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抱朴
偶然看到了台灣聖公會的年曆，和天主教的禮儀年曆相近。降臨節期（將臨期）和大齋節期（四旬期）是紫色的，聖誕節期和復活節期是白色的，天主教綠色部分的常年期在聖公會的年曆中則分成兩部分：主顯節後至大齋期間的顯現節期，以及五旬節後至降臨節期的聖靈降臨節期。節期之間許多主的節日或紀念聖母、宗徒和其他福音中的聖人、聖女的節日，如洗者若翰、聖德蓮，也都相同或相近。
這兩個教會顯然對「時間」有類似的「神學觀」。
曆書絕對是件大事。君不見中國古代訂定和頒佈曆法向來是獨屬於皇權的，因此，曆書也稱為「皇曆」。到了民國，「皇曆」轉成了「國曆」，頒佈曆法是「國家」的權力呢！民國除了訂定1912年為民國元年外，並以西曆為國曆，將皇曆留在農業的、本土的社會，而向工業的、西方的社會開放；後來的人民共和國則廢了民國，但仍採西曆，並且將許多切割時間的重要標的，如國慶日移至十月一日，重新標訂過。
不管如何，定義時間、切割時間的，已經從「神學的」、「信仰的」，轉化成「世俗的」、「民族國家」的觀點了。
在西方，這種情形大約始自法國大革命吧！法國大革命是天主教相當慘痛的回憶。教會年曆被取消，理性女神替代了聖母，新的、世俗的曆法取代了神聖的禮儀年曆。這個革命雖然相當短命，但「時間」在西歐社會自此漸漸不再舉心向上，整個社會的脈動開始按照世俗的脈動而跳動。
我每天上班的路線幾乎都相同。每年的某個時期，經過萬華的時候都會碰到當地的廟會。繞境的大批神轎在下班的車陣當中顯得無比的尷尬。對急著趕回家的「下班族」來說，這很近似「不知節制的『私人信仰』打亂『公共道路』的『沒有道德』的表現」；但對那些神轎來說，則是東方的唐吉訶德正在與風車奮戰吧！
這是台灣民間主體信仰的時間觀在現代都市中的困境；聖公會和天主教的禮儀年曆又如何？
不遠的從前，這個年曆的三百五十分之一仍以「行憲紀念日」的形式在暗地裏被尊重，而今，連這一天都沒了。幸好，西方霸道的、強勢的政經勢力，連帶著使得這個年曆的「主日」還可以為我們維持住是「主日」的形式，甚且，連猶太人的安息日，即星期六，也一併被尊重了。
對於西方帝國主義強加的這一批「主日」和「安息日」，我在最「愛國」的人士當中，倒還沒聽過有對此抗議過的！除了有位神父說，教會本地化應該要效法民間初一、十五才拜拜之外。
我有一大陣子曾經從善如流，很少上教堂。本地化進行地比主教團所推行的更為徹底哩！
持守教會年曆真只能像上班日的廟會嗎？這真是現代的唐吉訶德的作為嗎？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許多教友已經拒絕當唐吉訶德了，他們只把星期日當作假日，而不把它們當作是主日或安息日。
這有可批評的嗎？作為教友，這當然值得批評。但是，他們其實是一批更為「理性」的人。他們的理性表現在，他們全然拒絕兩種衝突的時間觀同時作用在自己身上。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理性，就形式而言，其實和選擇了只生活在神聖的時間觀中的隱修士一般。
可嘆的是，這樣的選擇只適合「上智」與「下愚」，而我們這些不太聰明，但離白癡又有些距離的人，只好生活在這兩種時間觀的交雜當中，如此，「主日」是打折的「主日」，「星期日」也是個打折的「星期日」。既要「Holy Day」，又要「Holiday」，不就成了這樣的局面？
談靈修的人喜歡說，許多在「觀念」上的矛盾和衝突，在「信仰經驗」中會被消解掉。例如，基督既具有全部的天主性，同時又具備全然的人性。這可是教會「欽定」的信條，我們教友俯首稱是，並儘量從信仰經驗中去體驗「人而天主」的真、善、美的偉大和諧！
但話說回來，誰說矛盾和衝突一定得消解掉？
我們的祖師爺在消解衝突上顯然很差。按照《希伯來人書》上說，「當祂還在血肉之身時，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那能救祂脫離死亡的天主，獻上了祈禱和懇求」（五7）。在東方的靈修大師眼中看來，一個教主在那裏大聲哀號、掉淚，該是個「醜聞」，證明祂的「修為」很淺，而且「境界」很低。但這就是我們號稱為主的基督！
基督人而天主，教友世俗而神聖。我們難道想要逃脫這樣的命定！我們既生活在世俗的「公元」當中，也活在神聖的「教會年曆」之內。世俗使得教友生活艱難不易，但教友生活也該儘量使世俗少些霸道，少些理所當然。
未來世界的希望會在一個追求化解衝突的信仰之上？放眼當今世界，愈是強調和諧的社會，愈是一個踐踏人權的社會。勉乎哉，唐吉訶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