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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公教社會事業 王守禮主教 著 傅明淵 譯(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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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農村
 
一、組織農村
 
  開闢荒原,以供移民耕種,這是教士們在內蒙的第一步工作,第二步與開荒同樣重要的,就是組織農村。
 
  農民有地可種,無虞衣食,當然算是幸福。
 
  但塞外苦寒,沒有住屋棲身,嚴寒的冬天是難度的,而建築房屋的木材,卻是一大問題。
 
  河套建築房屋的木料,大多從甘肅由河路運來,路程遙遠,價值的昂貴就可想而知了。後壩(武川)建築房屋所用的椽木,多數是土默特運去的,但土默特木材的出產,亦不豐富,因此民國2年建築巴拉蓋學校的時候,所用的木材,竟有由外蒙古庫倫運來者。
 
  起初在墾荒的時候,水井也成問題,有的地方,要掘10丈深,才得飲水,此外再加上地方上土匪竄擾,終年有劫掠焚燒的事,農民們困難重重,不能自拔,因而教士們設法把散處的農民集合起來,組織新農村。
 
  事實上,教士們一開頭就便注意過組織農村的。不過,由於荒年和匪患等種種困難,曾數度中止。環境一好,他們便又會立即從事組織。教士們知道設立農村,不獨能避免諸多外來的侵害,並且覺得如果任農民們散居在這遼闊的草原,不加以組織,那簡直是置他們於原始人的生活中,其結果則是缺少教化,不會有社會觀念,更談不到有國家思想。
 
  教士們這番努力,確實是有著功效的。凡是遊歷內蒙的人,東起熱河,西迄寧夏,沿途都可以見到:在一望無垠的草原中,有著綠樹蔭蔭的農村分佈著。
 
  有一位旅行家在日記上說道:「在西北原野中,若見到綠樹成林的村莊,無疑那是一個教堂所在地,鐘樓上的十字架,便是它的標誌。」
 
  的確,在河套除了教堂所在地以外,我們是找不到大的村莊的,並且教堂村也就是地方上文化的中心,交通的樞紐,治安的根據地,社會事業的發源處。幾十年來,由於匪患和荒年,無數的零星小村,盡成了頹垣斷壁,黃沙蓋沒了的廢墟,惟獨教堂所在的各處村莊,卻在一切艱難困苦中依然繁榮地存在。
 
  這些可稱模範的農村,統統是由教士們擘劃的,起初即使是三家五家茅屋草舍,但選擇住屋的地址,必然要依照未來整個村莊的圖案,一家一家齊整的排列;各家保留著將來建築的餘地,大街小巷,通衢大道,以及挖掘水井和修築碉堡,全都有合理的安排。
 
  貧苦的農民,就由教士出錢代為建築住屋。住戶逐漸增多,於是男女學校,也開設起來了,施藥門診也有了,保護居民生命財產的堅固的圍堡,不消說也是有了。這樣的農村,居民有多到數百戶,這都是教士們苦心孤詣的結晶。宗教家博愛濟眾的理想的成功。
 
  黑土窪(察哈爾沽源)便是教士們移民墾殖的標準例子。
 
  遜清光緒元年(1875),黑土窪還是一個蒙民的牧場,後來才有教友遷去開墾。光緒十八年(1892),教士們到該村組織了農村平定堡,由西灣子、五號等地遷去教民不少,沒有幾年,牧場上就有千金村(1904)、高山莊(1908)、狐狸峪溝(1917)、頭號(1943)、餉馬溝(1934)等等農村一一出現。
 
  上述幾個村莊,每村都有堅固的土堡,偶有土匪為患,附近的農民們就爭來避難。五十年中,總計移來農民600餘戶,數百頃的草原,闢成了良田,現在還有許多的荒原待墾,移殖前途,正是未可限量的。
 
  綏遠北山,俗稱後壩,教會在該處設立了教堂六處,農村事業亦有相當的成功。
 
  天主教教士,八十年來在邊疆致力於移民墾荒,組織農村,其於社會國家效力,於此可見一般。
 
  茲將教會設立的較大農村及居民數字,列表於後。
 
村名 成立年 居民
大營子(熱河) 1908 3000
山灣子(熱河) 1898 1000
七號(察哈爾) 1910 1800
南壕塹(察哈爾) 1870 4000
玫瑰營(集寧) 1895 3000
美林圖(集寧) 1912 1200
巴拉蓋(綏遠) 1893 2500
小淖(綏遠) 1888 3200
陜壩(河套) 1907 20000
蠻會(河套) 1905 8000
白泥井(陜北) 1902 4000
堆子梁(陜北) 1902 2500
城川 1974 1200
 
  最後的城川為陜北三邊的一個蒙古村子,全村蒙人都信奉天主教,乃是邊疆絕無僅有的,此外還有不少農村,也是由教眾開創組成的。
 
  教民中有的富有,他們從蒙民手裡買進荒地,開闢耕種,等到聚集農戶多了起來,為求農村改善,並為農村治安計,就將自己購置的土地,奉送一塊給教堂,請教士來新村居住,建築教堂,設立學校。
 
  南壕塹現在是察哈爾的重鎮,便是這樣形成的。綏遠集寧境內各處堂口,全都是教民首先開拓,然後相繼設立教堂,就是現在,也還繼續在開拓中,例如察哈爾平定堡現有住民2200人,成立於光緒十四年(1888);公會村居民2300人,成立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集寧老平地泉居民1500人,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官村居民2000人,成立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
 
  土默特沒有新設的農村,但數十年內,有大批的教友,遷往綏西河套固陽縣境而新設農村,他們多是由小淖遷來的。在後壩(東後山),也有教友逐漸東移墾荒,而在距武川200里之北,成立了烏蘭淖新村,合附近教民,計有2000餘人。
 
  如果教民自動墾荒,聚集農戶成為村落,請教士去設立教堂到村裡來居住,農村就有立竿見影的發展。例如熱河松樹嘴子,察哈爾西灣子,昔年不過是深山裡的蕞爾小村,設立教堂以後,便成了現在的地方重鎮。我們聯想起歐洲中世紀時,凡有隱修院的村莊,都發達成了大都市,中國邊疆幾個教堂所在的農村,其情形正相彷彿。例如西灣子、香火地,三十年前乃是幾家農戶圍繞著教堂的農村,現在卻已經成了崇禮縣、涼城縣,縣治的所在地了。
 
  已經成立的農村,賴教士們的援助而獲得迅速發展的,也是很多,例如灶火口村(張北)在民國二十二年,已是擁有60家住戶的農村,但全村周圍的土地,半數是一位富翁的產業,一般貧戶們終年碌碌,所得僅足溫飽。有一次,這家富戶急著錢用,又沒有地方籌措,遂將大部分土地出賣給教會,教會於是把所買來的土地分配給無地的農民耕種,又給赤貧者建造住屋,還替他們挖了幾口水井,後來居民激增,治安亦得確保,男女學校也先後開設起來,公共衛生和社會風化,都有著顯著的進步。
 
  察哈爾十一號村,在民國二十五年前,全部的土地,盡屬於一位河北省的大地主,這一村的農人們,以撤賴抗債著名,每年秋收以後,地主派人收租,村民們竟不約而同,隱避著不出來見面,因此收租人扣押他們的傢具,拉走他們的牲畜,糾紛重重,村中雞犬不寧,幾年以後,地主看看無法可施,就打算拍賣他的土地,以便息事寧人,然而土地久已為村民們耕種,拍賣起來,又怕惹出重大的糾葛,於是把教士請了出來辦理;教士遂特地到北平和地主商討,結果是所有劃分的地界,均由教士負責拍賣,公允而恰當,賣買雙方都稱滿意,惡劣的村民,從此逐漸離去,不數年,村民衣食寬裕,生活也有了合理的規律,成了一個完美的村莊,這又是農村糾紛由教士斡旋,地方情形得以改善之例。
 
  此外,有的農村人口過剩,以致農田不敷分配,教士們便設法遷移過剩的人口,到別的地方另立新農村。
 
  計五十年內,熱河傳教士遷移過剩人口,組成的新農村有十幾處之多,如西南營子(哈拉戶燒,今稱朝陽縣)、老虎溝(灤平縣)、沙拖子(平泉縣)、鐘匠營子(朝陽縣)、山灣子(凌源縣)、那拉必流(寗城縣)、建昌(建昌縣)、大營子(林西縣)、西山(凌源縣)、錐子山(圍場縣)、王子廟(赤峰縣)等便是。
 
  總之,教堂成立農村,時間和原因,容或有差別,所得的效果,卻是一律,例如集合的農民,組成了完整的村莊,大家都能度著優裕而有規律的生活,享受著公民權利,共負治安上的責任,普及教育,改善農業,傳教士在他們所組成的農村,最顯著的設施就是學校、育嬰堂、安老院。村裡人口的增加率,也都較其他村落為高。地方的治安不消說同時是能確保的,這些都是教會農村的特徵。然而完稅納糧,以及地方行政,村民們都依當地成規,完全服從著地方政府的統治。
 
  當然,新來的農民,願在信教的村莊落戶,亦無不可。當土匪竄擾的時候,教堂一向都熱誠收容前往投奔的避難者,但為公共安全計,投奔者必須是沒有造亂嫌疑,無害於公益的人。
 
  教會在荒涼的邊疆創立的農村,為數確實不少。這些農村都是教士們艱苦創造,留下來的一種永久存在的工程,所以,教士們實在已經給了我們開發西北利源,充實邊防的一個有力的先導,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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