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浚明
近來全世界都被三月十一日發生在日本的重大地震災變所撼動，世界各國也紛紛伸出援手，籌募捐款並投入人力與資源，救助飽受苦難的災民。
而在這世上所發生的每一個慘絕人寰的災難，不論是天災或人禍，對於基督徒而言，都是一個艱難的信仰考驗。因為每逢面臨悲慘苦難的時候，不僅是非基督徒，就連基督徒都可能在心中省思詢問一個古老的問題：全能、慈悲又公義的天主，為何容許苦難的發生？此一問題已衍生出一系列關於天主公義的神學思考與回應，即神義論（Theodicy）。而堪稱人類史上對基督信仰以及神義論最嚴峻的一次挑戰，即是來自二次大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
有幸從此一浩劫中倖存的猶太裔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 W. Adorno）曾經說過一句語重心長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後，詩已不復存在」。「奧斯維辛」（Auschwitz）是納粹時期最大的猶太集中營，也已然成為大屠殺的象徵。它不僅是歷史事件，亦為生存意義上的事件，可將之視為人類自存在以來就不斷經歷到的集體災難的象徵。
由於大屠殺中的暴力、不義、荒謬以及面對死亡的無盡恐懼，已讓美善蕩然無存，並且奧斯維辛不曾真正過去，它只是一個人類的極致悲慘災難的代表，而仍將會有其他災難發生。更何況它的曾經存在就已是對所有美善最有力的反諷與顛覆，那麼嚮往追尋美善的詩，在此一災變之後，還有存在的意義嗎？不僅詩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繼續寫詩更成為一種殘酷與荒謬的行為。
由此延伸出對信仰的挑戰，發生在一次神學研討會上。馬克斯主義哲學家馬科維奇（Milan Machovec）在引述阿多諾的名言後，隨即向在座的天主教神學家拉納（K. Rahner）與默茨（J. B. Metz）提問：「奧斯維辛之後祈禱是否也已不復存在？」
在集中營裡，無數的無辜受難者向天主作出了發自肺腑的切身祈求，有些祈求甚至已卑微到請求天主讓他／她再享有一刻囚牢外的自由再死，但天主沒有答應，祈求者仍然受害。在如此慘絕人寰的災難以及蒙受災難的祈求者面前，天主靜默無語，那麼祈禱還有存在的意義嗎？
默茨的回應是：「絕不存在一種能漠視奧斯維辛（筆者按：亦即人類所有的集體苦難）而還能施行拯救的歷史意義，絕不存在一種能漠視奧斯維辛而去維護的歷史真理，也絕不存在一種能漠視奧斯維辛而去祈求的掌管歷史的天主。基督神學必須能在歷史的否定性，亦即歷史的災難性本質中去親身感受歷史。從實踐─政治的角度記住每一位受難者，應當成為基督神學的內在要求。」
筆者相信，如此的神學反思，正是來自於基督的生命，尤其是十字架事件。天主子並未對世上的苦難災變視而不見、默不作聲，反而正是出於對苦難災變的無法容忍，祂才要降世為人，親身走進無辜受難者之中。祂不僅嚴詞指控人世間的諸般罪惡，更自願選擇了無辜受難，以便與每一位無辜受難的人相遇、同在、給予安慰。
雖然耶穌基督並未對世上所有的無辜不幸提供任何意義與說明，但祂以神聖摯愛者的身分與無辜者一同受苦受死，並且在祂受苦受死的過程中，天主亦靜默無語，甚至徹底離棄。
因而十字架事件以及任何一次苦難災變中的天主的靜默，都是對人世間一切罪惡不義的無聲抗議，亦是對所有信仰天主之人的無言要求，要求我們基督徒效法基督的生命，去愛災變中的無辜受難者，為他們付出，不論是祈禱、心力或金錢。
所以另一位新教神學家莫特曼（J. Moltmann）亦曾對大屠殺作出如下的回應：「奧斯維辛之後，除了祈禱還能做甚麼？」但是祈禱不再意謂著只是祈求天主施行神蹟，阻止或扭轉苦難災變；而是祈求天主以基督的愛感動祂的子民，如基督一樣去愛所有蒙受苦難災變之人，竭力為他們付出，給予他們安慰與救助。
「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 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十三34∼35）
而當筆者在新聞中，眼見日本災民的悲慘景況時，除了為他們付出能力所及的救助之外，亦曾深切省思，作為基督信徒的我們，該如何向飽受苦難的災民分享福音？該如何告訴他們天主對他們的愛？最終筆者還是認為，就告訴他們基督的十字架吧！讓他們知道基督曾經如何為愛世人而受苦犧牲，並且以效法基督的愛的行動，讓他們感受到基督的摯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