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國】教會的教育情結　方補課

 
　　宗教與教育就像一對「孿生姐妹」，在人類歷史中幾乎同時出現，並且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它們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和人類文明的傳承延續，發揮著巨大作用。
 
　　基督宗教，對教育的歷史貢獻更是功不可沒。在漫長而紛繁複雜的中世紀，天主教一直主導著西方社會的文化思想和學校教育，並為系統地保護、傳承和發展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做出了巨大的歷史性貢獻。
 
　　在中世紀之後的教育發展過程中，基督新教發起和推動了普及全民的義務教育，促成了國家辦學這一現代教育模式，極大地促進了教育的全方位發展。與此同時，因為人的文化知識水準，隨著教育的發展和普及而大幅提高，基督宗教也有了更為廣泛的傳播與發展。
 
　　可以說，宗教與教育，互為依託，相得益彰。這也是為什麼天主教歷來都特別重視教育並設立教育部，專門督導教育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文將根據相關的教會文獻^[1]，對教廷教育部的歷史發展情況，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希望借此說明，讓讀者認識到教會對教育的重視，並從中體會教會的鐵律柔情。
 
　　1588年，教宗西克圖斯五世頒佈了一份名為《無限》（Immensa）的宗座憲令^[2]。在該憲令中，教宗決定要成立一個「羅馬大學學習部」（Congregatio pro Universitate Studii Romani），這標誌著教廷教育部的成立。
 
　　從此之後，每隔數年，不同的教宗都會通過某種方式，對教育部的工作性質、組織結構、職責範圍等做進一步的規範。1988年，藉《無限》宗座憲令頒佈400週年之際，聖若望．保祿二世頒佈了《好牧人》（Pastor Bonus）宗座憲令以示紀念。
 
　　在這400年間，除了這兩份文獻，還產生了另外六份與教育部有關的文獻：
 
　　1824年良十二世的《為了神聖的智慧》宗座憲令（Quod divina sapienta）、 1908年聖庇護十世的《明智的決策》宗座憲令（Sapienti consilio）、1915年本篤十五世的《神職修院》自動手諭^[3]（Seminaria clericorum）、1941年庇護十二世的《與我們一起》自動手諭（Cum Nobis）、1965年梵二大公會議的《司鐸之培養》法令（Optatam Totius）和1967年保祿六世的《教會大學的管理》宗座憲令（Regimini Ecclesiae Universae）。
 
　　作為首次定義和描述教育部性質和職能的文獻，《無限》宗座憲令為教育部指定了廣泛的目標，其中最重要的目標是培養教會和國家未來的領袖。該憲令指出教育部的目標是：「為了促進藝術和科學的學習，以便學生們可以結合自己的知識和基督徒的真誠本性，更好地準備自己，好成為城市和王國的管理人和治理者。」
 
　　該憲令也談到，那些在大學任教老師的資格問題，要求他們不但要在專業方面具有卓越的表現，而且必須誠實正直，熱愛教育。在承諾為大學提供經濟援助和關懷方面，教宗把教會刻劃為父母的形象：「為了促進教會對傳揚藝術的支持，我們應該對所有天主教大學表現出慈父般的關懷；我們將盡一切可能，不但為我們極重視的牛津大學，而且為每一所大學付出我們慈母般的關愛。」
 
　　如果教會自譽為大學的「父母」，那麼，教育部扮演的就是「代理父母」的角色，它替教會照顧大學，滿足它們的需要，向教會反映它們的要求。
 
　　然而，兩個多世紀之後的《為了神聖的智慧》宗座憲令，一改《無限》中詩情畫意般的語言風格，採用了十分法律化的語言，來表達教育部對大學的監督之責。
 
　　比如該憲令規定：「大學校長應該公開保存所有獲得大學教席人員的名單。如果事先未得到聖部的許可，分配給每一所大學教席的數量，不得增加或減少。同樣的規定，適用於與教育有關的其他事項。聖部保留其頒佈學位和畢業證書的權利。」
 
　　同樣法律化的語言，也出現在1908年的《明智的決策》宗座憲令裡：「這個聖部應該有監督所有主要教育機構的權力，不管是大學還是學院，包括那些由修會指導的教育機構，都要服從教會的管理。」
 
　　可見，教會既有慈母的一面，也有嚴父的一面。對於越來越龐大的教育機構，教會必須為其制定嚴明的紀律和規範，以保證其正確的辦學方向和較高的教育水準。
 
　　教會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視修院教育，而且於1588年把它委託給教廷御前會議部（Sacra Congregatione Consistoriali），即後來的主教部直接負責。
 
　　1915年，本篤十五世出於對修院教育的關切，通過《神職修院》自動手諭，把修院教育從御前會議部分離了出來，並把它作為特殊而獨特的事務交給教育部來管理。由此，教育部從原來的「羅馬大學學習部」，更名為「修院與大學學習部」（Congregatio de Seminariis et de Studiorum Universitatibus）。
 
　　1941年，教宗庇護十二世出於對司鐸聖召的關切，在《與我們一起》自動手諭中，要求教育部設立一個聖召辦公室，負責傳播重視司鐸聖召的觀念，並努力推動普世教會的聖召工作。教宗要求教育部要「通過各種方法，在信徒中，特別是通過很多教區已經存在的平信徒團體，拓展、促進和協助司鐸聖召的工作。」
 
　　這種對司鐸聖召工作的重視，也充分體現在1965梵二大公會所頒佈的《司鐸之培養》法令中：「每一個教區、地區或國家，要按照宗座的指示，已有或應將要創設的聖召善會，均應以系統而和諧的方式，指導一切有關聖召的牧靈工作，同時要積極而謹慎地加以推動，也要積極汲取現代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相關理論知識。」
 
　　梵二大公會議之後，教宗保祿六世於1967年頒佈《教會大學的管理》宗座憲令，把「修院和大學聖部」更名為「天主教教育聖部」（Sacrae Congregationis pro Institutione Catholica），而且對其架構和職能範圍做了重大調整，比如，在修院教育辦公室和大學教育辦公室的基礎上，又增加一個學校辦公室，以負責督導全教會所有大學以下各級天主教學校。這是教會首次正式宣稱要督導全球範圍的天主教學校。
 
　　1988年6月28日，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通過頒佈《好牧人》宗座憲令，把教育部更名為「修院和教育機構部」（Congregatio De Seminariis Atque Studiorum Institutis）。但這個新名稱從來沒有被正式採用過。1989年2月26日，也就是該憲令生效日（1989年3月1日）的前幾天，教育部更名為「天主教教育部（修院和教育機構）」（Congregatio de Institutione Catholica (de Seminariis atque Studiorum Institutis)）。
 
　　該憲令進一步肯定了教育部對大學享有的督導權，並且指出：「該聖部要保證教會有足夠數量的教會大學和天主教大學，以及其他教育機構。這些學校要深刻研究聖學，提高學生的人文知識和科學的水準。」
 
　　從這八份教會歷史文獻中，我們瞭解到，在1588年到1988年的這400年間，教育部從一開始對大學和修院的督導，逐漸擴展到了對普世教會所有天主教學校的監管，這是教會通過教育部，對天主教教育最終實現中央集權化管理的一個過程。
 
　　這八份文件，除了一份大公會議法令和兩份教宗的自動手諭，其他五份都是以「宗座憲令」這一最高的宗座訓導權威頒佈的，可見教會對教育和教育部的重視程度。
 
　　我們還注意到教育部名稱的幾次更改，好像都糾結於對「修院」和「大學」的取捨上，可見教會對修院和大學的教育是「情有獨鍾」。
 
　　目前，教育部雖然統管普世教會的教育事務，然而，它並不是對教會內的每一所修院、大學和學校具有管轄權，因為傳教區（大多都是發展中國家）的所有事務都由萬民福音部（Congregatione pro Gentium Evangelizatione），即過去所謂的「傳信部」（Propaganda Fide）直接負責，這其中也包括教育方面的事務。因此，教育部對傳教區的教育並沒有監督之責。
 
　　另外，我們要清楚天主教大學（Universities Catholiques）和教會大學或學院（Ecclesiastical faculties）之間的重要區別。
 
　　天主教大學，是在天主教學術傳統和教育使命中，因應某種特殊的關切，而建立的高等教育機構，「旨在促進人類高等文化和人格圓滿的發展，並行使教會訓導的職務」^[4]。全世界共有900多所這樣的大學（其中有240個在美國）。即使它們通過民法接受國家管理，它們的「天主教」身分，也受到教會法典的保護和當地教會當局的監督。
 
　　教會大學和學院，是為特別研究聖學和與聖學有關的學術的教會教育機構，是在宗座（the Holy See）權威下創立和運作的，和梵蒂岡有直接的法律關係。^[5]儘管教會學院經常設在某一個大學裡，但它所授予的學位來自於宗座，被稱為「宗座學位」（pontifical degree），並且無一例外地要按照教會法授予。今天，全世界有100多所這樣的大學和學院。
 
　　2013年1月2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發表了一份自動手諭，要求把修院教育的監管權，由教育部轉交給了聖職部（Congregatio pro Clericis）。^[6]這與100年前（1915年）本篤十五世的做法正好相反：一個把它交給了教育部，一個又把它請出了教育部。不過，我們堅信：儘管兩位本篤的做法截然相反，但關愛修院教育的慈父情懷一定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