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土地
二、協助墾荒
教堂既然得了荒地，於是就設法使遷來的農民開墾，還供給他們以必需的物資，如耕牛、農具、籽種。凡是新到的農戶的住宅和食糧，也都需要教堂去代為籌備。春暖花開的日子到了，農民們這才出門從事他們的開荒工作。事情是艱苦的，但仰仗著教士們熱心而忠實的扶助，他們都是有著相當的自信。即使有時有疾病來侵擾他們，或土匪來搗亂，或遭到雨潦天旱，工作也許一時中斷，卻從來不至於一敗塗地。現在我們問問邊外老戶，發現他們都能樂道開辦時的艱苦境況。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了教士對民眾的援助愛護，以及信眾們自己之間的團結合作精神，而這種精神加上教士們的扶持，才使艱苦的開荒工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二年後，農家感到了生活的樂趣了，他們雖然還談不上怎麼特別的富有，但這時已經能築一間住宅，添補幾件農具了；不過在當初的幾年裡，耕牛，和主要的農具，全都是由教堂借用的，這使教堂每年單為修理農具，就開支不小。
所以在另一方面，教會也並不是完全漫無規定，因為如果對任何遷來的農民，都毫無考慮的借給耕牛、農具，叫他們去開荒耕種，一點規定都沒有，那是不無弊端的。何況偌大的墾荒殖民事業，是不能草率的。教士們為了使事情收到預期的成效，因此，禁止農民包攬過多的地土，每家按著人口多少和力量大小，撥地開種。務必使土地不陷於荒蕪，也不使地方上有一個閒人，避免大富，也決不能有赤貧。
教士們為防止以上的弊端，普通祗給帶著家眷的農民們撥地借牛。教堂捐資墾荒，原為造福人民，發展社會事業；若是隻身來領地耕種，就比較困難了，因為隻身來的人，大多是些投機份子，他們懷著僥倖求富的心理而來，是無補於社會公共福利的。
誰都知道，教士的目的是為宣傳教義，他們本著宗教家的精神，服務社會，造福人群，他們在從事社會事業的時候，當然尋求傳教的機會，但他們是不強求的，佃戶們自願聽講教義，教士就盡量給他宣講，至於信教與否，那是聽道者的自由，他們可以自己選擇，絕對沒有過勉強的事。
至於選擇住址，亦聽農民自便，如果在一個地方耕種一二年，農家願意遷往他處，也完全由他自己決定，甚至於他要遷回關內的老家去，也沒有什麼不可。
新來的農民假如願意住在教堂地帶，也很便利，並不需要登記和保證等手續，只須他直接到教士處去，說明來意，或伴著一個村裡原有的農民去聲請一下就行了，事情的成敗，完全是繫於來者心意的坦白與信賴。
撥給每個農戶的地土，如果一二年後，有了收成，農戶該按畝給教堂二成或三成的收穫租額。這種田租的用途：（一）為補助開墾工具的費用，並作新來農戶的安置費；（二）為農村學校、醫療設施，及其他公共事業的經費；總之，教堂絕對不在移民屯墾的事業上牟利自肥。
法人桑志華，是在中國知名的一位地質學家，曾數次到內蒙草原去考察，他在考察了陜北三邊以後，有過下面一段評論，他說：「按三邊荒野地區，教堂方面所收的田租，還不夠全部事業經費的三分之一，此地水井，有深達三十公尺的，荒旱歉年，屢見不鮮，人民生活實在太可憐了。按歷史考證，西夏時，這一片地方人口繁殖，後來遭了蒙古鐵木真的兵燹，就成了曠野，昔日種植的原野，自當重闢墾殖。」
因此在這塊曠野裡的教士們生活的費用，以及事業的經費，便不得不依賴中外慈善家的經濟援助：西洋慈善家的捐助，實在是草原民眾及社會事業的救星，只有傳教士明白此中真情。
種地的農民，祗要他肯勤儉工作，幾年之後，滿可將租種的田地，購為己有。普通的勤儉富農，多自費購買荒地，再自力開墾耕種，大家都這樣自力更生，逐漸的便能成立一個新的，不愁凍餒的農村。
不過我們所說的耕作成家，乃是指在教堂土地上耕種的農民而言，如果投向一家富商地主，領地開墾，要贍養妻兒，尚且不易，積財致富，那就更談不到了；因為承種一般地主的熟地，佃戶要繳納六成的收穫，此外還要田賦，及各色各樣的開支。
彭贊樞（譯音）考察西北，在他筆記上說道：「一般農民，因賦稅及田租雙重的擔負，迫得無衣無食，在這樣的狀況下，絕難推行大規模的開發西北運動。」
彭先生並且指出在民國二十四年，單是包頭一地，即尚有擁有數百頃地的地主。
傳教士本著博愛濟眾的精神，分配土地，恆以公允為原則，因此一個勤儉工作的農民來到塞外，三五年後便能生活寬裕，並且有力量自費購買田地，試看信教的農民中那些已有幾十頃地的富戶，便可作天主教教士移民殖邊，大好成績的佐證了。
中國抗戰以前，政府大事提倡開發西北，社會賢達，亦群起附和，例如段繩武先生就曾在包頭城東，設立河北新村，由河北省移來農民百餘家，開荒種地，段先生又在五原附近，設了第二個河北新村，遷來農戶，亦屬不少，他們都獲得配地開墾。
民國二十年，閻錫山在舉國高唱「開發西北」的聲浪中，推行了大規模的移民屯墾工作，以期開發天然富源，以鞏固國家的邊防，他首以寓兵於農的方法，將編餘的士兵，遣派到綏西去試辦墾荒，固然事實證明著後來的收效很大，然而這些事在前此五十年，天主教教士卻早已開始了，所以天主教教士們對於中國國家和社會的貢獻，明眼人該是看得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