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川
在男女修會會長聯合會演講之後，一位可敬的修女上前焦慮地問我：「你對教會的批評，其實大家都有同感，問題是怎樣改變現況？尤其我們的青年工作到底要怎麼辦？他們真的愈來愈遠離教會……。」我完全可以體會老修女的失落感，也充分瞭解到這是台灣天主教會長期延續下來的老問題。因素多端，的確不知要從何做起？
三十多年前我在台大唸書，我們在耕莘文教院有男女兩個基督生活團。「優秀青年」聚集一堂，似乎充滿聖神的光照。幾位聰明、有深度的學長，談起信仰、靈修，都讓我肅然地想站起來唱國歌。但是，印象中我們的信仰培育，大都是關起門來對內講得多，卻很少向外服務、宣傳。除了在生活團或教堂內，我們身上很難看到基督的標記。有一位學長，唸數學的，不但能言善道，而且在一位精深神父的引導下，似乎正在度著某種默觀的生活。
「優秀青年」圍繞著「優秀神父」，我們對「不優秀」的世界所知有限；對他們苦難的關心、慈愛，也是觀念性的或神學性的。
畢業之後，他們大部份到美國留學，再回來的時候，信仰的濃度淡了許多。大家還是邀約見面，見面的總是同樣的那些面孔；不同的是，談話的內容觸及個人的生涯規劃，聚會的氛圍更加封閉，信仰漸漸變成遙遠的事。幾年前一位唸生物的學長回國任教，偶然的場合見到了面，他說其實那一位虔誠的數學系學長出國後沒多久便不再進堂了；而他自己也早已不再是有信仰的人……。當年我們圍在台大校園角落點著燭光一同晚禱的情景，格外令人思念。
一九八四年秋我初到比利時魯汶大學，就得知有一個橫跨新魯汶、老魯汶、布魯塞爾的基督徒查經班，他們有老有少、有本省人外省人，常常整家一同出席。聖歌有「國語」、「英語」、「閩南語」，大家的相聚活潑而開放。他們沒有牧師、沒有傳道人，更沒有教宗、主教、神父、修女；有時候也不一定要有教堂，一本聖經，一個稍微熱心的人，團契就這樣形成了。二十年過後，那一群基督徒，有人做了牧師，有人做了教授，有人進入政府機構，各有不同的際遇；然而，相同的是他們大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成立了一個又一個的查經班。每回和他們見面，最後一句話一定是：「還進教堂嗎？要不要參加我們的查經班？」五、六十歲的人，問的卻是他們在二、三十歲時同樣問的話。
千禧年參加令自己深感挫敗的新世紀新福傳大會之後，我不久便轉任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民族學院。驚訝的發現，每週三、四晚上常有民族學院的基督教學生聚集到我六樓的研究室外的石板屋，讀經、分享、唱詩，有時是排灣族、有時是阿美族、有時是太魯閣族的聚會；二年級帶動一年級，連常翹課的學生都來了。依然沒有牧師、沒有傳道人，更沒有教宗、主教、神父和修女……。
今年初我受邀參加基督教長老總會舉辦的「原住民大專生文學營」，地點在偏遠的花東海岸中線樟原的巴歌浪，約五十多人參加。主題是：「認同、委身、成長」。學員不但參觀了長濱博物館，也拜訪了南溪部落，並體驗阿美族捕魚、吃魚的文化。營長是一位留美來台的韓國籍牧師林春植，而實際的執行者則是花蓮原住民大專中心的學生。課程除了我之外，還請了排灣族名作家撒可努來談文學創作。四天三夜，學生要面對的不單是教會和信仰，更是對自己民族、文學與部落的認識與責任。
臨別時順便問林牧師：「為什麼想要舉辦文學營？」他帶著韓國腔明快地回答說：「哦，這不是現在才開始，我們今年已經是第十屆了。我們認為對原住民來說，文學很重要，他們可以藉此自我表達。我們每年分區負責舉辦，今年輪到東區。」其實，台灣原住民文學的興起，也不過就是這十五年間的事。看來，基督教長老會對原住民社會脈動的掌握，幾乎毫無間隙，同步呼吸、榮辱與共。
最近，我唯一還可以常去逛逛的聖保祿文物供應社，因裝潢的關係，從原來的忠孝西路、中山北路轉角口，暫時借用中央大樓五樓當店面。值班的修女看我買了一些主教團以及和教會法律性質有關的書，她關心地問我：「不看靈修的書了嗎？」我笑著跟修女說：「我最近要認真看有關教會的法律、制度的書，弄清楚教宗、主教團、主教們是幹什麼的？為什麼他們老讓我們覺得教會是他們在管卻又管不好？他們為什麼老是模糊、遮蔽、干預我們對基督面容的瞻仰？」修女「開心」的說：「批評教會和主教當然不是不行，但是更不要忘了多為他們祈禱……。」我一方面感動也同意修女的看法，另一方面更加痛恨那些浪費修女的愛德和祈禱的主教、神父們！教會的改革，就從罵他們開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