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吾心之重》— 讀後感（3）

中國觀察家

    閱畢全書之後總結地看來,作者董育德是一位全方位的「中國觀察家」。比一般偏重於政治方面的「中國通」或者偏重於文化的「漢學家」,她的觀察、研究、論述、和關懷中國更具有深度和廣度。

    首先,她出生在四川,父母是來華的英國聖公會傳教士,依照英、美法律國籍認定和屬地原則,她自認為打從出生以來就是一位中國人。多年來在四川居住生活的經驗,也培養出她關懷中國的意識。其次,以經濟學者的身份,她數十年來專注於當代中國經濟現況的學術研究和到中國各地的實地考察,以及廣結中國籍和與中國有關不同國籍的朋友們的客觀條件,促進了她觀察和認識當代中國的廣度和深度,因而能成為一位非常獨特的學者和專家。再者,由於生活上的經驗和宗教上的領悟,她在青年時期改宗天主教,虔誠而有意識地培育其宗教信仰,並積極地參予各類型的教會活動,這些都是促使她自發性地藉由各種機會實際地去關懷當年仍在苦難中的中國天主教會。

    在中國的鎖國時期,董小姐於1960年曾天真地向中國政府要求,以「海外華人」的身份申請「回鄉証」,但未獲回音。這時,她的《中國經濟制度》的研究工作還在起步的階段。但是,由於工作生涯中許多東歐共產國家實地訪問的經驗,和有共產蘇聯「先行者」的前例可循,董小姐能獲得類似比照模式的重要參考資訊。關於1958-60年的「大躍進」過程中,數百萬的中國人被餓死的事件(註:我自己的叔父一家人在皖北家鄉餓死,即是一例! 中國官方的說法,迄今仍是以「自然災害」一筆帶過),她在該書中有所論述(參閱該書259-260頁)。在1967年(註:「文化大革命」發生於1966-76)該書出版時,作者已能預測,「在未來的一些年內,新的經濟模式將會出現,….依然會符合(經濟學上的規律) 『需求』(demand)的原則,而非僅只是依照(共產主觀上的)政治意願。因為,在奉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各個國家的)政府中,其上層的(政治結構)建築也會被『生產』(production)的經濟原則所決定」。

    憑著僅能停留一個晚上的過境簽証,董小姐在暌違26年後於1969年再度踏上中國的土地。她趁此機會參觀了「廣州秋季交易會」,這是當時世界各地的商人親自來採購中國外銷商品的唯一窗口。讀者諸君請勿忘記,「文化大革命」此時正如火如荼地在進行著。此後,董小姐多次以經濟學者專家的身份自己組團或參團,公開而正式地訪問中國。尤其,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去拜訪她所鍾愛的四川 ——  1973年5月(參閱本書376-380頁)、1980年4月(參閱本書431頁)、1982年7月(參閱本書461-469頁)、1984年8月(參閱本書476頁)。

    在這些官方正式的訪問行程中,董小姐屢次撥空拜訪當地的天主教堂,那是她本人個人式關懷教會的重點,且均有備而來。譬如,在拜訪四川樂山天主堂的鄧汲州主教和四川萬縣天主堂的段蔭明主教時,董小姐清楚而正式地傳達了梵蒂岡教廷經由其駐香港代辦所轉發的官方渠道的重要訊息 —— 授權中國境內仍生存的「合法」主教們(註:其主教任命均已合乎教廷的法規),可以「合法」地任命其繼承人或其它教區的新任主教(註:這份以拉丁文寫成的簡單文件,由董小姐親自當面轉交當事人)。在另一次拜訪中,董小姐交付給鄧蔭明主教一張由當時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親筆簽名的復活節祝賀卡 —— 雖然鄧主教當場仔細地看了卡片,也非常感動,但是拒絕收下,因為現場還有另一位神父在場。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際,各人務必要謹慎自保的餘悸猶存。

    「遠在天邊」的教廷當局對於中國教會的「現況」,是否已在狀況內? 董小姐僅以兩個例子略作說明。其一,在羅馬的耶穌會總部內,她曾見到時任副總會長的國籍朱勵德神父(Michael Chu),但未曾交待談話的內容。(註:稍後,朱神父即有返鄉上海探親的「破冰之旅」,不知是否有關?)。其二,在羅馬曾訪問教廷傳信部主管中國事務的Ghidoni蒙席,她在本書的477頁上寫著,「他對中國教會的詳細瞭解,和對那裏局勢的評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從澳洲的大學退休後,董小姐到香港定居,在書中515頁上寫道,「1985年我已62歲,有資格享受退休金了。….數十年來,年復一年地研究和整理從中國傳進來的、大量的原始資訊材料,這份壓力越來越沉重,非常耗神。現在,能親身進入中國以取得第一手接觸的資訊,更方便容易多了。我希望能就近(中國)在香港居住,享受繼續關心中國的經濟和天主教會事務的退休生活」。

    至於,當時香港的狀況如何?《中、英關於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甫於1984年10月簽署(亦即,英國將於1997-7-1歸還香港給中國),而香港本地華籍居民驚恐性的移民潮方興未艾。世界各地研究中國事務的觀察家們,早已進駐香港 —— 美國駐(英屬)香港的總領事館,早已被外界視為「大使館」。天主教會內則有一群「中國觀察家」駐在香港長期工作著 —— 匈牙利籍的耶穌會士勞達一神父(Laszlo Ladany)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一已之力每日監聽中國大陸的廣播和收集資訊,編輯一份非常具權威性的《中國新聞分析》週刊,據說美國的CIA都要參考它(參閱本書234-235頁);其它著名的人物,譬如,耶穌會士覺法治、梁作祿、和華澄濤神父等(參閱本書432頁),以及後來的耶穌會士西班牙籍的顏哲泰神父(註:他的口述歷史傳記出版於2015年)。另外,比利時籍的聖母聖心會士韓德力神父(Jeroom Heyndrickx, CICM )迄今仍深耕中國大陸的教會事務,他創辦的「南懷仁協會」(亦即,本書中譯本的出版者)著有名聲。

    本書的末尾(第22章),是作者對自己一生經歷和書中各項主題的一個回顧性的總結。其中,有一個段落,她評論道,「日本軍閥的侵略(註:1931-45年)和毛澤東主政時期的「新中國」,從經濟上的觀點來說,都屬於中國「現代化」的阻礙因素(參閱本書326-329頁)」。另外一個段落中,她以「中華文明」來定義中華民族(參閱本書528-530頁),這種論述則與我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