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農村
二、集寧地區
邊疆以集寧為中心的地區，是塞外最高的地帶。主要的平原：西南有岱海灘，東有七蘇木灘，東北有馬群灘及集寧。大部分是荒山在四周圍繞著、而中間開展出寬闊的草原。五十年前，這塊約莫有兩萬方里的地區，只有少數的蒙古人民居住，東為黃旗，西為紅旗，每旗分作幾個「蘇木」，由「掌蓋」當權，每旗的酋長稱「按坂」。
當時除寥寥的蒙古蓬帳，及很少的簡陋民房外，尚有蒙漢人民貨物交易的地方：如豐鎮、涼城（舊寧遠）、隆盛莊（回民買賣地）、康保（陶林）、集寧（亦稱平地泉）都是。
遠在乾隆十五年（1750），幾家信教的農民，由山西忻縣遷到搶盤（涼城縣境內），以後從東部遷來的人民，逐漸增多，遂成了目前的公溝堰村（1878）、香火地（1888）和沙卜（1887）三個村莊，從此那一望無際的牧場，開始有農村點綴起來。
當時有過一位英國人叫勞西力的旅行內蒙，他在所著《Through Mongolia》（1891年出版）上說道：「沿途農村之少，實屬驚人，張皐路上，只見煙村兩三家，小店六七處，除了兀利巴以外在山溝地帶，只有漢族農民寥寥幾戶而已，西北區內，簡直看不到人煙。」
光緒六年（1880），第一批遣來內蒙傳教的教士，道經此地，看見這一帶地土，最適宜耕種，十數年後，曾擬購置一塊來設立農村，但事情沒有成功。光緒二十年（1894），教士劉拯靈帶了一批農民到來了，經官方的協助，買得黃旗七蘇木灘，及三四蘇木各一部分土地。
買地手續照例辦好以後，教堂又把買來的土地分別轉賣給從南壕塹、二十三號地、窰子溝、沙卜等處徙來的教民，另外還留下一些給蒙人作必需的牧場。
首期成立的農村，以玫瑰營子為中心，共有哈拉溝、望愛村、聖家營子、古營盤等大小十幾處，到今天為止，居民人數竟達到了兩萬之多。
農民們由於教士指導有方，自己購置荒原開闢的也很多，由大同、天鎮、陽高一帶徙來的農民，都可隨意在教堂村領地耕種，無力安家的，教士們也常常酌予救助，他們也可以到周圍的地方去，倣照教會開墾的辦法，從事耕種，例如距教堂村聖家營不遠的地方，就有回民成立的一個農村，在望愛村西北，有張姓大戶農村。集寧地區農村開創的由來與經過，大略如此，在十九世紀之末，此地農村，單是教友居民便有五六千人，由此我們可以想見，這一帶的移民墾殖的成績了。
庚子之亂的時候，集寧地區農村原也略略受過一些危害，不過翌年教會發展農村卻直達到了岱海灘，而在納令溝購得土地150頃。新開的地土，收穫是豐富的，於是有經驗的農民們，跟著也遷來了，這便是香火地、官村幾個農村，而每個還附帶著五六個小莊子成立的由來。
另外還有些農村是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至宣統二年（1910）間，在集寧之西20里至60里的區域內成立的，信教的農民自動購買草地開墾，請教士到新農村居住，他們都明白教士們肯為村民犧牲，為公共的利益效力，而村民們自己也能恪守教規，知道進取。並且新立的農村，公私設備，不無困難之處，有教堂就是有賙貧濟困的保證。因此有十幾個新農村，在平地泉、美林圖附近一帶漸次的出現。蒙人看到了開闢荒地設立農村的好處，於是土地租買，也較從前容易了，就是政府設置的墾務局，對於開放草地，也不像先前那樣常有誤會留難的情形。現在一般人提倡殖邊運動，我們認為未始不是受了教會首創移民墾荒成功的影響。
集寧迤南的地帶，農戶是不斷在繼續增加中的，光緒三十四年（1908）以後，教士們移民墾荒的視線，轉移到了北方，因此就在這時，在所謂馬群灘的地方，又成立了兩個農村，一名二十號地，一名東房子，惟正式的北地開荒運動，是在民國七年才開始的，那裡到現在也還有著無邊的草原，等待人們去開墾。
南邊有力的農戶到北地去再開闢新地，惟有一種要求，或可謂必須的條件，就是要請教士們伴同他們前往，負責組織新村。教士們當然是高興為他們服務的，結果北地的開荒運動，成效大著，到現今已經有十數個教友農村，例如紅盤（民國八年）、宏格兒圖（民國十年）、大腦包（民國十三年），就是三個農村的中心。這種向北開荒的事業目前仍在進行中，前途正未可限量。
從以上的簡略敘述裡，我們知道組織農村的步驟，首先是由集寧東部作起，次及於南部，繼而在集寧周邊，最後到了北部。從光緒二十一年（1859）起，到民國十四年止，一步一步進行，在每段地帶，開荒之後，都得十數個農村，可謂獲得了圓滿的效果。
在統計表上，草地農民，雖沒有怎麼了不起的增加，但是每年總在增加之中。
在幾個大荒年的時候，如宣統二年，民國元年，民國十七年，有好些農家都向那一帶遷徙，而教會在這普遍的災荒下，也確實給了農民們以有效的救濟。譬如曾有一個冬季裡，在一個農村放賑的食糧，就有2萬斤之多。至於教堂地帶本地原有的農村，在民國十九年以後，大都修上了土堡自衛；因此當土匪猖獗時，農村一切的發展也沒有中止過。
邊疆未墾的荒地自然還多，我們相信如果能將草原闢為良田，新農村便能夠組織起來，不過事在人為罷了。我們現在綜計由教士或教民創辦成功的邊疆農村有59個，小的有300居民，大的有3000居民，各村都有男女學校，比較大的並且還設立著育嬰堂、安老院或疾病施診所，村民能自治，地方治安亦很妥善，各村於自給自養外，仍有發展的餘力，這便是很好的證明。
抑有進者，集寧地區有華北糧倉之稱，除生產豐富外，人民的文化及知識水準，也都較塞外其他農村特別高些，這當然又是一般邊疆農民，先進者及後來者的光榮了。
現在且讓我們節錄幾句到過塞外的考察家和新聞記者的話，作為引證：
民國二十六年，《大公報》發表了一篇一位學者到集寧考察的報告，其文如下：
「此地天主教堂的村莊，我到過的不多，連當地教會的中心玫瑰營子，主教府所在地，我也沒有去過，但我曾同幾位教士及一些天主教教友談過話，使我感到非常驚異。……在這匪亂時期，政治實力不能達到的邊塞地區，若沒有天主教會的駐留，我敢斷定的說，所有的農村，早該破產，所以教堂實在是此處的救星。我們該知道，在集寧、察哈爾，天主教堂在地方上最有權威，同時也是最能施恩惠的機構，在塞外你若能找到一個安謐的農村，或一所完善的學校，或一個任何有組織的團體，無疑的是在一個教會村裡。這地方本是荒涼的原野，文化落後，氣候嚴寒，民生窮苦，但是天主教會給村民們帶來了優裕的生活，現代的設備，教友文化的水準，確實高出一般其他村民，所令人驚異的是：這些教民得到的幸福，全都是教士們的貢獻。這裡的教士們都是本國人，主教也是本國人。教士不獨是教會的首長，並且也是地方上的指導者，組織社會及公益事業的領袖。
我曾聽過不少人對於教士們都加以非議，他們抨擊教會，然而事實俱在，他們在塞外組織成了許多的農村，並致力於訓導村民，同時也資助村民們求生，建築堡壘，防禦匪患，有教士在，村民便感到勇氣百倍。……」
報紙雜誌上所見到關於天主教會的文字，當然不見得都對天主教教士表示好感，恣意攻擊的，也不是沒有；然而我們以為這是傳聞失實，或缺少親自調查的結果。例如為陜北三邊教堂土地的事，非難教會者，曾在報紙上先後發表了兩篇自相矛盾的文章〈The China Critic 15 March, 1934.〉及同年四月〈The China Weekly Review〉。我們若將這兩篇加以參照，便見得作者不明白地方、農村及社會的實際情形。
又有一位作者在民國二十五年12月10日的《中央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對河套天主教會的評論文章，他表示對教會了解與同情；他說：
「極幸福的地區，要算臨河以西，陜壩周邊的教堂地帶了……。目下該地教會有九個照部定章程辦理的小學校，第一個除初級外，尚有高級兩班，計有學生280名，初級學生回家吃飯，高級生在學校裡由教會供給飯食，每年飯費只收5元。
教會區域幸福的原因，是由於教民的內部組織十分完備；在每個教堂村，有一位教士，他為整個村莊的村民幸福效勞。不拘遭遇著任何天災地禍，教士們都始終努力不懈，從來不表示失望，他們救濟窮苦的村民，給他們金錢，出借牛馬，奔走於地方軍政機關，為災民請求賑濟。遇有匪警，則更是廢寢忘食的，負責地方的治安，因此一般貧民，自然就樂意投向這樣慈祥的教士懷抱去了。貧苦的人民可以隨意去找教士，而教士們也必盡可能的從災患中救拔他們，當然，他們要求教民恪守教規，但信教是自由的，對於信教和謹守教規，完全是出於教民們的自願，並沒有勉強的事。」
在新蒙古雜誌裡，民國二十五年我們讀到一篇察北旅行記，記者說道：
「天主教教士終身在指定的地方服務，惟一的宗旨就是宣傳教義。他們的意志堅決，甚至犧牲性命亦所不惜。我曾在平定堡見過一位比籍教士雷有望，他到中國已有35年了，我問他在此塞北的苦寒地帶，長久的度著教士生活，豈不太覺單調苦惱嗎？他竟不願意承認他的生活苦惱，他說：『我未嘗感到苦惱』，其意志的堅決，可想而知。」
我們在上面引證這幾位記者的話，並沒有意思故為誇張，或存心提高教會的聲望，但這些話至少可以當作一個公正人士，親眼見到天主教教士，在邊疆為社會及文化等事業的貢獻，所感發的一種忠實報導吧！（參見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