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與聖座──求同存異 　韓德力

 
 
        從1842年至1860年，不平等條約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最令人羞辱的事件。它在所有中國人的心中造成了傷口，直到現在尚未癒合。中國天主教的歷史也充滿了悲劇。禮儀之爭（18世紀）的部分悲劇是由於教會內部的鬥爭造成的，但讓天主教的領導以及教友們最痛苦和未經癒合的創傷是義和團起義（1900年）的悲劇，直到195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1965-75）事件達到高潮。多年來，這悲劇性的歷史引發了羅馬與北京之間尖銳的對抗和不友好的關係。鑒於這種悲劇性的背景，我們認為兩個受傷的夥伴｢北京與聖座｣正在對話中尋求共同點，[1]而不是如同過去繼續對抗。

　　過去150年，中國和天主教會都經歷許多重大的演進與改變。梵二大公會議改變了教會；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也改變了中國。然後羅馬與北京之間的對話因此成為可能。中國和天主教會都宣稱自己對世界所有的意識形態抱持開放的態度，願意與之進行對話。這種態度與過去截然不同。我們希望呈現的是，教會之所以從一個中世紀的封閉團體改變成一個願意與教會以外的所有意識形態對話的教會，這樣的結果不僅僅是因為梵二大公會議的一個政策性決定，而事實上是教會在150年漫長的時期，經歷了緩慢及痛苦的奮鬥與成長過程，才具備讓自己改變以及對外開放的成熟條件。同樣的，對於中國的改變，也確實可以同樣看待。一些觀察家堅持認為，中國政府永遠不會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斷地詳細解釋中國如何變化與教會所發生的變化幾乎是平行的。[2]
 
法國大革命震驚了教會，教宗們過去以抵抗來面對新的意識形態，自「梵二」起開始採取對話方式。

　　法國大革命終結了社會以及教會的中古世紀時代。從那時候起，新興的意識形態有如雪花般地在歐洲各地蔓延開來。教宗面對這些新起的思潮也束手無策。教宗多半抱持著防衛的心態執意想要捍衛教會的真理。教宗庇護九世（Pope Pius IX）於1864年發表了《關於時代謬誤》（Syllabus Errorum）文件，懲斥了當時的邪說謬論，提出了八十條命題加以譴責，包括理性主義、自然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冷淡主義（漠不關心論indifferentism），共濟會（Free Masonry）、政教分離、新聞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其他的自由主義等命題。始於一千多年前，教宗一直堅信為了保護教會和更自由地傳播福音，教宗有必要擁有自己的國家。但是在1870年10月11日絕大多數羅馬公民投票贊成將教皇國併入義大利。在當時感覺是一個歷史的災難，為了應對危機，教宗乃於1869年12月8日召開梵諦岡第一次大公會議，通過教宗「不能錯誤」信理（dogma of infallibility）[永遠司牧憲章Pastor Aeternus，1870年7月18日]，賦予教宗對抗宗教改革（Reformation）的錯誤、科學的日漸驕橫以及啟蒙運動等的權威。教宗庇護十世在面對社會的現代主義、哲學現代主義、神學現代主義時，都採取反對的態度。教宗在1907年頒布了《時代主義者的錯誤》法令（“Lamentabili”，On the errors of Modernism）以及《應牧放主羊》通諭（Pascendi），針對當時關於教會的本質、啟示論、解經的訓導權、聖事以及基督的神性，做了65項的譴責聲明和表明教會的立場。

　　隨著時代的演進，教宗在聖神的引領下，也趕上了「時代的標記」（signs of the times）。教會一步一步地改變，逐漸走向世界、向世界開放。教宗良十三世（1878年至1903年）於1891年撰寫了《新事》通諭（Rerum Novarum）（論資本與勞動關係），引領教會關注社會的不正義問題。實際上，當時的教會只局限在歐洲，是教宗本篤十五世打開教會的門，讓它成為普世的教會。本篤十五世於1919年發表《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諭中，要求世界各大洲建立地方教會，培育本地的主教及神父，這就是本地教會的出現，也由於此通諭的原因，教宗庇護十一世於1926年祝聖了第一批中國本地主教、於1927年祝聖了日本主教、1933年祝聖了越南主教和錫蘭（斯里蘭卡）主教、1937年祝聖了韓國主教、1939年祝聖了非洲烏干達主教和馬達加斯加主教。在1944年的聖誕節，教宗庇護十二世首次公開承認民主政治形式是可以接受的，並且對當時新成立的聯合國抱持積極的態度（對於在那之前存在的「國際聯盟」有所批評）。1946年，教宗在亞洲地區以及其他大洲建立了地方聖統制教會，並且在短短幾年內任命了超過50位樞機主教，使得全世界的外籍樞機主教人數在歷史上首次超越義大利籍樞機主教人數。25年後，便出現了一位非義大利籍的教宗。

　　1963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寫了《和平於世》（Pacem in Terris）通諭，不再譴責現代的人權和自由，反而正式地承認甚至稱讚兩者為世界和平的基礎。梵二大公會議召開的時機已成熟，「梵二」的順利召開成了教會歷史性的轉捩點。大公會議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audium Est Spes 喜樂與希望）肯定了教會願意自我開放與世界對話。教宗保祿六世所寫的《祂的教會》通諭是首次出現「對話」兩個字的教會官方文件，保祿六世是一位積極推動「對話」的教宗。為了證明他自己的信念，教宗甚至在1965年到了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後來，他啟動了合一的宗教交談（於1966年和1967年）以及召開了第一次世界主教會議（於1967年）。看得出來，天主教會在面對世界以及面對所有不同的意識型態時，態度上做了根本的改變。教會也建立了「溝通的」架構，如世界主教會議以促進教會內部的對話。

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相當於「法國大革命」對天主教會的影響

　　鴉片戰爭和不平等條約（1842年至1860年）使中國受到屈辱，震驚並且深深地傷害了中國。它使中國痛苦地覺悟到自己在當時是多麼的腐敗、無能；中國也意識到自己被西方殖民主義者所利用。同樣地，法國大革命也震驚了在歐洲已有相當基礎的教會，而在下個世紀的教宗們也不知該如何尋求教會能夠繼續存活下去的方法，中國的情形也是如此。接下來的一百年當中是持續不斷的不平等條約，中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想設法來維持民族的生存以及國家的強盛。究竟，他們應該仰賴自身的中國文化？還是應該學習西方的經驗？他們面臨了痛苦的抉擇。他們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憎恨情感，以及該向帝國主義學習的需要，該如何將兩者結合一起呢？此痛苦的選擇干擾了中國好幾個世代，馮桂芬和李鴻章尋求中國「自強」之道，一方面仰賴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但仍強調在某種程度上的「西學」，用這樣的方法來尋求達到中國的「自我覺醒」。梁啟超更進一步地提倡，他質疑孔子的「王道」學說是否仍然值得在新中國保存下來。他號召要創造一種「新民」，亦即對「中國」身分認同的基本改變，也就是說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的改變，這樣做是為了拯救中國的人民以及國家的存在。[3]他甚至建議需要將中國的傳統價值體系完全摧毀，因而創造了新的詞彙「破壞主義」，而後的陳獨秀、魯迅和其他人繼續在此方向跟進，這樣的想法終於在1960年毛澤東提倡文化大革命時提到「先破後立」時得到戲劇性的迴響。毛澤東是梁啟超著作的熱心讀者，但是他僅做到了「破壞」，卻未能「建立」。

　　在整個19世紀期間，中國人民透過幾次的反抗運動試圖為國家帶來改變。武昌起義和1911年中華民國的建立並沒有給中國帶來解放，反而接踵發生的軍閥割據，紅軍長征（1934年至1935年 ）和抗日戰爭（1931年至1945年），讓中國陷入混亂時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讓中國人感到榮耀的時刻。在成功從敵人手中取得勝利後，中國人民認為毛澤東是象徵著整個國族驕傲的領導人。但這也意味著毛澤東對中國的貢獻就此結束。正如過去教宗庇護九世和他的繼承人不知道如何應對法國大革命後的新情勢一樣，毛澤東也不知該如何從這樣的破壞中建立自己的國家。接下來的25年期間，毛澤東陸續在中國發起了破壞性的社會運動，導致這國家陷入饑荒和災難的悲慘狀態。中國人相信毛澤東終究會解決中國的問題，並改善他們的生活，但很不幸的人民的期望並沒有實現。情況不但沒有改善，中國後來還繼續經歷各種痛苦的運動，直至發生了那充滿破壞性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3年）。這段時期是中國歷史中最令人困惑的150年。

中國之「開放政策」相當於「梵二」在天主教會之召開：
與羅馬的對話從那時起成為可能 

　　鄧小平在毛澤東過世之後接管了中國的政權，他是出名的人物，雖然他並不是位出名的作家或哲學家，他為中國來說就像真福若望二十三世為天主教會是一樣的。在教會長期悲劇性的復甦之後，他對當時教會的需要有著非常清楚的洞察力，基於這樣的理解他做出了歷史性的決定，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此舉不僅令眾人感到意外，同時也震驚了普世教會。同樣令人震驚的是鄧小平廢除了奉行二十年來毛澤東的政策，他在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聲明：「從今天起我們放棄了中心思想──階級鬥爭，而以經濟的發展當作我們關心的重點。」當他發表了：「黑貓白貓，只要能捉老鼠的都是好貓」的論點之後，中國農民立刻就領悟了他所說的話。

　　中國真正的解放是在鄧小平頒布開放政策之後。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但同時它也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因為中國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和政治的基本政策，此基本政策是中國過去幾十年所優先重視的，確實發生了顯著變化！開放政策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中國與他國的關係，過去中國曾與許多國家的敵對關係已改變為合作與交流的友好關係。從那時起，中國開始把自己的格局調整到國際舞臺上，讓世界驚異地看到中國在經濟、社會、政治方面迅速成長。當中國在2008年舉辦世界奧運，以及中國宇航員於同一年完成了另一項成功的太空飛行後，此成就顯得更上了一層樓。如今中國更是理直氣壯地在科技領域方面獲得高度的認可。經過長期和劇烈的掙扎後，一個「新中國」因而誕生了：這是一個有別於「義和團運動」時期的中國，以及1949年的中國，如今它是一個真正解放後的中國。此「新中國」宣稱已準備好自己願意與世界的一切意識形態進行對話，然而我們認為中國仍須以行動更清楚地證明這一點。中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方面已做了巨大的改變，但它並未成功把相同的改變付諸實現於宗教領域。換句話說，鄧小平推出的解放改革尚未完成。

　　中國和天主教會（中國官方稱之為「梵蒂岡」）在這個方向上所投注的努力是一樣的，它們兩者都從根本上做了一些改變，並為了我們的年代做了許多的調整。他們在對話的路上採取了一些重要的行動，但是在實現他們所承諾的對話時，兩者仍需要時間來做驗證。然而，從我們時代的標記看來，就目前而言，中國和天主教會之間的歷史性對話是可能的。事實上它正在發生。

羅馬和北京已經採取了明顯的行動準備對話
但是他們雙方都經驗到在自己的陣營之內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對話

　　當我們分析自從1980年代以來發生的事件時，可以發現教宗在提倡對話的道路上一直都是先驅者，特別是與中國的關係，而且他是以有限的、不過卻很清楚的方式，而中國也是以正面的信號來回應羅馬的表示。不過事件也清楚地顯示，中共內部保守派的一重要團體，封鎖了中國要進一步將它的開放政策運用在宗教和人權的領域所做的任何嘗試；另一方面，羅馬也發現，並不是每一個教會內的人都準備好要走對話的路。

　　1970年，甚至在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的前兩年，教宗保祿六世在對「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的演說中，懇請該組織承認中國為成員。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教會正經歷著迫害。出生於波蘭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其反共態度聞名，他也曾做出希望與中國對話的明顯表示。在此我們只引用一例：在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年（1982年10月）的場合上，當提到今日的中國時，教宗明確表示他希望能做任何可能的事來使雙方對話成功，他說：「我們希望克服所有的障礙，並且找到一個合適的方法以及足夠份量的機構來重開對話，並且永續不斷。」[4]

　　對這些表示，中國表達了對國內宗教的善意來做回應。1985年，中國主教被准許對國外的邀請作正面回應，像是去拜訪亞洲、歐洲和美國的教會，而且中國教會和其他教會之間的聯繫也是被允許的。到了1980年代中期，一些非法祝聖的中國主教，開始祕密地向教宗申請希望得到認可，一開始的時候，任務之（此人當時是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的局長）威脅要對這些人做處分，可是這樣的趨勢並沒有被終止，在1990年代之前大部分非法祝聖的主教後來一一都被教宗認可，中國並沒有辦法阻止這樣的趨勢。

　　1985年中國社科院的副院長趙複三在中國政治協商大會發表歷史性的演講，他認為把宗教視為「人民的鴉片」是不對的。這樣的訊息透露出：宗教不應該再受到任何的摧毀，而這正是當時的宗教政策，這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180度轉變。1988年辛海梅樞機（Jaime Sin）在北京受到趙紫陽的正式接待，在他們的對話中，明確地提到了北京和梵蒂岡外交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

　　2001年12月16日潘嶽在《深圳特區報》上說：「馬克思主義者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人們普遍認為它得到了上級部門的支持，潘嶽批評中國共產黨宗教的傳統哲學，以及文化大革命對宗教的迫害，他承認宗教在社會的正面角色是在於它的道德面向，並建議以改革來建立一新的政教關係。

　　不過這些正面的訊號，卻遇上了中國共產黨保守派的負面的、而且是暴力的、激進的對策，此舉揭示了他們內部的分裂。1989年6月4日，在胡耀邦當權不久之前才剛開始的，並受到趙紫陽支持的學生民主示威團體，竟受到暴力鎮壓。這事件的發生震驚了全世界，進一步討論中國和羅馬恢復友好關係的希望因此又沉寂多年。而中國內部的分歧，也在1997年10月16日中國國務院新聞局頒布的「中國境內宗教信仰自由的白皮書」中顯示，此文獻用一種激進的語言反對宗教，主要的目的是反對傳教士，它重複著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因此被視為保守派勢力極具影響力的另一訊號，這文件是在江澤民預備前往美國訪問的不久之前發布的，這樣的事實對江主席來說是一種挫敗，同時也證實了江澤民內部保守黨和激進黨派系的內部鬥爭。

　　2000年，4000名中國天主教徒出席在羅馬的聖伯多祿大堂廣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120位在華殉道者宣聖，其中有87位國籍，33位外籍傳教士。針對此舉，中國以一種很不尋常的激烈方式做出回應，他們以文化大革命期間口氣，將殉道者汙名化為：「罪犯、賣國賊、小偷、鴉片販子、強姦犯…….，而這些人都罪該萬死。」

教宗並沒有因此受打擾，甚至更堅定對話的路線

　　聖神的啟示在好幾位教宗的身上顯得愈加明顯，他們是：保祿六世、堅持反共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及本篤十六世，在面對所有的危機時，他們低調地回應並避免與中共對抗，這樣才不至於將與中國對話的大門關上。長久以來「對抗」一直都不是羅馬的選項。

　　2007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做了兩次公開交談的喊話，期待與中國對談。這些召喚引人注目地堅定了對話的路線，2007年1月19～20日教宗本篤十六世召集了一會議，與會者包括羅馬的高層，香港、澳門及臺灣的主教們，一起商討與中國教會的關係，這是發生在三位非法主教的祝聖之後（於昆明、安徽和徐州），時間分別是發生在2006年4月、5月和12月，這三次的非法祝聖，震驚了普世教會。在羅馬會議召開之前，媒體預言了梵蒂岡可能會對非法祝聖有所反應，甚至可能做出處分，結果事實正好相反。新聞稿敘述道：

　　「所顯現的是願意持續與政府當局做出表示敬意的、建設性的對話路線，這樣才能克服過去的誤會。他們也表達了這樣的期望，希望各個層面的關係正常化，這樣才能夠在教會內促成和平的、富有成效的信德生活，如此才能一起為中國人民的福祉以及世界和平而努力。」

　　同年，在教宗對中國天主教會發表的歷史性的牧靈信函中（2007年6月30日），他對信友們和政府當局引用了寬厚的言詞，他明白地指出在中國只有一個教會，並遺憾地指出內部分裂的悲劇，同時他也表示了對雙方團體的理解。教宗表示他全心全意地信任主教，並信任主教們秉持著良心所做的決定，因為他們要面對政府當局一些常具有爭議性的要求並不容易。在教宗的七號信件中指出：

　　「聖座在重新表達了他們的原則之後，將決定權保留給個別的主教，而這些主教徵詢他們各自的聖職班後，如此能較好地熟悉當地的情況，去衡量選擇的具體可能性，並且在教區團體內評估可能的後果。」

歷史性的對話發生在2008至2009年間

　　教宗的信件結出了果實，代表團來往於羅馬與北京間，討論具爭議性的議題：「主教的任命」。針對不同教區準備要晉鐸的十位候選人的派遣，需要羅馬和北京皆同意，雙方代表基本上達成這樣的協定。這是自1949年以來，羅馬和北京第一次最具有建設性的對話，這是一個朝向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天主教會的重要步驟。媒體報導說，一份關於未來主教任命的書面協議已被擬妥，雙方即將進行簽字，不過，這文件一直沒有被簽署，至於原因永遠沒有公開過。中國因此表示失望。
   
　　2010年12月政府召集了天主教會的代表一起參與八大會，許多主教拒絕參加，不過仍然受迫於政府而出席，此舉使得中國的天主教徒以及梵蒂岡相當不高興，而在此同時承德教區主教候選人的派遣卻懸而未決。許多中國教會的人士認為，對這些期待著教宗批准的這位人選，障礙並不存在，但是當羅馬拒絕認可這位人選的時候，大家才深感失望。這次的拒絕被許多人認為是一種信號，亦即在羅馬也不是每個人都是意見一致的。中國當局遂逕自行動，強迫主教接受非法祝聖，這是歷史性對話的戲劇性終點，也是其他非法祝聖的起點，甚至是造成我們今日所知的絕罰情況。如此讓我們瞭解教宗方濟各在2018年9月簽署協定之前的情況。

　　分析這事件證實了，對話將會非常困難，長久以來，或許還需要幾個世代，當在中國宣講福音時，對話仍然會面臨困難及挑戰。教會將不得不面對這個現實。堅持對話，不屈不饒、勇往直前，是出現一個真正的有特色的中國天主教的必要條件。即使是承德和「八大會」的事件，並沒有阻止教宗方濟各後來遵循教宗本篤十六世為對話路線所做的努力，亦即：與政府一起，尋求團結，追求合一與對話。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牧函繼續激勵我們進行對話​

　　福傳總是產生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一個擁有自己的文化、歷史、哲學、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國家。中國教會是在共產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環境中，且希望重建本地化的教會與福傳。這意味著中國的教會必須猶如我們描述的情況與中國當局進行對話。教宗本篤十六世明確指出了對話中的障礙，但他引用主耶穌的話鼓勵與國家對話：「那麼，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瑪22:21）教宗還說，我們的信仰並不妨礙我們與國家對話。 中國天主教徒必須學會在中國現行制度內實踐自己的信仰，但堅持要求充分尊重我們天主教徒的身分；如果沒有的話，中國的天主教徒就沒有宗教信仰自由。


教宗方濟各堅持對話的理想指南

　　最後，教宗方濟各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之間的第一個協定，使對話正式開始。真正突破了對話之路。

   
經過60年的自由討論，教宗方濟各邀請我們大家跟隨他與中國對話

　　自從1958年，沒有經過教宗比約十二世的任命，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任命並祝聖兩位主教以來，中國天主教會開始產生分裂，在與中國政府對話或對抗上一直存在分歧。六十年來，專家們對教會內部嚴重分歧的問題表達了截然不同的觀點。這就是「官方｣和「非官方」（地下）團體分裂的原因。但2018年9月22日，聖座與民政當局經過4年痛苦談判，與中國政府簽署了關於主教的任命，且使其他七位主教也得以合法化的協議。羅馬承認，教會內部分歧對中國的教會造成了如此大的傷害，從而教宗方濟各決定，從現在開始，對話應該成為教會與政府交流的方式。天主教會的領導們就一些問題發言並作出決定，但最終只有教宗擁有決定權。天主教信徒經過多年的內部分歧，及對話路上的挑戰，現在遵循教宗對話的方針，信徒們在團結合一的精神內與他們的牧者們共融。

　　媒體對該協議的反應非常不同，甚至在香港和臺灣的天主教徒中也是如此。有的強烈批評，有的表示質疑，絕大多數（同樣在中國）完全支持。據說，我們也相信，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一些成員支持，但其他人不贊成自己政府簽署的協議。但是，這些在媒體上並沒出現。北京和羅馬雙方出於自身原因，都選擇不公布協議的細節。

　　基於有限的資訊，我們試圖構想我們對協議的理解。例如，對於生活在臺灣和香港的天主教信徒來說，遵循教宗的決定具有相當的挑戰和困難。教宗方濟各在牧函中表明，他完全理解這一點，他們的論點需要被關注和尊重。儘管如此，教宗還是簽署了這項協定。他是經過六十年公開討論和四年密集的談判後才如此決定的。對天主教信徒來說，最重要的是團結起來，確定我們如何跟隨教宗，與仍然擺在我們面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長期對話的朝聖之旅。沒有更短的快捷方式。我們沒有得到我們所希望的。我們該如何支援教宗繼續達到最終目標？首先，讓我們試著去理解。

該協議是歷史性的，且對教會有益

　　為此有三種原因。首先，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與聖座（而不是梵蒂岡）簽署協定，承認教宗為教會的首席權。過去，北京只承認教宗為梵蒂岡國家元首。第二，六十年來中國所有天主教主教們首次與教宗合一共融。現在所有的主教都由教宗任命。這對教會的團結至關重要。它澄清了教會六十年來的憂慮。第三，該協議現在給教宗提供了為25個教區任命主教的機會，這些教區已經多年沒有主教了。對於教會來說，這三點教會有足夠的理由來慶祝。

這項協議並不是大家所期待的重大突破。
它是非常有限的，這導致了錯誤的解讀

　　協定在時間和內容上非常有限。當時北京和羅馬都沒有機會，明智地決定在兩三年後重新評估協議。如果需要，可以在某些方面調整，但主要在內容上是有限的。它只討論主教的任命和其餘七位非法主教的合法化問題。它甚至不涉及外交關係。聖座能夠激勵中國與聖座簽署這項協議，甚至不涉及外交關係，這一事實就足以被羅馬談判小組視為一項成就。一方面令中國感到失望，但是羅馬肯定也感到失望，因為它無法澄清最重要障礙，以便改善教會內部狀況的，即：「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羅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都希望獲得更多，雙方都已放棄。談判就是這樣的：雙方都贏了一點，同時兩邊也都輸了一點。但教宗沒有放棄任何必要的信仰的層面……。

　　六十年來，使國內外教會產生誤解的原因是「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所主張的「獨立自辦」的天主教會，天主教信徒一直生活在這種令人煩惱的現況中，它違背天主教會的本質，因此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並不存在，但中國卻希望如此。當一些天主教信徒聽說北京與聖座將簽署協議時，他們非常期望且自然地將這項協議理解為「最終的協議」，期待消除以往的非正常現象。但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因此香港許多天主教信徒感到失望。官方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也未能合法化，他們也深感失望。

該協議給天主教信徒上了一課

　　事實上，這給中外所有天主教信徒上了一堂課：六十年來我們在媒體的爭議和討論，不能澄清「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問題。教宗方濟各和他的團隊在四年的談判中也無法澄清這一點。如果是這樣，那麼什麼時候會發生呢？為此，對話的雙方必須達成一致。這個決定不在我們手中。儘管令人失望，但是我們必須繼續對話，並堅持改善對話的情況，向對話夥伴解釋目前仍無法被接受的「獨立自主自辦的中國教天主教｣的意義何在。我們必須學會把這種對話看作是未來幾年中國傳福的一部分。對話本身是積極的，它不會放棄什麼，但是它具有創造性的，在特定的情況下，以最有力最有效的方式來實現我們的最終目標，即：天主教信仰在中國能獲得真正的合法身分，為了這種最崇高的因素與目標，值得我們耐心和毅力的努力。

教宗達成這項協議該歸功於中國天主教信徒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關注中國天主教會的內部分裂。當然「地下｣團體與政府對抗是事實，而「官方｣團體則試圖迎合政府，使得教會得以生存。但是，這種內部分歧只是由於在政治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信仰上的分歧所造成。在信仰內「地下｣和「官方｣團體是合一的。他們誦念同樣的「信經｣。在每一次彌撒中，他們公開承認與普世教會和教宗的團結共融。中國政府，每個信徒都清楚神父們和主教們都與羅馬在信仰合一共融。兩個團體以自己的方式和在自己有限範圍內都清楚地表明與羅馬的合一。六十年的歷史，連文化大革命都未能打破這種團結。羅馬瞭解，政府知道。如果沒有這六十年的見證，中國政府絕不會同意與教宗簽署這項協議。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中國天主教信徒。

　　教會普遍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這一層面。我們不應把注意力集中在內部分裂上，這當然仍是一個令人非常關注的問題，我們本應該慶祝這樣一個事實，即儘管中國教會面對著種種困難卻仍然與羅馬在信仰內團結一致。教宗方濟各在給中國天主教信徒的信中表明，他非常瞭解這一點。他欽佩他們在「特別不利和困難時，依然表現出的忠貞。」他告訴他們，在困難時期他很深的「意識到他們的懷疑和被聖座拋棄的感覺」。教宗表明出他不區分「地下」和「官方」團體，因為兩者都有自己的問題。

　　教會的牧人已對普世教會發言了。現在我們遵循他的路線進行對話，慶祝中國教會在信仰內的合一。我們準備「長征」。

來自中國的壞消息讓我們擔心

　　在河南省以及越來越多的其他地區，18歲以下的兒童不允許去教會。在一些城鎮，學校當局甚至在主日天到教堂記錄去教堂的孩子們的名字。這是否侵犯了父母教育子女的權利？近兩三年，有越來越多關於十字架從教堂上被拆除的故事，這些教會建築突然被宣布為非法，然後被拆毀。我們想知道中國所謂的宗教「中國化」究竟是什麼意思？這項政策真的會如其所承諾的那樣：尊重每個宗教本身的禮儀和神學嗎？如果是這樣，為什麼希望參加主教團的「非官方」主教必須同意建立一個「獨立自主自辦的教會」，這違背了天主教的神學和信仰？這一點仍必須澄清。我們為此感到擔心。

對「獨立自辦教會｣的新解釋引起混亂

　　現在看來「獨立自主自辦｣不再意味著「獨立｣。六十年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一直堅持在中國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天主教會。幾十年來，它在教會中引起了爭議和分裂。

　　羅馬和北京的私下接觸中，因為我沒有官方談判的職責，但我建議，將一個字「獨｣改為「自｣可能是一個能滿足雙方解決的辦法。建立一個「獨立自主自辦的中國天主教｣將成為「自立自辦｣的中國天主教，這符合天主教神學。事實上，梵二大公會議強調了每個地方教會在普世教會內的重要性。每個地方教會都有自己的文化、社會、宗教和歷史背景。因此之故，法國、義大利和美國教會，從他們自身的背景來豐富普世教會；就是一個教會有許多地方教會，每個地方教會都是「自立的」，同時有自己的面貌，但仍然與普世教會團結合一，而不是「獨立」於普世教會，當然中國教會也應如此。自立的本地教會與中心（即羅馬）產生一種緊張關係是正常的。這實際上是一個健康的情況。只有當這種關係向羅馬中心或向周邊（一個或多個地方教會）傾斜太多時，才會出現問題。教宗是羅馬當地教會的主教，也是每個地方教會主教的弟兄。但教宗也是伯多祿的繼承人，他有直接接受於基督的特殊使命，即擔任普世教會的領袖。因此，他不像一個「國王」或「總統」遠遠高於其他主教。他是「頭」，然而他有與其他主教平等中的「主教身分」，他有權力指導普世教會主教團的會議。我把這個想法轉達給了在羅馬和北京的談話夥伴甚至上級機構，我從收到的回饋中得知，這一想法得到了雙方的關注。但顯然，這似乎也無法提供任何解決方案。因此，我們就追隨教宗方濟各與北京當局所達成的共識。

　　但是，我們突然瞭解到對「獨立｣一詞新的解讀，現在據說它只指政治領域，不一定意味著「獨立於聖座｣。換句話說，「獨立」一詞並不真正代表所說的內容。如果我們早些知道該多好，在過去的六十年，它本可以避免很多誤解。

對話的新階段：單詞被賦予雙重意義，語意問題

　　這開啟了羅馬和北京之間對話的新篇章。六十年來，地下主教們拒絕加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因為他們要求在中國建立一個獨立的天主教。在教宗方濟各所簽屬的協議後，現在優先考慮的問題是，地下主教也加入「主教團｣，以便被合法（得到羅馬承認）。如果他們必須屈服於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中國天主教｣，地下主教顯然會拒絕，因為那是違背我們的信仰。但是現在中國政府當局說「獨立｣一詞只指政治領域。加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已經不是必須的了。主教可以自由加入或不加入，但中國的新法律卻要求主教和神父簽署一份文件，承諾服從尋求建立「獨立的中國天主教｣的主教團。這要求和加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員並沒有區別，但它違背了教會的教導，也違背了他們的良心。然而，如果他們拒絕簽署會受到嚴厲的懲罰。羅馬和中國主教們如何處理這種新形勢？「獨立｣選項造成的重大歷史分歧，現在成為語意問題了嗎？地下主教和神父們在良心上面臨著一個非常微妙的決定。聖座對北京在這件事上有何回答？聖座對主教們有何建議？

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 。[6]
羅馬堅持對話的方式，但與不能簽字的主教們站在一起。

　　聖座瞭解即使在新的「官方解讀獨立自辦｣之後，問題像以前一樣，一些地下主教不得不簽署並承諾服從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即使在「協議」簽署之後，仍然繼續重複其口號「建立一個獨立自辦的教會｣。 

　　羅馬提醒中國主教《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這促使羅馬選擇堅持與政府對話，並希望在未來能夠與政府當局就尊重天主教教義以及有關主教的良知達成一致。同時聖座要求政府尊重主教和神父的良心，避免恐嚇他們。羅馬這樣說，表明它很清楚，恐嚇主教已經在中國許多地方發生。聖座向政府發出這一資訊時，聖座向主教和神父明確表示，如果其中一些人覺得即使對「獨立自辦」有新的解讀，他們也不能在良心上同意簽署該文件。聖座對此非常理解，並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繫。文件悄悄地暗示主教們可以靈活考慮簽字，儘管這意味著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說：「簽署，但需要明確對證人和你的主教，良心上你不同意。」但主教們確信，如果任何主教認為簽署是違背他的良心的，羅馬理解並支持他。

我們現在目睹董育德在1967年所寫的：文字被賦予了雙重意義

　　這種情況讓我想起了董育德^[7]早在1967年寫的關於中國文字的意義，她在《中國的經濟體系》一書中有寫道，並在最近出版的論文《中國》中再次引用了這一點。在《生命的前景》中特別提到區別中國天主教徒官方和地下天主教徒之間的混亂：

　　「中國人外在表達意見有著複雜的態度……，詞彙被視為象徵性的籌碼，必須在生命棋盤上挪移以產生預期的效果。這導致了一些保留和微妙的表達和行動，需要在中國環境的框架內加以解釋，而陌生人可能不會理解。語言、信仰或言行通常缺乏一種義務感。雖然這種現象存在於其他文化中，但它通常不像中國那麼強烈。其結果很容易外表上承諾，不會將個人或團體的「公眾面子｣視為「私人面子｣。因此，雖然容易贏得順從，但只是停留在膚淺層面……，保持沉默所帶來的破壞效果遠比一般來得更大。事實上，地方幹部越是違反中央政府命令的，可能越大聲地支持政府的命令。」^[8]

我們認為「牧靈指導｣是應對目前形勢的正確答案，但它們是「一把雙刃劍｣

　　牧靈指導表明，聖座仍然保持其協定和對話路線。羅馬展望著未來。避免對抗，因為堅持對話才是在這條道路上取得進展的唯一途徑，但是認識到，這條道路是漫長的。為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傳福音，考慮到過去幾個世紀的爭論和對抗，走如此漫長的路是值得的。羅馬建議主教們避免對抗，即使他們面臨壓力。羅馬雖然堅持走對話的道路，但並沒有拋棄那些覺得在良心上不能同意走一條模棱兩可道路的主教們，一語雙關。

　　我們相信羅馬清楚明白，選擇這種雙重含義簽署的文件，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允許主教，羅馬可以繞過無休止的關於建立「獨立自主自辦｣的討論政策，這本身就是一個成就，這就是羅馬接受它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如果選擇接受作為未來要遵循的一般方針政策，它將引入一種雙重標準的生活方式，即：說一套做一套，這會危害福音的價值觀和教會法的主要原則，所以不能接受。

　　接受這個選擇，然後被視為與中國化一致的路線嗎？我們至少注意到，羅馬和北京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採用了同樣的選擇。1958年，第一位沒有教宗正式任命的武漢的董光清主教，在80年代中期向羅馬申請合法化，隨後其他主教也祕密地跟隨他向教宗申請給予合法，當時的國家宗教事務局任務之先生警告所有的主教，這是不允許的。要求那些這樣做的人承認他們的錯誤。但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更多的非法主教繼續效仿董光清，他們中沒有人受到政府的懲罰。羅馬這邊按個案研究，並使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被合法，儘管眾所周知，這些主教雖然不是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成員，但他們不得不公開宣稱與政府合作。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偶爾重複「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教會」口號。這是適應中國國內的現狀嗎？是中國化嗎？

　　在任何情況下，適應雙刃劍的情況需要有所保留、相對化，以確保以雙重標準生活不會成為教會的常見做法，並削弱福音資訊。關於「牧靈指導」的文件，措辭清楚地表明，羅馬非常清楚這一點。

   
　　對話本身完全符合福音訊息。對抗是無益的，對雙方都有害。正如周恩來所建議的，在相互尊重宗教信仰方面，我們需要「求同存異｣。我們不應再責駡我們教會內的兄弟姐妹而迷失自己或批評與之對話中的夥伴，而應對未來進行創造性的規劃，以澄清目前存在的疑慮，從而尋求可達成的協議。

　　我們知道，作為天主教信徒，對話之路應該是基督徒團體的朝聖之旅。中國天主教信徒們「在信仰內出離埃及｣，離開自己封閉的團體，無論是「官方｣還是「非官方｣，而且用聖經話語來說，即使只是把一些花帶到另一個教堂，也會到達「應許之地｣（即另一個團體）。中國境外的天主教信徒停止他們片面地參訪，即：單面訪問「官方團體｣，或者單面地進入地下團體。現在教宗承認所有的主教，我們是誰竟然不承認他們？在信仰內的合一，是建設教會團體最高品質的活動，邁出的第一步是朝著建立真正「中國的｣、「自立的」，且與本地天主教會合一共融。這種信仰朝聖為對話是最關鍵的，它產生在團體內部，在信徒的心中。至關重要的是，如果沒有這種「合一朝聖之旅」的活動，所有其他層面的對話都將失敗。

　　在天主教信仰的圈子之外，聯合學術研究是一個廣闊的對話領域。由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發起這樣的學術交流，邀請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學者就「宗教與法治」交換意見。但還有更多，例如：倫理領域中的「家庭倫理｣、「環保倫理｣、「商業倫理」等。它提供了充分的機會，讓全世界不同社會和國家共同關注的問題展開研究交流，並可以創造更多的相互尊重、信任和友誼。

　　隨著在更高的外交級別同時在較低學術及牧民層次上開展更多的對話，希望不斷取得進展從而找到我們大家尋求的共同點。現在模棱兩可的選擇和雙刃劍跨越了六十年的爭議，可能會制定出一個更明確而成熟的相互協議，符合普遍接受的宗教自由原則，並真正尊重雙方夥伴的良心。 誰知道，也許有一天就「一個自立的中國教會｣達成協議呢？從而，不需要任何模棱兩可的解釋或術語的雙重含義。或許我們正在處理一個未完成的協議？

　　尚未完全完成的《協議》，將是「北京」和「羅馬｣雙邊夥伴今後幾年在對話中將面臨的挑戰。當「北京」和「羅馬｣找到共同立場的那一天，最終將會在一次相遇中而完成。這將確保天主教信仰在中國的明確合法身分。今天，這種相遇似乎還很遙遠，未來也相當模糊。我們作為攜帶福音的基督徒，不能將這一點排除在我們的願景和希望之外。這激勵我們追隨教宗方濟各和他的談判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