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聖博敏神學院/中華南懷仁文化交流協會
4th Workshop in the Spirituality of Dialogue
For a Synodal Church: Communion, Participation and Mission
第四屆 對話靈修工作坊
《同道偕行》
以共融、參與及使命來體現共議性的教會
2022年5月28日 工作坊 報導(三)
4th Workshop in the Spirituality of Dialogue
For a Synodal Church: Communion, Participation and Mission
第四屆 對話靈修工作坊
《同道偕行》
以共融、參與及使命來體現共議性的教會
2022年5月28日 工作坊 報導(三)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與「中華南懷仁文化交流協會」於2022年5月28日(六) 共同舉辦第四屆對話靈修工作坊 -《同道偕行》以共融、參與及使命來體現共議性的教會，地點於輔仁聖博敏神學院。上午第一階段，由鄭家樂神父從天主教神學角度，闡述共議性教會的落實；第二階段則由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祕書長陳科神父主講「同道偕行的靈修」，鼓勵我們藉著與不同的人相遇、聆聽和辨明，能使自己的信仰生活被這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徹底更新和轉變。 (詳細內容可參閱天主教周報699期與700期第10版)
(英文版報導連結)
近代主教會議與教友對於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的影響
上午的第三階段，我們邀請黃懿縈博士主講「從近代天主教在華主教會議、教友培育與傳教運動談同道偕行」。黃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碩士與輔仁大學宗教學博士，曾任天主教亞洲通訊社香港分社副編輯，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與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主要專長為中國天主教近代史、中梵關係、宗教與政治等學術研究。此次工作坊邀請黃博士以其博士論文中有關華人教會歷史的資料進行演講，黃博士首先從近代中國歷次主教（教務）會議的角度切入主題，內容包括嘉定會議（明朝天啟七年，1627）、四川會議（清嘉慶八年，1803）、上海會議（清咸豐元年，1851），及五大傳教區域會議，並以華人平信徒（教友）角色為視角，回顧與分析每次會議對於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的影響。
黃博士也特別提到在明朝末年教友擔任的角色，包括著書、協助外籍傳教士翻譯、興建教堂與傳教士住宅、邀請傳教士到自己家鄉開教、發生教難時向朝廷上書護教及收容傳教士避難等，明末清初如果沒有教友們的協助，基本上傳教士無法在當地傳播福音。可是到了近代中國，教友的文化水平及參與傳教活動的情況大不如前：清中禮儀之爭以後，傳教主要以貧苦農民為對象，傳教士在較大的農村會口開辦經言學校，講授天主教要理及培訓傳教的助手，但一般教友的教育程度較低，無法受到教會及社會的重視，且在1919 年五四運動之前，天主教只有一所大學：耶穌會設立的上海震旦學院（1903），可見當時教友培育不受重視，在傳教活動中只扮演被動的角色。
推動二十世紀天主教改革的重要人物: 馬相伯、英斂之、雷鳴遠
演講當中，黃懿縈博士介紹清末民初的傳教先驅人物：馬相伯、英斂之、雷鳴遠。黃博士首先說明雷鳴遠神父為比利時籍遣使會會士，他為了使天主教在城市廣傳，開辧新式教育學校，1909 年成立傳信善會，鼓勵教友義務參與傳教工作，在社會發揮影響力，而後與山西、上海等地的神父們共同推動公教進行會（Catholic Action）。當時報紙是非常有效的傳播媒體，所以雷神父於1912 年在英斂之支持下創辦《廣益錄》週報，1915 年出版第一份天主教中文日報《益世報》，宣傳愛國思想，倡導宗教救國。1916 年雷神父與同屬遣使會的湯作霖神父，因支持天津民眾抗議法國擴張租界（老西開事件）而受修會長上處分。兩人共同上書教廷，表達對中國教會問題的看法，包括：中國教會的歐洲色彩太濃、本地神職培育不足、各修會之間不合作等。
黃懿縈博士後續介紹當時震旦書院與復旦公學創辦人馬相伯，於1910 年結識《大公報》創辦人英斂之，成為忘年之交。兩人是當時中國天主教徒中少數的知識分子，關心教會如何培養教友和神父的素質，遂於 1912 年一起上書教廷，請求在中國設立天主教大學。英斂之 1917 年再發表《勸學罪言》小冊子，批評傳教士帶有帝國主義色彩，不尊重中華文化且反對中國教友及神父讀書。這些情況引起了羅馬教廷注意並同情中國教會的處境，而後教宗本篤十五世頒布革新普世傳教事業的《夫至大》宗座牧函（1919），鼓勵培育本地神職人員，以便盡早建立本地教會。牧函最後則提到教友協助傳教活動的三種方式：為傳教士祈求天主助佑、培養傳教士聖召、按財力支持傳教事業。
民國期間教友協助主教和神父傳播基督福音
《夫至大》牧函在中國教會結出最重要的果實，是教宗比約十一世派遣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推動以結束法國保教權、建立本地教會為目標的一系列改革。黃懿縈博士於演講中敘述，剛恆毅在1922 年履任後的首項任務，是籌備第一次中國主教的全體會議：全國教務會議（民國十三年，1924）。儘管會議期間因傳教士反對，剛恆毅擱置了復興公教進行會的動議，到四年後（1928）有見教宗在歐洲積極推動，剛恆毅遂草擬了中華公教進行會的臨時章程呈送教廷，不久後教宗向北伐成功的南京國民政府發出賀電，鼓勵各教區首長成立公教進行會，讓教友為國家貢獻己力，並協助主教和神父傳播福音。公教進行會於1930年代在中國蓬勃發展，到日本侵華期間活動逐漸停頓。教友在傳教活動中的角色到戰後再次受到重視，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大力推動聖母軍，指派愛爾蘭籍莫克勤神父與華籍助手沈士賢神父，在1948~50短短兩年之間，共成立逾千個聖母軍支團，分布於90多個教區，促進各地堂區熾熱的信仰氛圍。團員們在傳教士無法自由行動時，協助探訪教友家庭，傳達教會當局的立場和指示，堅定教友的信心。
從華人接受福音的歷史看同道偕行
黃懿縈博士在總結中強調，天主教自明末傳入中國 400 多年來，接受福音的華人一開始人數少但學識高、影響力大，對傳教工作極有幫助，並能促進基督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爾後到清末有了條約保護，反而像一把雙刃劍，雖然受洗入教者大幅增加，但大多只是貧農，或是有心利用傳教士的莠民，因而知識分子（士紳階層）恥與為伍，甚至斥傳教活動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一次大戰後，教廷銳意革新海外傳教活動，去除外國勢力對教會的干擾，並鼓勵教友參與傳教工作。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65）後，華人本地教會的建設在教友、神父、修女、會士及主教們的不懈努力下逐步實現，讓平信徒在教會內的角色獲得肯定與重視。直至今日，教宗方濟各提倡共議精神，邀請教友參與全球主教會議，而我們的教會團體也應思考如何培育教友，使大家更具備「同道偕行」的能力，彼此聆聽，共同參與福傳的使命。
YouTube網路平台影片播出
黃懿縈博士的演講內容已於7月19日在 【天主教之聲】 YouTube網路平台播出，歡迎讀者們前往南懷仁基金會網站收看「第四屆對話靈修工作坊──《同道偕行》以共融、參與及使命來體現共議性的教會」四部影片。
(英文版報導連結)
近代主教會議與教友對於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的影響
上午的第三階段，我們邀請黃懿縈博士主講「從近代天主教在華主教會議、教友培育與傳教運動談同道偕行」。黃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碩士與輔仁大學宗教學博士，曾任天主教亞洲通訊社香港分社副編輯，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與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主要專長為中國天主教近代史、中梵關係、宗教與政治等學術研究。此次工作坊邀請黃博士以其博士論文中有關華人教會歷史的資料進行演講，黃博士首先從近代中國歷次主教（教務）會議的角度切入主題，內容包括嘉定會議（明朝天啟七年，1627）、四川會議（清嘉慶八年，1803）、上海會議（清咸豐元年，1851），及五大傳教區域會議，並以華人平信徒（教友）角色為視角，回顧與分析每次會議對於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的影響。
黃博士也特別提到在明朝末年教友擔任的角色，包括著書、協助外籍傳教士翻譯、興建教堂與傳教士住宅、邀請傳教士到自己家鄉開教、發生教難時向朝廷上書護教及收容傳教士避難等，明末清初如果沒有教友們的協助，基本上傳教士無法在當地傳播福音。可是到了近代中國，教友的文化水平及參與傳教活動的情況大不如前：清中禮儀之爭以後，傳教主要以貧苦農民為對象，傳教士在較大的農村會口開辦經言學校，講授天主教要理及培訓傳教的助手，但一般教友的教育程度較低，無法受到教會及社會的重視，且在1919 年五四運動之前，天主教只有一所大學：耶穌會設立的上海震旦學院（1903），可見當時教友培育不受重視，在傳教活動中只扮演被動的角色。
推動二十世紀天主教改革的重要人物: 馬相伯、英斂之、雷鳴遠
演講當中，黃懿縈博士介紹清末民初的傳教先驅人物：馬相伯、英斂之、雷鳴遠。黃博士首先說明雷鳴遠神父為比利時籍遣使會會士，他為了使天主教在城市廣傳，開辧新式教育學校，1909 年成立傳信善會，鼓勵教友義務參與傳教工作，在社會發揮影響力，而後與山西、上海等地的神父們共同推動公教進行會（Catholic Action）。當時報紙是非常有效的傳播媒體，所以雷神父於1912 年在英斂之支持下創辦《廣益錄》週報，1915 年出版第一份天主教中文日報《益世報》，宣傳愛國思想，倡導宗教救國。1916 年雷神父與同屬遣使會的湯作霖神父，因支持天津民眾抗議法國擴張租界（老西開事件）而受修會長上處分。兩人共同上書教廷，表達對中國教會問題的看法，包括：中國教會的歐洲色彩太濃、本地神職培育不足、各修會之間不合作等。
黃懿縈博士後續介紹當時震旦書院與復旦公學創辦人馬相伯，於1910 年結識《大公報》創辦人英斂之，成為忘年之交。兩人是當時中國天主教徒中少數的知識分子，關心教會如何培養教友和神父的素質，遂於 1912 年一起上書教廷，請求在中國設立天主教大學。英斂之 1917 年再發表《勸學罪言》小冊子，批評傳教士帶有帝國主義色彩，不尊重中華文化且反對中國教友及神父讀書。這些情況引起了羅馬教廷注意並同情中國教會的處境，而後教宗本篤十五世頒布革新普世傳教事業的《夫至大》宗座牧函（1919），鼓勵培育本地神職人員，以便盡早建立本地教會。牧函最後則提到教友協助傳教活動的三種方式：為傳教士祈求天主助佑、培養傳教士聖召、按財力支持傳教事業。
民國期間教友協助主教和神父傳播基督福音
《夫至大》牧函在中國教會結出最重要的果實，是教宗比約十一世派遣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推動以結束法國保教權、建立本地教會為目標的一系列改革。黃懿縈博士於演講中敘述，剛恆毅在1922 年履任後的首項任務，是籌備第一次中國主教的全體會議：全國教務會議（民國十三年，1924）。儘管會議期間因傳教士反對，剛恆毅擱置了復興公教進行會的動議，到四年後（1928）有見教宗在歐洲積極推動，剛恆毅遂草擬了中華公教進行會的臨時章程呈送教廷，不久後教宗向北伐成功的南京國民政府發出賀電，鼓勵各教區首長成立公教進行會，讓教友為國家貢獻己力，並協助主教和神父傳播福音。公教進行會於1930年代在中國蓬勃發展，到日本侵華期間活動逐漸停頓。教友在傳教活動中的角色到戰後再次受到重視，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大力推動聖母軍，指派愛爾蘭籍莫克勤神父與華籍助手沈士賢神父，在1948~50短短兩年之間，共成立逾千個聖母軍支團，分布於90多個教區，促進各地堂區熾熱的信仰氛圍。團員們在傳教士無法自由行動時，協助探訪教友家庭，傳達教會當局的立場和指示，堅定教友的信心。
從華人接受福音的歷史看同道偕行
黃懿縈博士在總結中強調，天主教自明末傳入中國 400 多年來，接受福音的華人一開始人數少但學識高、影響力大，對傳教工作極有幫助，並能促進基督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爾後到清末有了條約保護，反而像一把雙刃劍，雖然受洗入教者大幅增加，但大多只是貧農，或是有心利用傳教士的莠民，因而知識分子（士紳階層）恥與為伍，甚至斥傳教活動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一次大戰後，教廷銳意革新海外傳教活動，去除外國勢力對教會的干擾，並鼓勵教友參與傳教工作。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65）後，華人本地教會的建設在教友、神父、修女、會士及主教們的不懈努力下逐步實現，讓平信徒在教會內的角色獲得肯定與重視。直至今日，教宗方濟各提倡共議精神，邀請教友參與全球主教會議，而我們的教會團體也應思考如何培育教友，使大家更具備「同道偕行」的能力，彼此聆聽，共同參與福傳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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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懿縈博士的演講內容已於7月19日在 【天主教之聲】 YouTube網路平台播出，歡迎讀者們前往南懷仁基金會網站收看「第四屆對話靈修工作坊──《同道偕行》以共融、參與及使命來體現共議性的教會」四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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