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新沛
一月初、正午,艷陽高掛。在西子灣的中山大學隧道口,上演了平凡而動人的一幕。一名東南亞女傭,蹲在輪椅前為椅上的老人不停地按摩大腿。那天雖是冬天,但高雄的驕陽似火,多少女孩對它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那位女傭為了讓老翁能曬到太陽,毫不躲避陽光。
那輪椅上的老人雙目微閉、神情呆滯,不發一語,看來大概已有幾分癡呆。那女傭有沒有用心幫他按摩,按了幾下,老人恐怕已不清楚,即使清楚也大概無法向人訴說。換言之,那女傭就算混水摸魚,很可能也沒人知道。但是,她還是兢兢業業地完成分內的工作。姑勿論這是否出於愛德,那敬業的精神已足以令人感佩。
此情此景,讓我憶起三年前夏天的一件往事。那天下午,同樣在這隧道口,我正等著朋友接我到別處。這時,迎面來了一名推著輪椅的外傭,椅上同樣也是坐著一位老人。而緊隨他們後面的,是一隊十餘人的大陸遊客和他們的導遊,導遊走在隊伍前頭。忽然,導遊一手抓著那外傭的肩膀,問道:「妳那裡來的?妳的薪水多少一個月?」不曉得是被突如其來的舉動嚇愣了,還是聽不太懂國語,外傭並未回答。
這時導遊放開了手,一面用手指著外傭的背後,一面轉頭向他帶領的遊客們「解說」道:「現在有許多這些東南亞人來台灣打工,因為他們的國家窮……」。當下我心中既是憤怒、又是羞愧。怒的是為甚麼有人可以把另一個人──尤其是一個遠渡重洋為自己同胞服務的人──視同土特產一樣介紹,在一群人前對之比手劃腳、評頭品足?愧的是這樣的一個無禮之人,竟是自己的同胞。
對照前後兩個情景,我不禁想到究竟今日我們對外籍勞工的態度是甚麼,認識有多少?誠然,台灣對外勞外傭的制度似乎已改善不少,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又如何呢?我們與外籍教友的交流夠嗎?他們在我們心中是兄弟姐妹,還是過客?
十多年前,有個堂區因為地緣關係,每週都有一台由外國神父主持,菲律賓教友參與的彌撒。這教堂因人口老化及外移,主日彌撒的本地教友寥寥可數;但到了菲律賓教友的彌撒,則是人山人海,門庭若市。
但也因為菲律賓教友人多,生活習慣不同,讓本地教友抱怨不已。髒亂、彌撒後器具未妥善歸位,是常有的怨言;「這麼多人來使用教堂,回饋卻那麼少」(指對教堂水電費的分擔和平常對教堂的維護服務)的指責也時有所聞。很少人會花時間理解為何如此,例如究竟這些勞工有多少能力可以分擔教堂的水電費,週末有多少自由時間可以幫教堂服務。
更令人遺憾的是,前後兩任本堂神父對這些外籍教友的態度也是疏離的。某年,該教堂的堂慶將至,教友們想邀請主教來主持彌撒,本堂神父說本堂的教友太少,不好意思請主教來。有教友提醒他,可以邀菲律賓的教友一起來,而神父卻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們不是我們的教友」。他似乎從沒想過,對這些菲籍教友來說,這裡就是他們的本堂。
在下一任本堂神父任內,有次本地教友討論彌撒時間是否要調整,如何跟菲籍教友協調彌撒的異動。神父也不假思索地表示當然是以本地教友優先,只要本地教友的時間訂好,菲籍教友必須配合。
一大群菲籍教友遠從加工區來教堂,時間異動會否對他們有實際困難?一大群菲籍教友在台灣人家裡幫傭,他們的雇主是否願意調整他們的放假時段?這些全不在這位神父考慮之中。
十多年後的今天,台灣的外籍勞工已超過五十萬人,外籍配偶也多達四萬人以上,我們對他們的認識和深度交流增進了多少?在五十多萬的外籍勞工裡,菲籍勞工占了十萬,其中許多應是主日會進堂的教友。但多數堂區似乎除了騰出時段和空間給他們參與彌撒之外,並無進一步鼓勵本地教友與他們互動,更遑論在傳協會中讓出一席之地,給外籍教友的代表參與堂區事務的發展。
誠然,神父和教友並無與外籍教友深度互動的義務。但在彌撒的信友禱詞裡,我們常常為普天下那些窮困、受壓迫的兄弟姐妹祈禱;偶而我們也為菲律賓、印尼等地的教友捐獻,將善款捐到那裡的教會。而當這些兄弟姐妹實際來到我們跟前時,我們往往卻是擦身而過,不曾嘗試多瞭解他們一點,多認識他們的文化一些。
我們鼓勵年輕教友出國遊學,增廣見聞;鼓勵他們參加國際志工隊,關懷經濟落後國家的窮苦大眾。但當那些為改善家計而飄洋過海的人,出現在我們身邊時,我們卻不曾鼓勵年輕教友多認識他們。我們對異邦兄弟姐妹的關心,難道只能停留在信友禱詞和偶而的捐助嗎?
當然,如要和外籍教友深度交流或將他們引入堂區組織,會有語言的障礙。但障礙未必無法克服。例如,在眾多菲籍教友中有些可能是會說國語的,或堂區裡有會英語的教友可以幫忙口譯。問題是我們是否想過、嘗試過踏出第一步?抑或在我們心中,外籍教友始終只是過客,而非一群需要我們關懷、協助融入本地堂區的兄弟姐妹?
一月十八日,教宗在菲律賓因為女孩巴洛馬分享她流浪街頭的經驗而感動流淚,要求我們每個人反省:「我是否學會哭泣?當我看到挨餓的孩童,以及染上了毒癮、無家可歸、被丟棄、被虐待和被社會剝削的孩童,我是否學會哭泣?」[1]在台灣的我們,沒機會親聆巴洛馬的談話,但卻有多多機會跟菲律賓的教友面對面交談。而有甚麼比交談更能讓我們瞭解他們的需要,和他們國家裡孩童的困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