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終源
教宗認為在「要求別人時，也要反求諸己，要考慮教宗職位的悔改。教廷和普世教會的核心結構也需要聽從牧靈悔改的召喚。」
就在2014年聖誕節前夕，教宗向教廷部會首長指出教廷的15個病症，要大家檢討反省，可說是教宗念茲在茲的結果。他並希望繼續若望保祿二世的作法尋求「一種行使首席權的方法，能向新情勢開放，而又不放棄任何教宗使命的本質。」
教宗方濟各的一個具體的作法，是放棄寬大的教宗宮寢室，住在馬爾大之家，每天主持彌撒，並以網路立即播放。他更渴望主教團的法律地位能明確，使集體意識能具體呈現。（32號）
教宗要求一個「以傳教為主的牧靈。」他要求我們放棄墨守成規：「我邀請各位在重新思考福傳的目標、結構、風格和自己團體的福傳方法時，要有膽識和創意。」不要有任何禁忌或畏懼，但是要有充分的團體研究，不要作獨行俠。（33號）
接下來的第三節，教宗要求一切都要從福音的核心出發，他很了解目前的即時通訊和媒體常會有曲解和隨意選擇內容的毛病，（34號）所以我們傳播福音的方式要有改變，要能接觸到每個人：「宣揚的訊息應集中在最重要的，在更美、更大、更有吸引力，同時又是最必要的地方。」說法要簡化、清晰、具說服力。（35號）
教宗提到梵二曾肯定「公教教義內存有一個真理的層次，即所謂『等級』」（36號）其中：「為近人所做的愛德行為是聖神內在恩寵的最完美的外在表現。」（37號）所以在福音宣講中必須有一種適當的比例。
教宗很具體地說：「如果一位本堂神父在一個禮儀年中談到自我克制十次，只提到愛德或公義兩三次，這就是一個不平衡的結果。」他更進一步說：「當我們宣講法律比恩寵更多，教會比耶穌基督更多，教宗比上主的話更多的時候，同樣的問題也在發生。」（38號）
但是真理有其整體性：「當每個真理與基督訊息的和諧整體聯繫在一起時，就會更容易被理解。」基督信仰的倫理道德不是禁慾主義，也不是簡單的實用哲學，或罪惡與錯誤的列表：「福音首先是邀請我們回應那愛我們、拯救我們的天主，在他人身上認出天主，並走出自我去尋求眾人的福祉。」教宗認為所有的美德都為這愛的回應來服務。如此才會有「福音的芬芳。」（39號）
本章第四節，教宗提到教會要「在人的眾多限度中體現使命」，因著人的限度，必然會有多元的發展，釋經學家、神學家和其他學科，都能夠幫助教會在對天主啟示的解讀和理解上成長，這樣的多元化也有助於發展福音的富饒，不要夢想有一個「被眾人一致維護而渾然一體的教義。」（40號）
生活的語言是會變化的，尤其在網路傳播為主的時代，傳統的說法很可能遭到誤解，或無法真確表達真理的實質，因此表達形式的革新是必要的。（41號）但是要確記：「我們永遠都不能把教會的訓導變得讓每個人都易於理解並樂意接受。信德總是存有要背負的十字架，有難以懂透的一面。」所以講解的態度非常重要，要「藉著親近、愛和見證去贏得對方內心的認同。」（42號）
教宗又提到檢討反省的必要，因為有些習俗與福音的核心並沒有直接的關聯，而在今天可能也失去了其作用；教會也曾經有一些為從前有效的規條和誡律，今天已不再有同樣的教育力量，這些都要重新加以檢測和改革，務使教會的宣講能接觸到每一個人。（43號）
教宗鼓勵牧靈人員要以慈悲和耐心陪伴一個人成長的種種階段，他說：「告解亭不應成為一個刑訊室，而是與上主慈悲相遇的空間。」「在巨大的人性限度中邁出的一小步，比在外表上安分守己，每天沒有大困難的安逸生活更悅樂天主。」（44號）
福傳者應效法聖保祿「對軟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他從不關閉自己，從不退縮到自己的安全感裡，從不選擇固執和自我防衛。」（45號）
在第五節中教宗提到心靈敞開的慈母教會，是一個「走出去」的教會，她應敞開大門接觸他人，不是漫無目的、不查方向地衝向世界；有時候，需要放慢步伐，為了注視並聆聽他人，或陪伴遲疑於路邊的人，或等候回頭的浪子。（46號）教宗認為教會是天父的家園，大門總要敞開著。
每個人都可以用某種方式分享教會的生活：「甚至聖事的門也不應因任何原因而關閉。特別是為作「入門」的聖洗聖事更是如此。聖體聖事，儘管它是聖事生活的圓滿，也不是完美者的獎品，而是弱者的良藥和食糧。」
這些話有些震撼，值得我們深思，他認為我們不是恩寵的仲裁者，而是促進者：「教會不是海關；而是父家，那裡有地方給每個人，連同他們坎坷的人生。」（47號）而窮人和病人常是接受福音的優先者，我們永遠都不拋棄他們。（48號）
教宗在阿根廷時曾說：「我寧願要一個因走到大街上而歷經波折、傷痕累累和齷齪骯髒的教會，也不喜歡一個固步自封、安逸在自己的安全感上的病態教會。」如今他向全教會說同樣的話。這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挑戰，由亞巴郎開始的信仰旅程本來就是個冒險的旅程。耶穌凄凄惶惶、席不暇暖，巡行各村各鄉，到處施恩行善，卻被稱為稅吏和罪人的朋友（瑪十一19）。基督徒理應效法基督為服務人群。（49號）
第二章團體投入使命時面臨的危機
在這一章中教宗要分析我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他以「福音式的分辨」，勸勉所有信仰團體都應「提高警覺重視時代的徵兆。」他說這是一個重大的責任，需要有效處理，否則將會掀起一個很難逆轉的非人性化的進程：「我們需要清楚分辨什麼是天國的果實，什麼是跟天主的計畫背道而馳。」（50-51號）他的分析如下：
一、今日世界的一些挑戰
教宗似乎跟隨《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中的分辨，他提到人類正經歷著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我們應該稱讚那些提高人們福利的成就，如健康照護、教育和大眾傳播。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我們這時代裡，絕大多數的人每天生活在後果悲慘的動盪之中。」這裡教宗看到病疫的滋生，可證之近來各地發生的各種流感和癌症：「很多人心中絕望、恐懼，即使在富裕的國家也是如此。生活的喜樂經常褪色，不尊重他人和暴力行為與日俱增，社會差異也日益明顯。」教宗說我們處在一個知識和資訊的時代，而消息的來源形成一個通常不知名的力量。（52號）
接下來教宗要我們有勇氣拒絕流行，首先是向排他的經濟說不，對新的拜金主義說「不」，對統治而非服務的金錢說「不」，對滋生暴力的不平等說「不」。
排他的經濟造成嚴重貧富不均，人成為消費品，人們為舒適生活的文化所麻醉，卻不關心那些因沒有機會發展而破碎的人生。（53、54號）金錢至上的現代拜金主義嚴重缺乏人文傾向，人被貶抑成其消費品。（55號）導致全球財富驚人的不均，富豪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快速擴大，最近媒體大幅報導全球1%富人財產即將超過99％人總和。教宗認為「這樣的不平衡，溯源於維護市場絕對自主權和金融炒作的意識形態，其結果是，它們否認有責任維護大眾福祉的國家管理權。一種無形的，有時是虛擬的新暴政因此產生」。教宗更指出「層出不窮的腐敗和自私的逃稅行為達到了普世的範圍。權力和擁有的欲望永無止境。」（56號）
教宗指出更大的危機:「這樣的態度背後潛伏的是對倫理和天主的拒絕。」因為倫理道德導向天主，祂要求一個超出市場範疇之外的回應。（57號）我們需要一個考慮到倫理道德的金融改革，金錢必須是用來服務人，富有者必須幫助、尊重和提昇窮人。（58號）
教宗認為不平等就是滋長各種形式的侵略和戰爭的沃土，他說：「除非消除社會上和各民族間的排他性和差異性，是不可能根除暴力的。」（59號）「武器和暴力鎮壓，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製造新的、更嚴重的衝突。（60號）
在拒絕邪惡之後，我們要正視一些文化性的挑戰，首先是對宗教自由的攻擊，或是對基督徒發起新的迫害，教宗指出「在一些國家，這種對基督宗教的憎恨和暴力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這固然對教會造成傷害，但另一方面，相對主義者的意識形態，排斥任何看起來像極權的事物，也對教會造成傷害，同時危害到社會的整體結構：「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主觀真理，對那些渴望參與一個超越個人利益和慾望的共同計畫的公民，造成大困難。」（61號）
另外，目前的主流文化，重視的是外在的、即時的、看得到的、迅速的、表面的和暫時的利益。一些經濟發達但道德虛弱的外國文化正主宰著全球化，對傳統文化根基加速損害：「媒體和娛樂業的負面效果正威脅著傳統的價值，尤其是婚姻的神聖和家庭的穩定。」（62號）
一些新興宗教運動帶著巧妙滲透的特色，在個人主義為主體的文化裡填充世俗理性主義留下的真空。天主教的保守作風，缺乏福傳方式的革新，使天主教的發展受到了挑戰。（63號）
世俗化的過程傾向於把信德和教會縮減到個人和私秘的領域，全然否定超性的事物，扭曲倫理道德，削弱罪惡感，傾向相對主義，導致普遍的失落感。
天主教堅持每個人都必須遵守的客觀倫理標準，在面對變化和脆弱的青少年時，教會往往有更多的困難。資訊時代充斥著眾多未加分辨的資料，導致在涉及倫理問題的時候，變得極度的膚淺。教宗說：「我們需要提供傳授批判性思維的教育，並鼓勵發展成熟的倫理價值觀。」（64號）
所幸，一般輿論都認為天主教會是可信任的機構，特別是在涉及到和平、社會和諧、自然環境、保護生命、人權和公民權利等方面的問題，教會經常成為找到解決方法的中介。（65號）
更嚴重的文化危機應是家庭，這個社會的最基本的細胞，其功能正在削弱，婚姻傾向於被視為純粹滿足情感的一種形式，可以用任何方式構建或按照每一個人的感覺任意修改。（66號）後現代和全球化削弱人際關係，歪曲家庭間的聯繫。
教會的牧靈關懷工作必須呈現一種能治癒、促進和加強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共融。而在世界上重新出現不同形式的戰爭和衝突，基督徒應結合各種不同種類的協會，一起維護人的權利為社會和文化的進步做出貢獻。（67號）
信仰也受到本土化的挑戰，教宗堅信傳統基督信仰的民族仍保有福音的芬芳，一種文化能加上信仰標誌，確實非常重要。（68號）所以應該要讓福音本土化，但首先必須讓文化福音化。（69號）接著教宗分析天主教徒在信仰傳承上出現了斷層的原因。（70號）
城市化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傾向，教宗說：「很有意思的是，天主的啟示告訴我們人類和歷史的圓滿是在一個城市裡實現的。」教宗說：「我們需要用默觀的目光察看我們的城市，即以信德的眼光看天主居住在屬於祂的家、街道和廣場。」（71號）
一種從所未見過的新文化在城市內誕生，並繼續成長：「基督徒在那裡不再是意義的解說者或倡導者，反而自己從這些文化學到新的語言、標記、訊息和範例。」而這些生命的新途徑，通常是與耶穌的福音相反，所以應該是新福傳的優先場所：這要求我們要想出深具創意且對城市居民更有吸引力和意義的祈禱與共融的空間。（72-73號）
城市的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文化形式實際並存，但經常出現隔離和暴力的現實。因為當它們為居民提供無限的可能性時，它們也給許多人在完全發展他們的生命上帶來很多障礙：教會蒙召為不易展開的對話服務。（74號）城市中有各種新形式罪惡的產生，也讓人孤立疏遠：福音所宣講的人類生命的一體和完整性是我們城市病症的最好良藥。（75號）
二、牧靈人員面對的誘惑
在第二節中，教宗分析牧靈人員所面對的考驗，包括傳教靈修的挑戰、自私的懈怠、悲觀主義、和耶穌基督所帶來嶄新關係。
教宗首先感謝所有在教會內工作人員的獻身投入，對今日世界有巨大的貢獻，但在當前全球化的文化裡有必須面對的挑戰，教宗認為必須創造適當的空間，使牧靈人員可以得到鼓勵和革新。（77號）
今天的人因工作壓力，很關心個人的自由空間和休閒時間，很多牧靈人員也受其影響，缺少對世界的投入和福傳的熱忱，產生個人主義、身分的危機和熱情冷卻，這三個毛病。（78號）其中身分的危機與媒體文化和一些知識界對教會的訊息表達出懷疑和失望有關：「結果就是扼殺了傳教的喜樂，只想到要相似其他的人，擁有其他人所擁有的。」（79號）這是一種現實相對主義：「行動時好像天主不存在、作決定時好像窮人不存在、設立目標時好像其他人不存在……陷入一種依附經濟安全感的生活方式，或是不惜一切代價取得的權力空間和人世的光榮」，我們必須找回傳教的熱情。（80號）
教宗發現許多教友害怕擔負使徒工作，以致堂區很難找到教理講授老師，神父們沉迷於保護自己的自由時間和自主空間，而不願投入福傳工作，「所以最終陷入癱瘓的懈怠中。」（81號）
教宗進一步分析這種牧靈懈怠的原因，有的人好大喜功、過度勞累、害怕困難、虛榮夢想、不耐煩、不以人為對象只關心組織架構等毛病，主要是缺乏傳教靈修的滋潤。（82號）
這些毛病逐步形成最大的威脅：「把基督徒轉化成博物館裡的木乃伊。他們，對現實、教會和自己不再抱負希望，不斷受到誘惑去依附一種失去希望的淡淡悲傷。」面對這些挑戰，教宗堅持說：「我們不可讓福傳的喜樂被奪走！」（83號）
教宗不是天真的樂觀主義者，但他還是肯定：「福音的喜樂是沒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夠奪走的。」因為他以信德的眼光看到聖神在黑暗中閃耀的光明，他完全信賴天主高深莫測的上智安排。（84號）
除了向無補於事的悲觀主義說「不」之外，更不能有使熱情和魄力窒息的失敗感，「那是缺乏信賴的焦慮和自我中心的果實」，我們擁有基督向聖保祿的保證：「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才全顯出來。」（格後十二9）（85號）
我們的信仰仍有許多內在和外在的困難，在某些地方形成一種靈性的沙漠，但教宗借用本篤十六的話說：「沙漠中特別需要有信德的人，靠著他們的生活榜樣，指出走向應許之地的途徑，並保存活潑的希望。」他自己也肯定說：「從這沙漠經驗，從這空虛開始，我們仍能再次發現信仰的喜樂和它對我們的重要性。」（8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