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風貌】近代（十九世紀）―莫勒教會學（一）　潘永達

 
　　特利騰時代之後的教會學，儘管有一些發展，但基本模型事實上沒有改變。一直到十八、十九世紀，因著歐洲社會的轉型，才開始有新的教會學出現，在新教方面屬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在天主教方面則有莫勒（John Adam Möhler, 1788～1838）。
 
　　在此僅介紹莫勒的教會學思想，因為他為羅馬教會的教會學開啟了新紀元。
 
一、時代背景
 
1. 傳教運動興起
 
　　十六世紀之始，當新教逐漸在歐洲、英國、及北美立足後，天主教會興起往外傳教（亞洲及南美洲）的熱潮，其中西班牙、葡萄牙、及法國教會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導致教會向外的傳教熱誠，主要有四個原因：
 
　　1）在歷經一連串的戰爭之後，歐洲社會生活逐漸穩定，人民不再生活於不安中，而能往前思考如何發展；
 
　　2）工業革命與貿易的興起，提供往外發展的技術與渴望；
 
　　3）殖民主義（或殖民政策）的興起，助長了向外發展的動力；
 
　　4）教會的活力復甦，尤其是十九世紀起，一些新修會興起，衍生向外福傳的熱火。而這時的向外福傳運動，主要還是由大修會團體推動。
 
　此時教會（指歐洲、英國、及美國）受到世界因素（歷史－文化－社會動力[1]）的影響也有了轉變。主要有二方面：
 
　　首先，教會與世界的隔閡與張力越來越大，於是教會反世界的潮流越來越深，此間接地也塑造了羅馬教會的威權心態（authoritarianism）；在新教方面則產生了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
 
　　其次，教會與政府的分離與獨立，二者各有其獨立自主的權力，互不衝突，但另一方面，教會提供了社會共融的動力，此可以彌補勞資關係緊張的衝突。
 
　　也即是在此歷史背景下，我們介紹莫勒（John Mohler）的教會學。同時也順道介紹十七世紀的加利剛主義（Gallicanism），以及十九世紀中葉的弗伯勞尼派（Febronianism）的二個主要教會學思想，因為這二者影響莫勒教會學的產生。
 
2. 加利剛主義與弗伯勞尼派
 
　　由於歐洲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興起，導致在神學上人們企圖以理性解釋，來消解信仰的超越內涵因素，於是自然神論（Deism）孕育而生，天主只是創造主，但創造宇宙萬物後就撒手不管，任其發展。因此，天主只是創造主，非救援性的神。這一思想影響加利剛主義的重生。
 
　　加利剛主義有二種型態，主要風行於法國政教的爭論糾葛之時，一者被列為異端，另一則為屬正統思想。前者是教會隸屬於國家之下的普通社團，不承認其神聖超越性。
 
　　當時在歐洲，有些國家由貴族共同管理，有人類比地視主教為教會的貴族，因此倡言教會理當由主教共同管理，同時否定教宗的神聖首席權（Papacy）地位，此也即是所謂主教主義（Episcopalism）。
 
　　另一個是正統加利剛主義（例如：包胥埃Bossuet, 1642～1704），承認教會既有主教，也應有教宗，作為全體主教的頭，不過教宗與肢體（主教團）各有其不能讓渡的權利與職權，誰也不能取代誰。但即使是如此，教宗依然是教會的頭與領導者，在與全體主教彼此配合時，教宗的權力無形中擴大，此即是之前教會不能錯之訓導權的延伸。
 
　　至於包胥埃之後興起了弗伯勞尼學派則主張，教會屬於國家之下，此反映當時的十足理性主義及自然神論的思想。此派主張，教會是人間社會的組織，教會所關懷的是倫理道德，因而這組織為人間還有價值，只是應歸屬國家管轄。
 
　　面對此思想，教會內另有一批人挺身而出，奮力攻擊此派思想，捍衛教宗的治理權，可惜矯枉過正，最後步上教宗至上主義（Ultramontanism），將教宗權力推舉在國家之上。
 
二、莫勒（John Mohler）的教會學
 
1. 莫勒的生平與學術背景
 
　　莫勒於1796年生於德國的Württemberg，在不同地方研讀神哲學，最後在1819年晉鐸。一年的牧職生活後，開始進入學術領域並展現他的才華。莫勒事實上也教過教會法，但教會學是他的學術精華。
 
　　莫勒第一本神學著作是教會論《教會的至一性》（The Unity of the Church），於1825年問世[2]。三個因素促使莫勒完成此著作：在浪漫主義影響下的天主教革新；Tübingen學派，特別是John Sebastian Drey的影響；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莫勒自身的學術研究工作使此書完成。這些因素致使《教會的至一性》著作中的教會觀，充滿著共融生命體的色彩。
 
　　但即使如此，因著莫勒對教會法的精研，他曾嘗試在此書中協調二個衝突的觀點：教會的共融與教宗的首席權（Papacy）。
 
　　在《教會的至一性》一書之後，莫勒又寫了第二本書《象徵》[3]。在此著作中，他對前一本著作的這個張力問題有了基本的調整，在《教會的至一性》一書中，他比較強調聖神的角色（Pneumatcentrism），但後者則強調以基督為中心（Christocentrism）。
 
2. 教會的身分與特質（The self-understanding and nature of the church）
 
　　莫勒對教會的定義是在《教會的至一性》第二部分才呈現。教會是一群信徒（基督徒），在他們的內在生命裡，先充滿神聖性（聖神）及生命活力精神的整體（the body of spirit），之後才以外在的組織與結構彰顯出來。
 
　　在此定義下，莫勒要表達的是，原始教會（或初期教會）的組成，其實聖神的運作（不可見的因素）在先，而後耶穌基督召喚門徒結合成一個團體。因此，聖神的運作先於耶穌的行動，沒有聖神運作在先，耶穌是無法召集門徒成為一個團體。
 
　　事實上，這一觀點，也可以用來詮釋耶穌基督的生命旅程。耶穌是因聖神而降孕、成長、受洗、宣講、行奇蹟、面對死亡、最後是復活。所以，我們可以說，在耶穌的身上，應該有兩個降生事件，聖神與聖言同時降生。一個外在記號（耶穌個體），一個是內在記號，耶穌的生命力或精神。
 
　　莫勒也藉此說明教會是否是耶穌建立的問題。為他而言，耶穌只提供教會的生命傳承，或說教會源於耶穌的生命傳承（the source of Christ），此生命的傳承即真理生命的實現（a tradition of the life-praxis of truth）。因此，無形的教會（內在生命傳承）源自耶穌基督。至於教會的外在記號（office），如組織、制度、或禮儀，則是在歷史中由門徒們所建立。
 
　　因此，每一個時代，教會都必須回歸或活出耶穌的生命傳承，即為真理作證。而此生命傳承，最先是源自天主聖神。
 
　　所以在邏輯上，先有內在生命的產生（聖神的運作），才有外在形體（教會型態）的出現。因此，耶穌沒有建立教會，在耶穌之前聖神已運作，耶穌在聖神中彰顯及召喚門徒，並給予生命的內涵，但最後教會的真正建立，還是在聖神降臨事件上。
 
3. 聖神―教會的結構（the Constitutive of the Church）
 
　　聖神即是使教會在歷史中誕生，祂同時也臨在教會中，使教會成為一個有機的生命整體或團體（organic unity）。正如同人有精神與身體，同樣，教會也具有內在生命原理―聖神，及外在的身體結構（如制度、禮儀）。內在生命藉外在身體而運作，所以教會也應同時具有此二者。
 
　　其次，因著聖神及結構的整體，教會的個體與團體具共生現象。基督徒個人內在生命原理（the inner Christian life principle），或信德的內在能力（the inner power of faith），必須源自整體生命，藉此整個基督徒團體才能不斷地更新，此自宗徒時代就一直是如此。
 
　　同樣，教會的信仰表達（the true expression of inner）或信條（true doctrine），也必須經由教會共同決議才能成立，並且必須符合宗徒的傳統。莫勒藉此建立了信仰的規則（a certain form of “indirect faith”）：個人的信仰，必須建立在團體的層次上，但此不意味著，是經由團體決議，而是因為聖神是團體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