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達
馬丁路德所引起的新教改革運動，造成當時羅馬教會的動盪不安，因而促成了特利騰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的召開。
這次大公會議的整個焦點，是針對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思想，及由此引發的有關聖事問題之討論，因而有〈成義法令〉（DS 1520～1550）[1]及〈聖事法令〉（DS 1600～1816）二個主要文件產生，但對馬丁路德的教會論思想並沒有加以討論。[2]
然而在大公會議召開後三年（1566 AD），頒布了《特利騰教理書》（Catechism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簡稱CCT），在此要理書中論及有關教會論的思想，雖非正式而完整神學性的教會觀，但也針對路德的教會概念表達了當時羅馬教會的教會觀。整體而言，此教理書中的教會觀反映出當時聖統制度的崇高地位。
教會的定義與成員（Definition of the church and its members）
事實上，《教理書》中並沒有為教會意義賦予一個清晰及明確的定義，反而採用了許多類比性的描述。
首先，且最凸顯的是，教會屬信者的團體（the assemblies of the faithful），這些人是藉著信仰的召喚，從無知與錯誤的黑暗環境中脫離，進而認識了天主、以及開始生活於真理之光輝中（CCT, 97）。
因此，教會不同於一般人的社會團體，因為教會團體是藉聖神在每一信友內在生命中的運作而建構，聖神（或天主聖三）是教會建構與運作的動力和終向。
在外型上，教會具有在世社會團體可見的面貌（a visible society of men on earth），並且完全委身奉獻於（devoted and consecrated to Jesus）耶穌基督，但教會就作為一個團體而言，其自身不能是信仰的終極對象（an object of faith），信仰的對象是天主聖三，二者不能等同；儘管如此，教會的權力（power），因為是來自天主而非來自人，因而屬信仰的內涵（CCT, 108）。
這一凸顯權力性的定義，多少可以反映出，特利騰之後的教會學，是如此強調教會聖統制的權力制度。
順著奧斯定的宇宙性教會觀，《教理書》指出教會的二個存在層次（CCT, 99）：勝利教會（The church triumphant）及戰鬥教會（The church militant）。
勝利教會屬天上的教會，即那些在人世間經歷過與罪惡勢力之戰鬥，且已獲得勝利，如今在天上享有永生祝福與光榮喜悅之天主子民團體。
戰鬥教會則屬現今還在世界旅途中的信仰團體，仍繼續在與世界上的罪惡勢力戰鬥。此世上戰鬥性教會之天主子民，又分為好的（the good）與壞的（the bad）二個階級，儘管二者都同屬在教會內，宣信同一信仰及參與同一聖事禮儀，但卻生活在不同程度的倫理層次上。
不好的信友明顯地因著罪而與天主疏離（cut off from God by sin），因此猶如一個死的成員依附在活的身體上。相反地，一個好的信友是那些在天主內重生、並與天主結合在一起的人，但即使是如此，他們的重生及與天主的合一未必是具有清楚且明顯記號之彰顯。
於是，正如奧斯定所主張的，教會成員有了三個層次：天上的團體、地上的虔誠信徒、及有罪的信友。而那些在教會之外的人、異端者、及被絕罰的人都不屬於教會的成員。
真教會標記（The Marks or signs of the true church）
1. 教會的至一性（unity）
《教理書》從二個角度──制度性（institutional）與奧祕性（mystical, 或神學性theological）──來說明教會的至一性質。
就制度性而言，教會只有一個領導者或治理者（ruler and governor）──耶穌基督。按天主的旨意，耶穌基督是整個教會（基督奧體）的頭，不可見的統治者；而教宗則是有形的領導者，是伯多祿（宗徒之首長）法定的繼承人（CCT, 102）。
就神學性而言，基督藉聖神而領導教會，祂是聖事牧者及恩寵源泉（CCT, 104），藉著聖神使教會具有唯一性，同時形成一個完整的基督奧體。
2. 教會的至聖性（holiness）
至聖性是指使一物從世俗中分離出，經由祝聖及奉獻給天主，由此與天主結合為一而成為神聖之物。
教會之所以具有神聖性之特質也是基於此，所有基督信徒經由信仰與洗禮，藉著聖神與基督結合為一體，成為真正天主的子民──至聖團體。此種神聖性即是與天主結合在一起，即使在教會內有了罪惡的出現，也永不與天主分離，此至聖性是具永恆性（CCT, 105）。
為此，教會的神聖性不是從道德或倫理的幅度而言，而是建立在天主的幅度上，即天主永恆性地藉由耶穌基督與聖神永遠臨在教會團體內，或者說，教會即使有了罪惡的因素，永遠不會失去天主神聖恩寵的臨在。
3. 教會的大公性（catholicity）或普世性（universality）[3]
教會的大公性是與人間的任何團體（社會與國家）不同，後者意謂著一個有侷限的種族、地區、或人間的組織制度；教會的大公性指出她包容所有的種族、階級、男女之人群（從亞當到現在，直到時間之結束）。
不過，很可惜的是，當《教理書》在表達教會的大公性之同時，它卻接著指出，此大公性也意謂著初期教父時的概念「在（羅馬）教會之外沒有救恩」（no salvation outside the church），此或許是為反新教改革運動。
4. 教會的宗徒性（apostolicity）
此宗徒性的意義，乃指教會的信仰傳承（the doctrines of faith）是源自最初期的宗徒教會團體，並藉著聖神之輔助，不斷地傳達於普世直到永遠（基督再來）。聖神首先臨在於初期宗徒教會團體，但也為了所有人的得救，如今依然繼續臨在教會中施行宣講救恩之啟示訊息。此宗徒性之傳承為當時的教會而言，當然也包含教宗與主教在歷史中的代代傳遞。
教會的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Church）
面對新教改革及其對聖統制的批判，《教理書》特別描述教會的聖統組織及其職務／權力之運作。此書中要求所有聖職的候選者（candidates），必須是有聖德及受過完整聖經、聖事、及一般基礎的神學知識訓練。他們同時具有聖秩上神權（power of orders）與職務上的治權（power of jurisdiction）。
聖秩的權力，是為在聖事禮儀中，帶領所有基督徒向天主獻祭；而職務的管轄權或治理權，則是為教導所有信友，使之獲取為得救所應具有的信仰知識及法律。
《教理書》同時將聖統制區分為七個等級（一般稱七品）：守門員（Poter）、讀經員（Reader）、驅魔員（Exorcist）、輔祭員（Acolyte）、準執事（Subdeacon）、執事（Deacon）、司祭員或神職（Priest）。
在神職中，又可分為：一般神職（ordinary priest）、主教（bishop）、總主教（archbishop）、宗主教／大主教／或主教長（patriarch）、教宗（pope）。
針對教宗的職務，《教理書》中指出，整個教會的領導人是基督，但教會作為一個人間有形的團體，仍需一個可見的領導人，也因此耶穌委任伯多祿及其繼任者作為教會在人間的領導人。然而，神品之候選者，在邁向此階級制度（七品）之前，必須先接受剪髮禮（Tonsure），以示脫離俗世邁向聖職之途。
教會的使命與行動（Mission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urch）
教會的使命與行動建立在她的救援身分上。《教理書》以創世紀的諾厄方舟（the ark of Noah）來類比及說明教會的使命。正如諾厄方舟是古代人類犯罪後唯一獲救的場合，同樣，基督的教會也是人類唯一能獲得永生救恩的場合（CCT, 107），藉著洗禮使人脫離黑暗與無知，與天主建立生命關係而獲得重生。
於是教會的使命，是將所有的人類引入方舟──天主的教會內（CCT, 108），因為「教會之外沒有救恩」（no salvation outside the church）。
而教會既是具有諾厄方舟的角色，於是她必須忠實地履行她的救援行動，及各項的禮儀行動：聚會（assembly）、祈禱（prayer）、朝拜（worship）；勤於施行聖事，特別是聖體聖事，因為聖事是不可見恩寵的可見標記，為我們成義而建立（a visible sign of an invisible grace, instituted for our justification, 見CCT, 143）。
總結
走過整個中世紀的教會學，大致上可以呈現出二種基本的教會學型態：開放性或自由性教會學（the free church）與普世性及制度性教會學（universal institutional church），二者可以在下列幾個面向上呈現出對比。新教比較彰顯自由性，天主教則呈現出普世性與制度性。
就信仰的角度而言，自由性的教會學強調個人內在信仰的虔誠與自由（即因信稱義），因此不太強調教條、法律、及外在體制的一致性，這是新教所看重的。相對地，羅馬天主教會相當注重各項的制度性與統一性，於是教理、禮儀、誡命等，都必須有一致性的表達形式，這也是為甚麼後來世代稱之為制度性的教會學。
就教會存在模式而言，新教比較強調教會地方自主性，而天主教比較強調統一性。為新教而言，教會的存在或建立，即是天主救援能力在各地彰顯，於是教會的主體應該是個地方教會（堂區），每一個地方教會有獨立的自主性，既不受國家或政府的管轄，也不該受教會任何外在形式的限制，例如聖統制的歷史傳承。但羅馬天主教卻相當注重這種外在性的存在記號。
總之，正如同天主聖三的奧秘性，同樣教會也具有奧秘性，她應不斷在歷史中，以不同的模式呈現。但即使是如此，教會也應該有信仰與彰顯的準則，能夠彰顯天主對人的永恆之愛。
[1] 在〈成義法令〉後，另制定〔論及「成義」典章〕（DS 1551～1583），主要以嚴厲態度（處以懲罰）反駁路德的成義思想。
[2] 在制定〈成義法令〉之前，大公會議談了一些基本信仰：〈信經法令〉（DS 1500）、〈聖經與聖傳法令〉（1501～1508）、〈原罪法令〉(1510～1516)。在〈聖事法令〉之後制定了〈論及煉獄法令〉(DS 1820)、〈論對聖人遺髑及聖像呼求法令〉(DS1821～1825)、〈革新法令〉（DS1830）、及〈大赦法令〉（DS1835）。這些法令中僅〈革新法令〉涉及到教會主教牧職權之問題。
[3] 「大公性」不是聖經中的詞彙，源自初期教會（一世紀末與二世紀初）的依納爵（Ignatius of Antioch, ca. +117）及波利嘉（Polycarp, ca.+168/169），意指教會包容一切的時空領域。後來有異端派出現（如：蒙丹派），為了有所區別，自此將此名稱加之於教會以示正統，因而有至公性教會概念。後來的路德或新教團體用了「普世性」一詞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