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吾心之重》
———— 讀後感(2)
范京生 (Paul Fan)
二戰期間的中國和英國 ——
依當年歐、美來華基督新教傳教士家庭的慣例,董小姐離開四川的僑居地,返回英國接受小學和中學的教育,在親友家中或學校寄宿。中學畢業後,利用申請大學的空檔期,在長輩親戚的陪同下,董小姐到四川來探望父母。這個因緣際會又促成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個人經驗 —— 能同時經歷中國和英國的戰時生活。
「1940年4月18日,我們從英國橫渡海峽到(法國的)Calais港,再轉乘火車(南下縱貫法國)到馬賽港(註:濱臨地中海),在那裏搭乘P&O郵輪前往香港。…….1940年5月14日,正值歐戰升溫之際〔註:1940-5-10德國以閃擊戰術全面進攻荷、比、法,並迅速加以佔領。雖然名義上,歐戰已於1939-9-3爆發,但西歐戰線直到1940-5-10仍多為「西線無戰事」的狀態,被論者戲稱為Phony War(打假戰)〕。我們在香港又轉乘一艘小輪船到越南的海防,當時是法屬的印度支那(Indo-China)。….數日後,我們搭火車到河內。隔天,再搭(滇越鐵路是法國人在1908年開始修築的窄軌鐵路)火車(往北)到中國的邊境。兩天後,又再搭火車進入中國的雲南。這條(滇越)鐵路真是工程學上的壯舉,貫穿高山和深谷。我數了一下,總共有超過100個隧道。由於火車只在白天行駛,我們停下來在鐵道旁的旅館住了兩晚。…..在昆明,我們耽擱了幾個星期。沉重的行李,先交由陸路運送,我本人則搭飛機到重慶,再轉機飛成都,在那裏見到已分別了四年的父母。…我們乘坐搖搖晃晃的公車,一路都是泥土路面,往北到30多英哩外的廣漢,那裏是我父母的傳教站」。至於,在那裏生活如何? 可參閱本書114至143頁。
華西協和大學(WCUU)位在成都市郊,由北美和英國的多個基督新教派於1914年聯合創辦,是當時中國內陸唯一的一所大學。1941年秋季,作者以旁聽生身份入學,直到1942年底。而對於當時抗日戰爭的中國局勢,董小姐的觀感是「士氣低落和腐敗」(參閱本書154頁)。〔註:依學術專業人士的觀察,抗戰前後的中國,仍處在「中古世紀的社會」,或可謂仍是生活於「清朝」,甚至於是「明朝」。〕
董小姐決定要回英國去上大學。1943年1月,她獨自從重慶搭乘飛越「駝峰」的美軍運輸飛機,到印度(東北部)阿薩姆省的汀江機場,並立即轉赴加爾各答探視養病中的父親。直到1943年5月,才得以從(印度大陸西海岸的)孟買(Bombay)搭乘英籍客貨兩用輪船「香港之城」號駛往英國。二戰時期的長途航海,是一個危險、不便、情況有著諸多變化的旅程。通常,英國實施集體航行、有軍艦護航的「船團」(convoy)運輸措施,以保障航海的安全。此刻,「北非戰役」一直激烈地在進行著,民用航運都必須避開經由蘇伊士運河和地中海前往英國的捷徑,而需繞經南非,多耗時6週。但時至1943年五月底時,英、美盟軍已贏得「北非戰役」,進而攻佔了(義大利的)西西里島,且準備反攻義大利本土,因此地中海的捷徑可開放航行了。但董小姐所搭的輪船仍必須延至7月20日才得以停靠(英國的)利物浦港(Liverpool),可見戰爭期間旅行的艱難,是現今的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參閱本書151至154頁)。上岸後,董小姐立即被徵召到「軍情局」服務(註:因為她瞭解中、日戰爭的一般狀況,而即使英軍高層人物對亞洲仍是非常陌生)。至於一般民眾的戰時生活狀況,請參閱本書第五章<英國的戰時生活>(1943-1945)。
直到歐戰結束(1945年5月),董小姐23歲時才得以入讀牛津大學(1945-1948)。至於大學畢業後,董小姐在倫敦的學術生涯,請參閱本書第17章至19章的介紹。而移民澳洲後的學術生涯,以及此後數度組團前往中國的學術訪問旅行,請參閱本書的第12章至第1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