興而消退，反隨之成為女子教育的目標之一。[13]
 
　　第二期：台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官制期（1909-22）：成為第二期的總督府高等女學校官制（1909）中規定，從中學校獨立出來，依據在國內的高等女學校令的標準而被設置及營運。又，在這個時期規定「私立學校設置廢止規則」（1898）、「私立學校規則」（1905）。
 
　　而且，台灣教育令也改正了，其中第二條規定：「教育方面，乃基於有關教育的天皇勅語中的主旨，培養忠良的國民為基本要義」。[14]這種在意識型態上加強天皇勅令的灌輸，乃由於一九一八年，為對抗日本國內漸興的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教育觀，臨時教育會揭櫫強調傳統婦女觀的教育政策，其中規定：「女子教育主要在使學生充份體會有關教育勅語之聖旨，尤其是鞏固國體之觀念，注意涵養淑德節操之精神，進而振興促連體育，崇尚勤勞之風尚，杜奢侈、戒虛榮，以具備適於我家族制度之未來。」[15]
 
　　在此前二期中乃逐漸安定成形的階段，學者指出：
 
　　一八九五～一九一八年間係日據時期女子教育奠基時期，而且變動甚鉅，蓋因整體教育體系尚未確立，以致一切教育設施均在逐漸醞釀和不斷試驗中，女子教育自不例外。此一時期，臺人女子教育制度偏重初等教育機關的建立和綜合性女子教育機關的創設，而日籍女子教育則已有完備女子中等教育機關。[16]
 
　　為提昇日籍女生就學機會，總督府根據一九O四年「小學校補習科設置規則」，於「台北第二小學校」設置女子補習科，專供高等小學校畢業生就讀，但日人認為該校未符合完全教育的目的，故於同年十月正式成立四年制的女子中學「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其入學資格是十二歲以上，高等小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必修科目的修身、日語、英語、歷史、地理、數學、理科、美術、家事、裁縫、音樂、體操等，具有女子中學應有的完備條件。[17]
 
　　第三期：改正台灣教育令期（1922-43）：制定改正台灣教育令（1922），以前有以本島人的中等教育機關作為高等普通學校的內地人的高等女學校不同系統的教育制度，但是現在統合了。又私立學校令規定，各私立學校乃由州知事、廳長以及台灣總督作為其監督，對於校長、教員的解職、學校的閉鎖、罰則都規定是監督官廳的權限。
 
　　第四期：中等學校令期（1943-45）：推進皇民化教育的第四期，在制度上是1941年的國民學校令發佈以後。中等學校令在四三年，其後兩年的台灣從日本的支配下脫離。[18]
 
　　由上可知日本逐漸加強對於地方教育的控制，不但在，在管理上也更加嚴格控管，人事安排的制度化標準化等等。事實上早在一九四一年，本諸教育一元化和鍊成皇國民的教育方針，高等女學校比照日本國內，以「鍊成皇國女子」為目的；一九四三年的「中等教育令」和一九四四年的「中等學校教育內容臨時措施綱」，尤重視女子在國防、生產和生活上的訓練。[19]
 
　　在此環境下，日本當局對於私立學校的設立也有很清楚的規定，基本上是以其來補足公立學校的不足，也希望能作為過渡到官方承認學校的準備階段，然而當時的私立學校卻有不同的目標：
 
　　日治時期於台灣創設的私立中學校，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即1.由基督教傳教士創設的學校如長老教中學校（1885年）及淡水中學校（1914年）等、2.日本佛教團體所創辦的學校如台北中學校（1917年）等，以及3.在台的日本有力人士所創立的學校如台北國民中學校（1935年）等三種。其中，屬於1.和2.的學校，乃是以傳教為主要目的而設立之宗教色彩較為濃厚的學校，而與3.頁有關的學校則是為了緩和考試地獄，由在台日本有力人士所創的教育設施。[20]
 
　　早在1898年一月，日本就公布了有關私立學校的最初法令即「私立學校設置廢止規則」（府令第3號）。在此中，私立學校被定義為「除了本島人所設立的書房及義塾之外的其他『各種學校』。（注：所謂「各種學校」乃指除了日本文部省所認定的學校以外的各種類似學校教育的教育設施）」（第1條），並且在設立私立學校之際，學校創辦人或校長須向縣知事或廳長提出記載著設立目的、課程表及考試方法等與創建一所學校有關的各項設施及規定，[21]這些規定對申請建立靜修的教會而言自不成問題。
 
　　為了有效並積極控管當時頗多的外國傳教士所設立的私立學校，1899年時，追加了對從來的傳教士所設立之各學校認可為「各種學校」的規定的「私立學校設置廢止規則中改正」（府令第70號）被公布，1905年十一月，更公布了含括對學校設立後的取締及制裁規則的完整法令即「私立學校規則」（府令第88號）。依據此規則，在設立私立學校之際，與前相同，須提出設立認可請書而得到台灣總督的認可（第1條），此外，更詳細地規定了私立學校設立者及教員的資格（第4條），及違反法令時封閉私立學校之命令（第7條）。1919三月，提出「私立學校規則」修改案，追加了「私立學校教員應係擁有與該校相當的正式學校的教師證者。若有難以獲得前項教員的情形，在教員總數的二分之一以內；擁有與該校相當的正式學校的教師證者亦可」。[22]這種規定私立學校不太可能達到。
 
　　1922年六月二十七日，更重新制定了「私立學校規則」（府令第138號）。在此，上回成為問題的具備擁有教師證之教師一項之規定，未持有教師證者之採用亦被承認；同規則中第4條又規定「私人設立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或專門學校時，應備置足以營生維持該校收入資產及設備或其所需之資金而設立為財團法人」，明示了私人之中等教育施設亦可依其條件而昇格為和公立學校具有同等資格之教育機關，然恐乃因經濟上設立財團法人有其困難，不論何所私立中學校，在此法令制定後也都依然以「各種學校」之形式繼續營運。[23]
 
　　由於對於私立設置的標準，特別是師資的要求很難達到，再加上日人對於台灣本島人的防範，當時並無台灣人自己創立的私立中學。[24]

   
        當時的長老教會早已有不少學堂，依日本殖民政府官方的統計，在靜修成立之前，基督教長老會南北所創辦的高中小學有下面二十餘所（參見附錄一），[25]除去小學及專門培養教會人才的不計，比較重要的有：
 

臺南長老教高等學校	臺南	明治三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アンドルーウビネルソンAndrew B. Nelson	本島人に基督教國語英語漢學普通學を授く
臺南長老教女學校	臺南	明治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マルガレツト  バーネツト Margaret Barnett	前出更に許可を得たろむの本島人に公學校高等女學校教育を施す後長榮高等女學校と改稱
臺南長老教中學校	臺南	明治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エドワードバンド Edward Band	前出更に許可を得たろむの本島人に中等教育を施す後長榮中學校と改稱
淡水高等女學校	淡水	明治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ゼーエムケンニー	淡水女學校を改稱
淡水中學校	淡水	大正三年四月四日	ジヨージ  ウヰリヤムカイGeorge W. Mackay	本島人に中等教育を施す

 　　面對基督教長老會所建立的南北共五所的中學，在台灣具有同質性但競爭甚為激烈的天主教道明會自然也可以感到壓力。除了基於教會的理念，為培養優秀的，具有教會意識的青年，以利福音傳播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在1914年道明會玫瑰省有一個決議，亦即以創辦女子教學機構為其優先的工作：
 
　　在此辦教育成為傳教的最佳方式。其實多年前在各堂區已設有當地學堂（小學）讓男女生受教育。根據玫瑰會省1914年省會議所訂下的政策決定，在傳教區創辦女子學校：因此漳州女子學校及修院（1917） 和泉州女子書院（由修女負責管理），和一所男子學校：漳州聖多瑪斯書院（1924年）福州聖道明書院（陽光中學）（1915年）。另一所在福州成立，是為當地的滿清女子所辦的學校（1912年）……約在這時，台北的靜修女子學校（Blessed Imelda School）也在1907年正式落成。[26]
 
　　換言之，為了為收納本省的女青年，使其與在台灣的日本女生一樣，有受較高等教育的機會。台灣地區中學校實在不足，無法招收所有有志進學的學生，所以在台傳教的天主教道明會玫瑰省早在1909年，教會即向有關當局請求許可，設立一所女中。[27]林監牧主教在1916年毅然開始行動，對於天主教打入社會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出面創辦靜修女子學校的林茂才監牧主教（Clemente Fernandez Alonso, Rvmo P.1879-1952）[28]，中文一名「稽歷命梯」，又稱「根禮孟德斯」，1879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於西班牙的Morcin（Asturias），1894年十一月十五日入會，1903年十二月十三日前來高雄傳教，其後又在台北及淡水工作。林神父傳教熱心，在台北時參與基督教長老教會的辯論，也在萬華將新進教友家中的神像及牌位拆除送到教堂，而引起一起民教糾紛。林神父乃英年早逝的林茂德神父（Nemesio Fernandez,1866-1895）之弟，於1906年完成台北巿第一所教堂在蓬萊町（大稻埕），但完成後卻因巿區改正抵觸都巿計劃道路因而在1908年被拆，1911年在舊堂附近新店尾地段蓬萊町29號空地上花了三萬餘圓興建歌德式蓬萊町大堂，是北巿當時最雄偉的建築之一。
 
　　林茂才神父在台北十分活躍，我們在當時的報紙上看到他有時會與長老會牧師辯論，也與不同意見者爭辯。[29] 也在今日的萬華地區傳教十分熱心，並因祭祖問題，與當地人民發生一些糾紛。[30]
 
　　1913年九月二日羅馬傳信部任命他為台灣區監牧主教（Prefectura Apostolica en Formosa），此乃台灣脫離廈門代牧區的一個象徵；林神父在台北傳教時即十分熱心福傳，接任監牧後，當然對於1914年道明會玫瑰省決定的推行女子教育政策貫徹得不遺餘力。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為當時時機也較成熟，早在1903年已有修女從菲律賓來台，協助高雄孤兒院的管理，這些修女是屬於「道明會傳教修女會」，此會乃由在中國及台灣傳教的玫瑰會省所建立：
 
　　1887年道明會玫瑰省會的神父們決定創立道明傳教修女會，以協助在遠東地區的福傳工作。首批志願效法聖道明的奉獻精神，度祈禱生活和從事福傳工作的女青年，加入道明會玫瑰會省的福傳行列，先後到中國大陸、日本、菲律賓，開始了道明傳教修女會的新生命。
 
　　該會的宗旨如下：
 
   遵從會祖聖道明的精神，以祈禱、研讀、遵守規律、度團體生活、福音勸諭的三願生活和傳教工作等要素，實踐道明會士聖召的神恩—默想所得與人分享，完成弘道明德的使命。
 
　　主要的福傳工作則是：
 
　  ‧直接向尚未信仰基督及貧困者傳揚福音－－是本修會的優先使徒工作。
   ‧藉學校教育工作、教理講授、設立宿舍、安老院、孤兒院、協助社會衛生、診療病患、協助修院庶務管理等工作，作為傳福音的媒介。
   ‧一九O三年在高雄創辦孤兒院，因戰爭於一九四五年被迫關閉。
   ‧辦理於一九一六年創立的靜修女中。[31]
 
　　其實如前所述，孤兒院早在1866年即已設立，只是在1903年由修女接管而已。這些修女工作重點在於學校教育，因此靜修女中很快即由這些修女來接管。
 
　　既然大環境有需要，而且修會也制定了女子教育的政策，人員也多少都有了準備，所缺的只是建校所需的經費。當時台灣天主教會的最高領導向道明會借了六萬圓作為建築的費用，並依1905年頒布的「私立學校規則」之規定，向總督府提出建校申請許可。申請的目的如下：乃為在台灣的「日本女子及本島人女子之初等、高等普遍教育之施行，並陶冶其品行，以期養成良妻賢母之資質，並兼傳授日常生活上有用的知識技能。」申請書上並明列私立靜修女學校的經費及維持方法：在經費上除了用學生所繳的學費，藉以維持以外，每年由台灣天主教會提供八千圓作為補助。學校的教授課程：有關第一部及第二部各科之修身及國（日）語由藤田擔任教授；有關特別科之各教科目，由ハソコュルァナ、チョ－ロン擔任教授；至於其他學科的教員，目前正在選定中。1916年十一月五日，私立靜修女學校之設立正式得到總督府的認可。[32]
 
　　校徽及校名的由來[33]：
 
　　校徽的意義：
 

　　黑白的十字盾牌：表明天主教會學校辦學本質，是非分明，實事求是的精神。
　　明星：揭示教育是照世真光，是傳光、傳愛的工作。
　　真理（VERITAS）：是靜修建校的精神，期許所有靜修人擁有一顆純真、誠摯、開放的心胸，勤奮學習，追求真理，誠實面對自己，誠懇對待他人。
 
　　靜修女學校的校名，英文稱為「Blessed Imelda's School」，按字譯出來是「真福嚴美黛學校」。真福（the blessed）是天主教對先賢有特殊功德堪為世人表率者，經教宗冊封，僅次於「聖人」（Saint）賢者的品位，嚴美黛是人名，西文全名為「Imelda Lambertini」，義大利國貴族Egano Lambertini of Bologna及Castora Galuzzi.之女，出生於1322，當她十歲那年，經院長允准進入家鄉的道明會修道院（Dominican Convent of Valdi-Pietra），每天親眼見到修女們領聖體非常羨慕，但因她年齡未滿十二歲，院長按當時教會法規未准其領聖體，她非常難過。次年在耶穌升天慶節中，聖體據說飛入其口中後去世，時為公元1333年五月十二日，年方十一，1826年被封為真福品，為「初領聖體者」的主保聖人。[34]
 
　　至於中文校名「靜修」兩個字，在原來申請時即用，顧名思義，強調「靜」及「修」，該校第一位女校長，道明會的洪奇珍修女就以「靜心修身」，作為靜修的擴稱，[35]沿用至今成為靜修的校訓。至於當時為何選取此名，並未找到相關的記載，無論如何，以靜修作為天主教女子學校的名稱，就意義及期望而言，均十分貼切。
 
　　在得到總督府的批准之後，報紙刊出了相關的新聞：
 
    　本島內個人經營之女校。從來單以本島人為本位。今茲大稻埕天主公教會長西班牙人林茂才氏謀籌設收容內地人及本島人女子私立高等女學校。去年一月五日，向督府稟請。至本月十五日許可。開校期準備自來春四月開始。同校設立目的。施內地人及本島人女子以高等普通教育將陶淑其品性。養成良妻賢母資格。兼教以日常生活上有益之智識技能。改築鄰接教會之元台北製酒會社。以充校舍。生徒定員兩百名。維持費由生徒徵收之學費而外。每年限定金八千圓以內。由天主教會補助。校長（戴？）林茂才氏。訓育及國語教授。藤田某內地人婦人擔任。又法人鄒朗氏亦執教鞭。為寄宿生隨意教授英語法語西班牙語。選擇其一。同校為區別內地人與本島人。分做兩部。內地人編入第一部。本島人編入第二部。第一部豫備科三年合高等女學科四年，計共七年。入學資格需尋常小學校第三學年課程者。或具同等以上學力。使之入豫備科第一學年。其畢業尋常小學或具同等以上學歷者。則使之入高等女學科第一學年。教科學及其他等。豫備科準尋常小學校。高等女學科。準高等女學校。第二部之本島人女生。初等科四年。高等女學科三年。合共七年。入學資格年齡七歲以上之本島人女兒。得以入學初等科第一學生。其畢業修業限四年之公學校生者得以入高等女學科。具同等以上之學力亦然。授業科第一部豫備科及第二部初等科一箇月二十錢。第一部及第二部高等女學科一箇月五十錢。以外設特別科。修業年限一年乃至二年。學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繪畫音樂唱歌刺繡授業科一個月三圓。[36]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稱之為「台灣唯一之私立女學校」；[37]這恐怕有爭議，長老會信者當不以為如此。不過這的確應是第一座兼收日本人及台灣人的私立學校。[38]此報導的內容不外乎申請書上的說明。
 
　　1917年四月十六日正式開學，報紙也報導了具有特色的靜修女學：
 
　　特色靜修女學校
 
　　四月十六日開校最近我國女子教育。其進步發展實可驚。苟就一都邑而觀。無不見一二女學校。中流以上之家。間或娶婦。亦必以女學校卒業名辭。為必要條件。蓋僻遐陬無不皆然。我臺灣總督府夙見女子教育之不可忽。明治三十七年十月。于臺北設立府立高等女學校。本年三月。舉行第十一回卒業式。其為將來良妻賢母之卒業生。凡得八十八名照內地人人口三萬六千比較。在臺北唯此一校。應募者不能全部收容。故本年四月入學。募集人員百六十名。而應募者竟至三百餘名之多。當此之時。大稻埕天主公會隣畔。乃有私立靜修女學校。是真可喜之現象也。……
 
　　出資者之校長。乃天主教主教「稽歷命梯」氏。因其位置在天教教會堂之隣。恐被誤解為宗教女學校。故第一部教科目。有修身國語數學日本歷史地理理科及家事裁縫圖畫手藝唱歌體操。就中以裁縫時間為最多。與內地實科女學科相類似。第二部則于以上教科目中。最重國語。為稍異而已。餘則為特別科。蓋授英語法語西班牙語高等繪畫音樂唱歌（個人教授）刺繡等。此一部二部。皆於內地人本島人女子。施初等及高等普通教育。以陶治其品性。俾有良妻賢母之資格。旁乃兼授日常生活上有用智識技藝。除此目的以外。殆不含何等宗教意味也。
 
　　姑無論宗教上之儀式。初無必要。即如教師者。亦以原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藤田女史為教頭。女子高等師範出身之樋口女史。女子大學教科出身之甲野女史。則為教務主任。其他亦全部採用婦人。聞其修業年限四個年。授業科一個月五十錢。特別科則月三圓。今回各科募集共限三十名。入學志願者。可就該校請求注意書。至四月十日。以願書添履歷書提出。如希望入學後就寄宿舍者。可附添入舍願書。而差出之。至寄宿生費用。食費惟六圓至七圓。至極低廉也。[39]
 
　　從字面上看靜修女學與宗教無太大關係，學者也似乎相信此報導。[40]然而，必須注意的這只是新聞報導，而且報紙顯然配合日本當局，將一廂情願的想法，「不含何等宗教意味」，事實上教會當局之創校「乃以過過教育多少達到布教的目的」。[41]如此的新聞報導乃是一種政治力希望「挪用」（appropriate）教會資源，一方面是宣示及警告，一方面也想將此學校作為己用的一種表示。

   
（一）、學校人員：
 
　　大正六年靜修女子學校正式成立，實際入學的人數如下：「……本年度新設立之私立學校中，靜修女學校於十六日開學。全校計高等女學部（即高級部）學生日籍五十八名，本地生十九名；初等部（及初級部）六十四名；特別科十五名，外國人特別科二名。……」[42]計高級部有七十七位，日籍佔四分之三；初級部共七十九位，外國人兩位，全部共有一百五十八位學生。[43]
 
　　據統計該校從開創到中日戰爭結束，歷年學生、教職員數及畢業生數如下：
 

年別	班數	學生數	教職員人數	畢業人數
1917年	2	110	10
1918年	2	110	9
1919年	2	140	8	44
1920年	2	120	13	102
1921年	1	60	13	112
1922年	1	60	13	66
1923年	1	75	12	114
1924年	1	75	16	78
1925年	1	75	12	54
1926年	2	95	13	70
1927年	2	105	13	70
1928年	2	90	13	71
1929年	2	105	15	90
1930年	2	120	20	101
1931年	2	120	14	85
1932年	3	190	11	95
1933年	3	210	14	101
1934年	3	205	17	116
1935年	3	205	15	118
1936年	3	206	18	187
1937年	3	213	20	199
1938年	3	210	20	190
1939年	3	210	20	186
1940年	3	215	20	198
1941年	3	215	20	198
1942年	3	210	20	201
1943年	3	220	20	225
1944年	3	220	20	230
1945年	3	220	20	287

 
　　林監牧主教在主持校政三年多後於1920年辭職，1921年八月五日返回馬尼拉，遺缺由日本四國教區的楊多默（Tomas de la Hoz Santos, P. Rvmo, 1876-1949）[44]接替，林主教於1934年返回西班牙，逝世於1952年四月二十八日。
 
　　接替他的楊多默監牧主教，一名多瑪斯，1876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生於西班牙Palencia的Velilla de Gurado，1894 年入會，1903年十二月十三日來高雄，次年十月赴日本四國傳教，1914-1921年間擔任四國區修會的區會長，1921來台擔任監牧主教，同時也在1932-35年間任日本四國教區教區長，直到1941被換成日本籍的里脇擔任台灣監牧為止，他後來一直在台南、羅厝及基隆，1948年因病前往香港治療，次年一月六日在港去世。
 
（二）、學校建築：
 
　　靜修女中的建立係於民國六年發端，林茂才神父向馬尼拉聖道明會借支六萬元購買已停工的台北酒廠（又名黃氏釀酒廠）基址，並呈請總督府准予改建為女學，後興建了八百三十坪的兩棟校舍與五百六十坪的宿舍，其位置在蓬萊街聖堂橫對面之馬路側，校舍與對面的運動場，本來相連，後來因闢建道路而分開。當時的建築據記載：
 
　　二層樓皆將用為教室。室凡十。後有磚造可供雨天體操場運動場。
 
　　樓上二大廣間。充為內地人本島人寄宿室之用。樓下正面右端。第一部為內地人高等女學科。其隣第二部則本島人高等女學科教室。隔一室為職員室。左隣第二部為初等科教室。通路兩側。則有自習室作法室裁縫室等。[45]
 
（三）、課程及學制：
 
　　由於兼收台日女生，分為兩部。第一部所教的科目有修身、國（日）語、數學、日本歷史、地理、理科及家事、裁縫、圖畫、手藝、唱歌、體操。其中以裁縫時間為最多。與日本內地實科女學科相類似。第二部則由於是台籍學生，在所有科目中，最重視日語，與第一部在此稍有不同。
 
　　另外一部則為特別科，專門講授英語、法語、西班牙語、高等繪畫、音樂、唱歌（個人教授）刺繡等。[46]
 
　　尚於1924年增設日文，歐文打字部，由在校學生之志願實地指導，至1935年之二月七日，應時代之要求，改正一部份之學則，併置家政科，修業年限，為期三年，於五月一日開講。
 
　　學者對於靜修女子學校的課程及特點有如下的觀察：
 
　　以第一部和第二部區別之，前者專收日女，除修習科目缺英語、數學之外，餘均比照高等女學校、後者專收台女，修習科目同前者，因入學資格之限制，雖名為中等教育，實僅具初等教育程度；另設有一～二年制別科，加設外國語文。因此，該校係綜合初、中等教育的機構，最大特色乃是不具宗教色彩。當局並未禁止上述私立女子學校之設，但並未正式准予立案。[47]
 
　　當時每班人數約五十五─六十人左右，日本人約占五分之三，而台灣人占五分之二，每年級有三班，家政科一班，本科二班（分為日語、英語）。
 
　　家政科有國文、英語、歷史、地理、修身、音樂、縫紉、刺繡、茶道、體育。本科則與今日略同，當時的國文是日文，歷史是讀日本史和世界史，地理則為日本地理和世界地理，中國則稱為外國。
 
　　英語、刺繡、畫畫則由修女教導。
 
　　一年分為三個學期
 
　　第一學期：四月─七月。
　　第二學期：九月─十二月。
　　第三學期：一月─三月。
 
　　一學期有兩次考試，暑假也在七、八月，但卻沒有寒假。[48]
 
　　靜修的刊物上也如此記載其學制：
 
　　當初校制有第一部、第二部以及特別科等不同的三個學部。第一部為日本渡台的女子而設，預備科三年，高女科四年；第二部為本地女子而設，初等科四年，高女科三年；特別科則設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及音樂等，學生可選一科或數科，修業年限從一年到三年不等。[49]
 
　　1935年二月七日，應時代之要求，改正一部份之學則，併置家政科，修業年限，為期三年，於五月一日開講。至1940年止，該校校長一人外，有男女職員二十二名，在校生七百四十名，畢業生高中部二千一百十三名，家政科三二七名，每年招生之定員為一百二十名，於1920年增至五百八十五名，1941年為六百二十五名，該校當時馳名於內外，聲名遠播至中國大陸。尤其對運動方面頗負盛名，在本島女子網球競賽大會中，連續四年均獲冠軍，榮獲總督盃，又曾代表本島遠征日本，三次參加明治神宮競技大會。桌球方面亦稱霸全島。1924年增設之日文，歐文打字部，由在校學生之志願實地指導，至1940年有百五十名畢業，均供職於各官衙，銀行，工廠等受到各界之好評。[50]
 
　　此外，尚有一些特別的科目，例如以下在網站上的報導：
 
　　靜修女中校友／森山和子：「公立學校沒有教的東西，在這裡都可以學的到，像防身術。」
 
　　靜修女中校友／王秀蘭：「我們這個應該要讀的科目以外，我們還有一個修身，還有一個禮節的科目，禮節就是要教我們這些學生，以後要是進入家庭的時候，大家可以做一個賢妻良母，所以學校都很嚴格教我們這個禮貌。」[51]
 
　　林茂才監牧主教在創立靜修女子學校後，因無法兼顧而全權委託聖道明修會玫瑰省的台灣區會接任。事實上就是由前述的玫瑰省的道明傳教修女會負責實際的管理。有一段報導提到這些修女的表現：「既熱心又有能力的修女們，能做一般老師做不到的事：完全奉獻自己，為學生服務。這使得教師的陣容更難能可貴。……負責校務的六位修女深得本地人和外國人的欽佩。」[52]
 
 
（四）、靜修的改制：
 
　　由於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需要，對於私立學校的管理當然會依其統治的便利，在日本統治結束之前，經過了數次的改組，也造成了靜修女中的變化。1921年，因地方制度改制，女子中學均改交州地方政府管轄；到了1922年，接受台、日女子入學的中學一律改稱「高等女學校」，修業年限為三～四～五年，事實上至日據結束均是四年。[53]
 
　　日本政府在1922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大正十年府令第一三八號，宣佈廢除1905年所頒布的私校規則，亦即明治三十八年第八八號私立學校規則廢止之府令，學校必須重組，1922年十月三十一日，靜修女學同時廢校，但在同年十一月八日，以新的法令批准設立「私立靜修女學校」，原有學生以其當時的年級再復學，改為四年制。改制後的學校由於台灣監牧區已在年前由楊多默取代林茂才，所以由楊多默擔任新校長。[54]
 
        日本當局對於台灣教會所創辦的私立學校一直想嚴加控制，對於如何不使這類學校有宗教氣氛轉而對實施軍國主義天皇至上的教育不利，早想有所行動，此次改制又再度往此方向進一步發展。1922年六月總督府所頒佈「私立學校規則」中，對書房和私立學校進行統籌管理。從此，書房不僅數量銳減，大致已成名副其實的代用公學校。至於私立學校，並加強同化思想的灌輸，其中如：立案學校必須參拜神社的一項規定，導致以宗教教育為主的私立學校，無法獲准立案。從而造成教會與總督府的直接衝突，例如一九三三年，總督府指責長榮中學具反愛國思想，一九三六年強迫加拿大長老教會轉讓淡水中學校和淡水女學校的經營權。[55]由台北州直接接收，台北州之後，該校遂不復有宗教教育課程。[56]
 
        靜修的辦學方針也自此明確遵從總督府指示與宗教脫離關係：其宗旨改為：「本校奉戴大日本帝國天皇大詔聖敕之宗旨，遵照大日本帝國之國是，以培育最具品格、最美善之帝國婦女，以此精神施行國民教育」。
 
        　　1923年教廷派遣使節來台灣視察教務，靜修女學也是參訪的重點，此校剛才改組，在使節隨從早阪善奈郎神父有如下的報導：
 
　　不久就接近了大稻埕的教堂，旁邊則是道明會修女經營的靜修女中，大約有五百位學生列隊敬禮歡迎我們。
 
　　其間參觀了西班牙道明會修女管理的靜修女學校，接受總督府的午宴招待，女學校的歡迎會，台北教友的歡迎會等，過了三天很有變化的生活。靜修女學校本來只是從小學程度到補習科專修科的程度，大約從去年開始提升為高中程度，而正式得到承認，現在女生約有四百人，據說該校還有約一百名以前殘留下來的小學校學生。學生中約有三分之二是日本人，三分之一是台灣人，不過由於語言的關係，日本人與台灣人的教育全部分開，這是因為台灣人原來住在家中一向不懂日文，所謂公學校是只有台灣人上的小學，這才開始學日語並接受日本式的教育，然而自然與日本人比起來其語言較差，結果不得不在女校中實施日台分教制，這並不太好，無論如何，學校日漸發達，校舍增築不在話下，誠可賀也。由於住宿生很多可知，從各地來的學生有不少。與修女交談得知，目前在傳教方面並未有太大的效果，這是時間的問題，年年很多的畢業生離開這學校，將來也有可能有些皈依的淑女，正如其他的多少教會學校的例子，台灣出現了靜修女子學校，每次念及培養天主教的婦女，懷抱得救的真理的地方，就感謝那些身著白衣的道明會修女在靈修上的努力，……。[57]
 
　　由此可見教會學校雖然在日本壓力下，宗教色彩表面上看來消除，事實上，當然還是設法多少加入教育的過程中，尤其是天天相處，各種課外活動都是傳教的機會。
 
       　　 1934年為了未來就業需要，靜修增設日文及英文打字，次年二月又因學則改變，乃增設三年制之家政科。校長仍為楊監牧。1934年發生了一事，使得日本殖民政府急於改造教會學校。其時日本為強化「國體」觀念，要求學生到神社參拜，但該年春台南長老會中學有人以與信仰扞格而拒絕，引起了日本籍的教師集體辭職。兩年後北部的私立淡水中學也出了問題，日籍老師對皇道精神無法普及而懊惱，再加上此時有教師竟然因為使用帶有天皇菊花紋樣的茶碗受到日本警察的「嚴重注意」，淡水中學在此壓力下被迫改組，1936年6月有數位日本教師仍認為校方沒有誠意而辭職。最後在11月以九萬圓將學校移轉給台北州，以組織新的財團法人來管理。[58]
 
        以帝國觀念及強勢統治著稱的殖民政府對於所謂「基督教主義」的教會學校早就不滿，疑其所施的宗教教育和皇道精神相抵觸，欲將所有教會學校徹底非宗教化，更因神社祭拜等問題和基督教正面衝突。天主教方面似並無此類衝突， 但日本政府仍想進一步控制，一方面嚴加管理，一方面動員其資源為其政治軍事行動服務。在管理上，昭和九年（1934）年發生的一件事，不論如何看，都可能給予日本進一步想收編靜修的機會，這就是所謂的「間諜」事件。在高雄前金傳教的白斐理神父受命編纂台灣教會的歷史，到各地調查，在最後要附上台灣地圖，乃委託靜修女校的老師坂元コヅエ，老師再找他的學生山口幫忙，為日本憲兵隊懷疑從事間諜工作。[59]可見當時日本已經開始對台灣的天主教會，尤其是西班牙傳教士及其所創辦的學校懷疑，並採取行動以示恫嚇。經此，不久之後，便有換校長之舉。
 
　　除了上述理由，另外，也為了要使私立靜修女子學校能成為正式登記有案的日本在台高等女子學校，殖民政府，尤其是當時的台北知事今川致力於將州下所屬教會學校全部改組成為完全脫離教會的高等學校，其中當然包括要使靜修脫離天主教道明會的控制，具體工作之一便是將原來的校長由當時的台灣天主教監牧主教楊多默（Tomas de la Hoz）換成日本人，亦即在創校伊始即擔任該校（法律）顧問的小宮元之助律師，並將學校原屬的教會財團法人另行改組。當時換校長事出突然，由校方當時的記載可知。「昭和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暑假期間的一天……在學校的小泉老師神色緊張表示，現在楊多默校長辭職，小宮顧問就將接任本校校長……，此報告有如晴天霹靂，上午十時來到學校的老師們被集合在第一接待室，由カンデラリア先生[60]報告楊校長辭職的經過，小宮先生遂與楊多默校長致意。」[61]雖然校長要換，無可奈何，但由女院長宣布來看，見學校之真正實權應該是操在修女的手中，她們是真正學校的經營管理者。次日的報紙就登載了換校長的新聞：[62]
 
　　私立靜女校改革
 
　　小宮氏將就任校長由教會分離組新財團
 
　　屢報今川台北州知事。已著手改革之淡水中學。將見圓滿解決。而知事非僅欲改革淡中。且將對州下一切私學。努力改革。即于五月下旬。對靜修女學校。及國民中學。台北中學等。各私立中等學校。令其提出學校計劃案並改善案。蓋為國民精神養成上。校長欲用內地人。惟對宗教學校。於其教育方法。雖認其加味宗教的情操。然于國民教育與宗教教育之間。不得始有混同此點須為嚴戒。知事將以此主旨。從速認定中等學校。故對前記私校責任者。就其改善措施。屢次折衝。已見漸次具體化。就中私立靜修女學校。為欲早得認定。自前即著手新築校舍。並圖充實職員等。一路邁進。經已漸次實現。茲為顧慮知事方針。將率先由財團法人台灣天主公教會分離。組織新財團。以當經營學校。且校長杜馬斯氏。決定勇退。內定該校顧問小宮元之助氏為新校長。以其改革徹底。右據今川知事所談如左。為圖中等教育機關設施擴充。並州下私立中等學校改革充實所關。已對各學校當局。命其講究對策。者番財團法人台灣天主公教會所經營之私立靜修女學校。亦體當局之意。為其改革第一階段。率先任命內地人為校長。且對學校經營機關。亦將由教會分離設新財團。以當經營之衝。此案由學校當局。屢與教會一邊折衝結果。茲得馬尼拉駐在大管長正式承認因得具體實現。此後將對學校內容之刷新充實。一路邁進。俾得從速認定。顧現任校長杜馬斯氏。自大正十一年。該校設立認可以來。多年為校長。盡瘁校務。者番自行勇退。而初代內地人校長。內定小宮元之助就任。惟小宮氏因社會的事務多忙。現尚固辭。第氏自該校創立以來。即為顧問。關與校務。且學校設立者一邊。亦極力懇請。經得其內諾。該校前途。頗多期待。一面因與淡水中學即淡水女學校問題。同時解決。於州下教育界。可為額頌云爾。
 
　　1936年九月一日小宮元之助正式上任，小宮為當時的名律師，出身日本九州長崎，亦即日本天主教大本營，應是教友。他從靜修建校起，即是該校顧問，[63]應已得到道明會神父信任，並成為教會和日本政府的橋樑。後來接任校長也應符合教會及日本利益。在任三年五個月後因病解職；從1936年九月一日起，到1940年一月二十日在職。在資料的備考欄中記載在四一年死亡。當時的教頭薪水為210元，而校長在職期間並無領薪的記錄，繼楊多默校長之後的小宮，心中多少有所期待吧。後任人事由教頭鈴木讓三郎在1940年一月十九日處理校長事務，次年初就任校長職。鈴木則為宮城縣人，歷任日本中學校長，也曾在長崎服務，不知是否教友，但在任靜修校長之前，曾任台北第二高女校長，是一資深的教育家。[64]
 
　　1942年時，校長及教員共十四人；囑託書記（秘書職員）三人的體制，尚有，校主，舍監（其中有擔任音樂教學的）等共有九名修女擔任，其中八名為無給職。……[65]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間，女子教育進入強化時期，均一元化和「鍊成皇國民」的教育方針為依歸，此時期側重女子初等教育和女子職業教育，並加強女子中等以上學校的國防訓練和實務教育，俾以配合「戰時體制」。[66]
 
　　四五年三月的「沿革大要」有如此記載：「本校的目的乃奉戴天皇聖旨，培養人格高尚，家庭及社會都是有用的女子的高等普通教育」。台灣光復後，私立靜修女子中學納入中國學制中的初中及高中體系，各有三年的修業年限，而前述文中的「奉戴天皇聖旨」就消失不見了。[67]
 
（五）、女生的生活作息：（依畢業校友口述整理）
 
　　當時的學校都是日本人優先，有多餘的名額才給台灣人。所以班上六十個同學中約有四十五人左右是日本人。只有家政科台灣人多一些。日本時代，靜修的校規就已經以嚴謹出名。但校規雖嚴，老師們對學生都非常好，尤是是日本人老師都不太駡學生，倒是管宿舍的修女很凶。印象中同學們總愛在四點下課後溜出校門對街去吃冰。回來萬一被山口修女[68]逮到，就得罰掃宿舍。我讀書時校長是日本人，所以主要的學習科目是日文和英文。戰時我們住宿舍的學生吃得非常簡陋，每天都是青菜湯加味噌，一星期只吃一次魚和肉。
 
　　問：以前的靜修好考嗎？王：不好考。靜修是女校，學生又是挑選過的，所以還算好教。
 
　　以前我們靜修的學生一向以氣質好聞名。[69]當時的學校是由日本人管理，學校中的老師、大部分學生也是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須講日語、寫日文。上課時上的國文（是日文）、歷史分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地理分本國地理、東洋及西洋地理，在課程上則多偏重日本方面，因這些都是為配會日本人對台採日本化所致。除此，當時其他課程尚有：修身（今公民）、音樂、英文、數學、體育，禮節課等，禮節課為必修之課程，上課內容為教授女子應有之禮節，其目的在培養女子之氣質、禮節。除上述必修之課程外，尚在每天下午所上的兩堂課中，排選修課。選修課有：茶道、生花（插花）、縫紉等。平時上課亦有小考，每學期亦有段考，但並無暑期輔導。
 
　　而在服裝方面，髮型沒有限制，但在穿著上卻非常的嚴，上衣是海軍領的襯衫；長及膝下十五公分深藍的百褶裙，不可太長亦不可太短；鞋子也是娃娃鞋；襪子則需穿長襪，因為當時的風氣非常保守，女生的腳不可露出來讓人看見，因此，即使在炎熱的夏天，也得穿著長襪。除此，還不能在下課之後穿著制服跟三、五好友去逛街、看電影，若被發現會予以嚴重處罰。
 
　　除了以上規定外，住宿生每天七點半到八點半要晚自習，九點準時上床睡覺，即使是段考也不例外。睡覺時一人一床，中、日學生分開睡，其餘時間並沒規定。每天用餐時只有一青菜或一清湯，但無論如何，伙食比一般公立學校好，只怪當時經濟不好，以致後來糧食要用「配給制」，想想那種生活，非今日衣食無缺的我們所能想像的。[70]
 
　　本省人就讀本校大部分出生富裕之家，而日本人大部分出生於中、低階層之家，所以本省人看來較占優勢。
 
　　宿舍的作息時間為：早上六點起床，有一個小時的時間梳洗吃早餐。七點─八點為早自習時間，而放學後晚上六點─八點晚修，九點之後便要熄燈、睡覺。即使在段考前夕，學校亦不會將晚自習時間延長。
 
　　當時有禮儀科目，如：修身（即今之公民課），讓我們學到不少關於女孩子該注意的細節，使靜修的學生顯現出特殊的氣質。
 
　　學校很重視禮節，例如：當時學校很小，在同一個下課時間內，兩個人可能碰上個五、六次，所以，若是遇上老師、修女，每次都要問好，而不許嫌煩。在校園內（甚至校外）均不可邊走邊吃，且不可私自去看電影除非和父母一起去，或全班一起。
 
　　在靜修學到許多做人之道理，處事之方法，就是現代所謂五育並重。不但外文能力強，對許多國內外的禮儀都很明瞭，吃西餐時一定不怕弄錯。
 
　　靜修校規比一般中學嚴厲，一星期有兩次服儀檢查，由修女負責檢查，如指甲、衣裙、頭髮、鞋子皆是檢查項目。當時的制服是海軍領的制服，黑色的百褶裙，有帽子，夏季是白色，冬季為黑色。
 
　　因為制服很美麗，也很有氣質，因此許多南部的女孩子就會專程北上來讀靜修。
 
　　制服是海軍裝。制服，裙子一律要熨平，鞋子要擦亮，全年是長袖，不加外套。（如果怕冷，只能加添衣服在制服內）藍色百褶裙要蓋住膝蓋，全年白短襪。有運動服，就是把海軍領拿下來，換短褲、運動鞋，短褲像褲裙。
 
　　當時的校服類似海軍服，白衣藍海軍領，手腕處又滾有藍邊，而又穿著藍裙、黑皮鞋。
 
　　入校後便不可再剪髮。一年級長度齊肩如今日的學生髮型，前面的頭髮可以削薄；二年級紮成兩束；三年級又更長了，一律紮成麻花辮子。所以由髮型便知是幾年級的學生。[71]
 
　　日本的校友亦提供一些回憶，談到當年的靜修生活：
 
　　1. 校服─當時一般女校制服，都穿著海軍裝，大家都很喜歡。
 
　　2.唸靜修的途徑─入學都要經過招生考試，然並不覺得難考。
 
　　3.校內活動─網球、排球、乒乓球、花道、茶道、琴社、書法等課外活動都成立組織，但因戰事漸趨緊急而終止。
 
　　4.盟軍轟炸期間─至我三年級上課尚能維持正常，後來因常奉命參與校外勞動或遭遇空襲而暫停上課。在四年級的暑假中戰爭告結束，當年九月起，即增授英語和中國話的課程。
 
　　5. 學制─當時學校開設本科和家政科，修業年限各為四年和三年。
 
　　6. 內容─課目有數學、國語、理科、歷史、音樂、繪畫等一般教養課程，也有烹飪、裁縫等課。
 
　　7. 上課方式─花道、茶道不是正課，是屬於課外活動項目。
 
　　8. 上課節數─每天上課五節至六節，每節為四十五分鐘。
 
　　9. 教師來源─不是政府派任的。日籍老師由日本國來校。外籍教師有西班牙籍、菲律賓籍的修女，並沒有台灣籍的。
 
　　10. 日籍學生來去情形─終戰翌年三月，我所住的房屋、財產被沒收，每人領取一千日圓和攜帶少量衣物與日用品前往基隆港口搭乘美軍貨船回到日本來。
 
　　往事值得無限回味，其中被遣送回日時鄰居台籍許多好友都捨不得別離，依依相送，有的助我送行李至集合地點，令我至今難忘他們的溫情。[72]
 
   
        靜修女子學校自1917年四月開辦起至1945年三月為止，總計在此日本統治時期之畢業生總數達三千三百零一名。1945年九月，遵令改為初中部及高中部,肄業年限各為三年。十月依法改為台北巿私立靜修女子中學。戰爭後期台北蓬萊天主堂被炸毀，位於火車站附近的樺山堂原係為日本天主教友專用之教堂，一度曾被中華民國政府作為日產處理，後經交涉始收回，台北本地的教友當時以靜修女中禮堂充為臨時聖堂望彌撒。[73]
 
        除了權充臨時教堂外，靜修女中曾是台灣文化協會開會之地址。1921年，蔣渭水聯合當時台北醫學校學生和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以及林獻堂等地主、士紳，組成了「台灣文化協會」，其成立宗旨指出台灣人的文化水準太低，將來的台灣要由台灣人統治，必須要先提昇台灣人的文化水準，因此，推動文化啟蒙運動乃當務之急。[74]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特別選定由將會較少受到日警干擾西方人開設的天主教台北雙連靜修女學校舉行。到會者有醫學專門學校、師範學校、商工學校、工業學校等學生及島內知識份子共三百餘人。大會進行順利當場推舉霧峰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又有理事四十一人，評議員四十四人，並設本部於台北。這是第一個島內台灣人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的結社團體。[75]

　　靜修的老師同時也是附近天主教小修院的師資來源，1936年位於田中的天主教小修道院搬到台北的蓬萊町天主堂，亦即在靜修的旁邊，當時負責修院的是白斐理（Felipe Villarrubia）神父。修院中的一般課程，如物理、化學、數學、地理、國語等均請靜修的老師來擔任。
 
從教會史角度來看靜修女子學校的意義：
 
　　道明會在台灣的努力，貫徹其理想，而非牟利，因為從購地到蓋屋，首任校長向道明會借了六萬圓，後來又因為管理不下去了，轉交由修會來管，而修會此時有道明傳教修女會在台服務，正好由她們接手。為了維持宗教的影響，與日本殖民政府有過或明或暗的角力。當然，對於神社參拜以及對天皇的禮儀，由於天主教會對於中國長久以來的禮儀之爭以及日本在其影響力所及的地方參拜神社及天皇神化的問題在1930年代作出了將之「非宗教化」──亦即不視之為宗教儀式的看法，因而不像長老會信者的堅決抗拒，我們從1936年的靜修女學校大事紀要中即可看出，學生在校方領導下，去神社以及紀念明治節等活動，雖然神職人員及管理學校的修女參與，但學生方面未見有任何抵制行動。[76]
 
　　由於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對台灣的私立學校，尤其與西方人有關的教會學校當然想納入自己能完全控制的範圍，因而有一步步的行動。學校的直轄上司是地方政府，台北州政府當然希望能由日本人擔任校長，為了有好的藉口，台北地方政府提出希望將原屬於日本官方不承認的「各種學校」的層級中，將靜修提昇為政府所正式承認的「女子高等學校」，要求靜修脫離原屬修會的管轄，另組財團法人，請日本人主持並擔任校長，小宮元之助在此情況下接任，時為1936年。
 
　　小宮之接任不知是否政府與教會之間的妥協，因為小宮一直是學校顧問，有聲望的律師，應該得到教會的信任，由他來接遭到的反彈不會太大，更何況從事實際管理的一直都是道明傳教修女會，未有改動，而此修女會中也有日本籍修女，更易居間折衝。
 
        靜修女子學校始終未能成為日本政府承認的女子高等學校，其原因或者是因為推動此事極出力的台北知事今川在1936年底為藤田所取代。藤田州知事並於該年十二月一日視察靜修。由於主政者換人，或者不往此方向推動；另一原因可能是小宮校長九月一日到任，在任三年五個月後（1940年一月二十日）因病解職。在資料的備考欄中記載在四一年死亡。後任人事由教頭鈴木讓三郎在1940年一月十九日處理校長事務，次年初就任校長職。[77]或許由於校長更迭頻頻，再加上侵華及太平洋戰爭等產生的局勢動盪，殖民當局恐無力也無心將靜修女子學校改成正式承認的正式女子高等中學，一直要到戰後的1945年十月才被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承認，成為「台北巿私立靜修女子中學」。1948年一月董事會經教育部核准立案，1951年四月全校才經教育部核准立案。
 
　　在宗教上雖然靜修沒有宗教課程，但與學生日夜相處的修女們以及近在咫尺的豪華壯麗的蓬萊町天主堂多少會對耳目所及的青年女子有所影響，這些看不見的無法具體指証。然而在台灣原住民的皈依上，有一位靜修的畢業生卻是貢獻很大的，這位就是台灣天主教史上二十世紀著名的傳教員潘伏求的夫人林環涼（1907-1989）。
 
　　林環凉女士是台北茶商林有土先生之長女，八歲入台北太平町公學校接受啟蒙教育，十歲隨母陳鳩及妹皈依天主。公學校畢業，再入靜修女中修完高等教育。十七歲時嫁給擔任傳教員的潘伏求（文卿），婚後隨夫在北中南各教堂擔任傳教員的丈夫，台灣重要教堂如蓬萊町，羅厝、樹仔腳及台中，後來定居在台灣最早的教友村萬金多年。由於她受過日文教育，又浸潤教會多年，教義嫻熟，每當在附近深山原住民下山交易後，多在萬金天主堂邊休息，林女士便趁機與其以日文交談，得其信任後，每週定期上佳平傳道[78]，一年後在1953年有三百廿二人付洗，此為台灣天主教會史上山地集體領洗最多的一次。此事經香港《公教報》披露後，當時在台中南投附近傳教的瑪利諾會（Maryknoll Missioners）賈振東神父（Armand Jacques, MM），又以其向原住民傳教的經驗及日語能力，禮聘她往台中教區傳教十四載。潘老夫人被譽為台灣天主教會進入山地傳播福音的先鋒，是踏入山地福傳的第一人。[79]她的兒子均擔任各教堂的傳教員，其中次子潘瓊輝為在本地第一位晉鐸的神父，目前在高雄教區傳教。
 
        另一位與靜修有關而對台灣天主教會發展很有具體貢獻的是日本人大國督先生。他在1930至1942年在靜修女子學校「擔任地理、理科教師，民國二十七年畢業的陳換治校友，稱讚他為學識淵博、教學認真的好老師，大國督先生亦是虔誠天主教徒」。[80] 大國督也是研究台灣天主教會史的重要資料《台灣カトリフク小史》，（杉田書店， 昭和16年）的編者。此書為台灣第二任天主教監牧楊多默口述，大國編撰完成，在封面上寫的是該書經過楊多默教區長的認可，而發行人也是大國，換言之，大國督在此重要的書上扮演重要角色。據此書凡例所記，乃以コロネル神父[81]之紀錄為基礎，加上楊多默的口述以完成的。[82]大國督似乎在二次大戰後期成為日本警方選為管控台灣天主教會事務的官方代表，有一段記載有可能就是指他：
 
　　大約三個月後，日本警察派了一位教友做台北主管，他名叫OKURN（OKUNI漢字為大國）[83]，我們就打算去拜訪他，也請求他准許我們傳教。我們對此事抱著樂觀的態度因為他是教友，能夠了解此請求而讓步。
 
　　OKURN先生很隨和，待人殷勤，我們樂觀的想法是對的，他答應我可以在聖堂內講道理，也可以到鄰近村鎮傳教。但是應該隨時向當地主管報告行蹤，且不可以離開所批准的範圍。
 
　　這是很大的讓步了，我們也深自慶幸，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戰爭結束。[84]
 
　　與靜修女子學校淵源很深的大國督，似乎在日治的晚期對台灣天主教會也提供了相當的協助。
 
        近代的教會往往由於要將資源放在純粹的宗教傳播或是投入教育或社會慈善事業一直是很難取捨之事。道明會在資源不甚充足的九十年前，毅然創建靜修女子學校，成為台灣首座日台兼收的女子學校，解決台灣女子教育上的學校不足問題，也培養了有氣質及優秀的女公民，這是一個重要的貢獻，[85]附帶而來的像是林環涼女士的傳教活動以及大國督的教會文字工作，在台灣教會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1917年靜修女子學校創立前已有的基督教會創辦的私立中小學：
 

名稱	位置	創立年月日	創立者
長老教神學校	臺南	明治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モントゴメリ│
オツクスフオードカレヂOxford College	淡水	明治十五年六月	マカイMackay	後臺北に移轉臺北神學校と改稱
淡水婦女學堂	同	明治十七年	同	後淡水女學院と改稱公校程度の教育を行つてるたが後高等女學校となる
長老教中學校	臺南	明治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エドワードバンドEdward Band
長老教女學校	同	明治二十年二月十四日	スチユアート  バトラSteward
臺南訓育院	同	明治二十四年	ウイリヤム  キヤンベルWilliam Campbell	盲人に聖書點字算術手藝を授く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慈惠院附屬となる
亭仔腳小學校	同	明治二十九年三月	石崇山	神學漢學算術を授く
崗仔林教會小學	內崗仔林庄	明治二十年一月	李崑玉	本島人に神學漢學算術を授く
拔馬小學	臺南縣拔馬庄	明治三十年二月	葉天解	同上
木柵小學	臺南縣木柵庄	明治三十年三月	葉滄海	同上
大寮小學	臺南縣蚵賣坑庄	明治三十年三月	卓道生	同上
口隘小學	臺南縣口隘庄	明治三十年三月	姬文彬	同上
新港庄小學	臺南縣新港庄	同上	李再添	同上
オクスフオールド  スクールOxford School	滬尾	明治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ゼオーヂレスリー   マツケイGeorge Leslie Mackay	前出更に許可を得たろむの
臺南長老教會福音書院	臺南	明治三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トーマス   バークレーThomas Barclay	本島人基督教傳道士を養成す
臺南長老教高等學校	臺南	明治三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アンドルーウビネルソン	本島人に基督教國語英語漢學普通學を授く
同    附屬小學校	臺南	同	同	本島人に基督教及普通學國語を授く
長老教會婦人學校	臺南	同	ゼン・エー・ロイド	本島人基督教女傳道士を養成す
臺南長老教女學校	臺南	明治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マルガレツト  バーネツト	前出更に許可を得たろむの本島人に公學校高等女學校教育を施す後長榮高等女學校と改稱
長老教中學校附屬小學校	同	同上	エドワードバンドEdward Band	本島人に公學校程度の教育を施す
臺南長老教中學校	臺南	明治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エドワードバンド	前出更に許可を得たろむの本島人に中等教育を施す後長榮中學校と改稱
淡水高等女學校	淡水	明治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ゼーエムケンニー	淡水女學校を改稱
臺北神學校	臺北	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ウイリヤムマカイWilliam Mackay	本島人に專門教育を施す(創立は明治十五年)
淡水聖書學校	淡水	明治四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ハンナーカーネル	本島人に公學校教育を施す
長老教中學校彰化豫備校	彰化	大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ダンカン  フアルカツソン	公學校教育を施す
淡水中學校	淡水	大正三年四月四日	ジヨージ  ウヰリヤムカイGeorge W. Mackay	本島人に中等教育を施す
靜修女學校	臺北	大正六年四月	ケレソンテ  フエルナンスClemente Fernandes	內地人本島人に高等女學校教育を施す

 資料來源：台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原於1939年出版，民國六十六年古亭書屋重印），頁995-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