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抱朴
大約廿年前，學界開始盛行「口述史」的研究，那時候我大學時代的本堂開堂陳錫洵神父年紀剛過七十，他是來自魯南的一位聖言會會士。我就想不妨為他作個「口述史」。誰知道神父說：「咳！我們這些小人物，有甚麼可以談的？一輩子作的都是小事，應該去問主教、總主教、樞機主教，人家才是作大事的人，而且會說話，我連說話都不會！」
好像那一代有許多人都認為，甚麼事情都是大人物說了才算數，他們怎麼說，我們怎麼作就是；而自己的一輩子就像是一陣清風吹過，不留痕跡在人間。這算是「良善心謙」吧！一切德性中最高的德性！
望教時讀羅 光總主教當年在羅馬時寫的《人生的體味》，記得其中有段話至今印象深刻，大意是：長上的話代表天主，長上要我負責掃地，我就甘心掃地。天主知道我這是服從祂，如果長上錯了，那是長上要去對天主負責，不是我的事。
這種態度雖說與現時代的氣氛有些衝突，但的確也有它的可愛之處。陳神父一生順服長上之命，謙恭為懷，與同僚、與教友相處不改其道。狄 剛總主教有一次說了一件他的趣事：
有位外國朋友來臺拜訪主教，下了火車沿著街道盲走，語言不通也找不到人問，主教公署在何方？漫無頭緒。忽然看到一位慈眉善目、頭髮斑白的老人踽踽獨行，他一看直覺地就認為：這人一定是神父！趨前問他，果然是神父。是我們的本堂陳神父！主教在何方？當然就柳暗花明了。
梵二會議之後，教會的「主流」思想似乎一夕間翻轉。由上而下的思想，一下子轉換成由下而上的神學。很多一輩子習於由上而下的人覺得：整個教會都亂了套了，神父、修女離職是那時候的「風潮」。
我自己望教時接受的是由上而下，喜歡讀的是《師主篇》；領洗後參加大專同學會，輔導神父跟我說：這東西太老了，有更新的東西嘛！讀讀《基督還活著》！自此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在內心裡拔河比賽，內在的和諧喪失了三十年。
最近在教會內看到一些隱然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拔河比賽，就是兩個彌撒中的小事。
其一是「平安禮」，我很容易看到聖部所說的「平安禮的濫用」；其二是教友領聖體時，「無論如何，不宜請非教友在行共融禮時，雙手交叉在胸前，前來領受神父的降福，」持續不斷地在發生。每次行平安禮時，很少看到會眾不「亂成一團」的；而且，領聖體時很少看到沒有非教友和大家一起排隊向前去接受降福的。
我見過一次比較誇張的，還是在山西的一個教堂。那次主日彌撒有主禮和襄禮的神父。領聖體時，有一位先生「雙手交叉在胸前，前來領受神父的降福」，送聖體的神父就是不理他，他也就一直站著；主禮神父在送完聖體後，特別讓他過來，好好地為他降福，他才甘心回座。
這是「由上而下」的勸告（或命令），在世界的一些教會中受到「由下而上」的頑強的抗拒？還是「由上而下」的命令「違背」了「由下而上」的天主子民的願望？真是費人思量。
梵二會議似乎是個例外，這是個「由上而下」的「由下而上」的改革的大公會議。不過究其實，在「由上而下」之前已有數百年的「由下而上」的蘊釀與折衝。翻開十八、十九世紀教宗們的通諭，至今看來，有些還真不忍卒讀。例如，指責政教分立原則的通諭，當然最有名的可能是《禁書目錄》，以致於許多當年被禁止發聲的神學主張，後來成為梵二文獻的內容。
但無論如何，梵二會議是一個「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相互融通的一個典範，只不過時間拖了太久。
何以見得？天主教的傳統區域在這一、二百年間的優勢逐漸喪失，如拉丁美洲；新傳教區的福傳速度又大不如新教。例如，1949年，中國的天主教徒是新教徒的數倍，現在中國的新教徒是天主教徒的數倍；我記得剛領洗時，臺灣的天主教徒與新教徒大約是一比一，目前大約是一比四。
在資訊時代的今日，這種情況可能會更嚴重，原因是資訊時代的變動速率要比先前的時代更快。教會「由上而下」的變動經常需要一個冗長的「由下而上」的匯集過程，等彙整完成後才開始動。但在資訊社會中，所能夠允許的時間一定比先前更短，所要求的反應一定也要比先前更快。以目前教會的特性來看，新的教友緩緩地進來，原來的教友快速地離開，正是教會已經進入資訊時代的表現。
我其實對教會「由上而下」的慣性要轉換成「由下而上」的反應模式深感悲觀。也許，我們的下一代才看得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