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土地
三、興辦水利
賀蘭山之西，狼山之南，黃河以北，普通稱為「河套」，河套者，是指鄂爾多斯、伊克昭盟地區而言。
狼山之南，黃河以北，為河套本身，南北平均為40公里，現在包括安北、五原、臨河、宴江、狼山、米倉六個縣治。
歷史上遠在二千年前，漢朝的時候，河套曾一度實行過移民開墾，濬渠灌地的事，13世紀時，西夏（按地理考據，河套亦屬之）為靼韃騎兵侵略而遭覆滅，嗣於明朝時，為防堵外患，重築長城400餘公里，因此就將一段河套地區，摒棄於邊外，任其荒蕪。
300年前，有漁戶及少數商人，曾到河套開墾，但今日找不到他們所遺留的半點痕跡，狼山腳下，似乎有一片遺址，可是我們還是無從稽考。
19世紀有過幾個地方的移民屯墾頗見成功，不幸經同治元年（1862）──光緒五年（1879）的回民之亂，也已被毀滅殆盡。
但在東套，即現在的五原縣治，開荒濬渠，倒是有相當成功的。約在光緒16年（1890），有一位王同春先生，他是河北省邢台縣人，精通河流水利，堪稱水利專家，他做了不少的事，如今橫貫五原縣城的義和渠，便是王氏傑出的工程。此外，他在隆興長門開闢過市場，因而有五原縣城的建築。當然，王氏興辦水利的功績是不能泯滅的，但他開荒挖渠，偏重的乃是私人的利益，對國家社會而言，似乎缺少組織。
有一位學者論到這一點曾說：「政府設屯墾督辦署，為王同春的開墾工作，只是有害無益。督辦署的職員們，只知道受賄，不顧農民的利害，農民們開荒得來的利益，乃是他們以辛勤和艱苦的操作所換得，絕不該無條件的被剝奪淨盡，現有好多已開墾出的農田，又陷於荒蕪，正是因為有人只知道抽取地中的利益，而沒有人知道濬修河渠。」
光緒元年（1875），大約即王同春開發西北前30年，天主教教士，首先來到河套，從事於移民開墾的工作，在當時看，這番工作，不獨是艱苦非常，還帶著幾分冒險性哩，因為套地西邊，緊接著就是戈壁沙漠，每年到了春季，黃風時作，往往是一連數月見不到半點雨水的降落的，有時甚至整年都沒有雨，那麼，我們試想一想，這片渺無邊際的沙漠，是怎樣的情景呢？它偶然也間夾著幾塊乾燥的黃土地，低窪的地方，只有叢生的蒺藜、紅柳，它的荒涼，是不亞於非洲及阿拉伯曠野的，數百里內，或可找到一些逐水草而居的，牧畜的蒙人，他們掘地成井，然而因著沙乾水缺的緣故，清水是珍貴極了，他們每次汲水完畢，必須掩蓋井口，使它不致被日光蒸發，這個地方水量缺乏，不敷應用，這就可想而知了。
光緒元年（1875），阿拉善王在察哈爾省某地與教士相遇，傾談之下，他得悉傳教士有志到蒙古草原去移民開墾，蒙王又見當地教友生活困難，遂慨然招請教士，到他所屬的西套去從事移民開荒。
就在這一年，有兩位教士名叫德玉明、桂德貞的應了阿文之請，起程西去，他們到了那裡，先在東堂村（磴口縣），支起毡包住下來，原來的意思是打算教蒙人種地，然而經過咯年卻一無所成，於是他們便設法去招集漢人，從阿濟爾嗎移來200多，又由岱海搶盤遷來300多，這些人都是信教者，他們又找到了一個將要被黃沙填沒的舊渠，就地挖掘，加以利用，由是才建立了聖母堂和舊地的幾個小村，這便是未來的農村建設的基礎。
光緒四年（1878），教士們買到了一所破廢的油房，名三盛公，於是就在這油房遺址旁邊，設立了一個農村，仍然沿用著油房的舊名稱，這便是今天磴口縣屬的三盛公村。
據蒙古人說，蒙人不能賣蒙地，祗能出租，普通租種蒙人的土地，一次言明，每年應繳租銀若干，或米糧多寡，每年納租，就每年可以租地，因此實際上便等於永遠承租了，教士們照這個辦法，從蒙古人手裡租到大批土地，就招請漢人，挖渠造溝加以灌溉，從事開荒，從事耕種。
當時並沒有地方官，於是傳教士又負起了維持當地治安的責任，除了重大案件，報告蒙王判處外，其他的事情或糾紛就統統由地方教士調解。
教士們既由蒙人租到大塊荒地，濬渠灌溉，每年秋收豐富，因而自動遷來的漢人，也就日見增多，遂又設立了三盛公附近的幾個小農村。幾年後，在距三盛公東北120公里的達拉特旗地，又成立了大法公教堂；三盛公與大法公兩處，不久共計起來，竟擁有3000餘人口，而成了以後發展河套荒原的樞紐。
光緒三十一年（1905），杭錦旗王以一大塊草原租給教堂，這一塊土地地勢低窪，適於灌溉，時於教堂墾荒事業，又獲得了一次推廣的機會。由鄧德超神父領導教士們苦心經營，擇地築渠，以便灌溉地土，從而開墾，總計二十年內，教會獨力自備經費掘成了大約378公里長的渠道；其間有寬10公尺，深2公尺的，還可以容納黃河帆船，運輸食糧貨物自由航行，在交通上也給了當地人民不少的便利。
挖掘渠道的工程浩大，所費往往是不貲的，他們的錢當然有一部分是仰賴著秋收的盈餘，不足時，就常常向本國的家中親友求助，庚子教難賠款，也是一項大補助。
那位學者又說：「庚子賠款，撥給河套羅馬教會者，大部分用作挖渠經費，因此水利大興，荒原開墾，教堂因而林立。」
按現狀估計，由教堂開掘的水渠，約可灌地3000頃，每年能夠播種小麥、穀米、蕎麥、豆類及菜蔬。
河套河水灌溉的土地，農人普通分作生地、熟地兩種，生地（指初開地）為上等，若是得到足用的水量，每畝便可收糧一大石，熟地（指已開地）收成稍遜，還要視灌溉的情行如何而定，伏暑灌地，較秋季為佳，這是因為伏水中含肥料比較多的緣故。
地質土壤最普通的為沙土地、膠土地、黑土地三種，此外還有所謂麪土地及黃土地者，這兩種較為肥腴。
以上為河套地質的大略情形。1頃田地，正是有兩頭耕牛的農民足夠耕種的數量，如果有耕地5頃的農民，便稱得起是小康的農戶了，多子多女的家庭，是可以生活裕如的；然而河套的財富卻多不足恃，收入也常常是不足靠的，因為這一帶人民的財源與生活，完全靠托在秋收的豐歉和有無，全都在要看渠水灌溉的成敗而定，所以渠水實在是河套農民的生命線。
當初在河套掘築渠道，是完全由教士們親自計劃，親自指揮的，譬如插木標，定路線，測量渠身的深淺，以及規定渠沿的斜度，全部由他們經手，甚至挖渠所用的工具、工資、飲食，也統統由教堂供給。每隊工人，普通為50人，渠工單位，則以深度1持，面積1方丈計算。
幾十年內教堂所挖成幹渠，計有黃特勞河，可灌地3000餘頃；準噶爾渠、沈家河、渡口於、三盛公渠。以上幹渠的水量都很飽滿，居民稱它們為「運地血」。渠水的肥富，就可想而知了。
由於渠道的暢達，水量的充足，每年有數十百頃荒地的增開，於是關內移民成群結隊而來。因此經過了50年以後，除三盛公外，總計在河套有16個大村莊的成立，居民竟達十萬有餘，其中當然有信奉天主教的，為數大約佔一半。一般農戶，都有自耕的農田，赤貧如洗的農民，在河套是罕有的。20年之前，要買棉布用品，必須到包頭去，如今每一個較大的村莊，都有幾家商店，還有綏寧汽車公路，橫貫東西咧。在光緒十六年（1890）的時候，畜牧的蒙人，騎著馬匹在荒漠裡馳騁，終年纍日只見蒺藜、紅柳，一片荒涼，但現在陜壩一地居民計有兩萬多，蠻會居民有二千餘了。新設的縣治有臨河、安北、狼山、宴江、米倉。民國15年，國民軍經河套撤退到寧夏幾百里路程之軍全軍的給養，幾乎盡由教會村落供給，大軍因是得以保全。
自民國26年至34年，日寇在河套一帶遭遇極大的打擊，這時政府已在此駐有萬人大軍，阻住日寇的侵略，這一支大軍的給養，統由地方供給。當時省政府設於陜壩，也是由地方教民熱烈維持與擁護的。
光緒三十三年（1907），一位法國考察家道勞納公爵，曾在內蒙作過長途旅行，在他筆記裡說：「在內蒙中心區，一些天主教教士在克苦勞作中得到了成績。他們在那塊荒原裡，開墾荒地，將一塊荊棘叢叢的荒灘，轉變成了農田，我經過30多個農村，便有11座教堂。」
我們可以將這段話，和地質學專家桑志華評論內蒙區域內天主教教士運用經濟的成績，作個對照，他說：「開闢荒野，興辦水利，移民屯墾，組織農村，使荒原之中，教化大興，西北天主教教士的美滿成績，在中國是得未曾有的。」
民國15年，政府鑑於西北邊防的重要，愛國的志士們，久經倡導的開發西北，實在不容再忽視了，乃著手先將杭錦旗地土，標價任農民收買，同時設立墾務局，專司其事，設水利局經營河渠，這時教士所擔負的地方治安責任，也交給政府接替，教士獨力主辦的移民屯墾，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事實上開發西北，由天主教會開其端，教士們五十年來慘澹經營，他們擲資挖渠，披荊斬棘，移民屯墾，充實了邊防，開發了利源，功績是不可泯的，然而他們功成引退，一切都交給政府去辦了，自己不但不以功勳自居，並且仍秉承先賢們的遺志，去致力於其他的社會慈善事業，宣傳教義，肩負起了發揚國民文化教育的責任。
總計天主教教士，在開發西北的工作上，有三大貢獻：
（一）開闢荒原，興辦水利，使荒郊化成了食糧倉庫，解救了華北許多地方人民在歉年裡的飢餓困苦；
（二）寧夏包頭間農產豐富，水運亦臻便利；
（三）未開荒地雖然尚多，但已有了基礎，將來渠網開鑿更多，邊民繁殖，國庫充實，人民未來的福利，正是未可限量的。（參見下圖）
教士們興辦水利，旨在協助政府，造福人民，毫無半點私人利益的企圖。民國15年政府大軍撤退寧夏，以及民國26年至34年駐守河套，全軍給養統由地方供給而當政府正式著手開發西北之際，教士們便將一切交由政府接管，自己從事其他利民的工作。
至於農材的組織和繁榮，變荒灘為農田，使人民得享自給自足，在法考察家道勞納公爵以及地質學家桑志華的話裡，可以概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