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川
我想先說一段我的心情。
一九九○年代初，我們創辦《山海文化雙月刊》（Taiwan Indigenous Voice Bimonthly），並在經費困窘的情況下，陸續舉辦了六次原住民文學獎徵文比賽。在每一次的評審會議上，捧著一篇篇族人參賽的作品，我常常會興起一種莫名的情緒，既期待評審委員們公平、公正的評賞，又害怕我們的作品達不到他們一般要求的水準。那種忐忑不安的心情，一直是十幾年來我推動「原住民文學」 的過程中，揮之不去的陰影。我深深地知道原住民文學成敗的關鍵，不僅是在我們主觀上認為自己寫得好不好，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作品能不能讓廣泛的讀者接受、了解和欣賞。
為了證明族人的作品可受公評，我們每一次評審委員的邀請，可說是費盡心思。他們都是台灣文壇或學術界頂尖的人物，除了像鄒族浦忠成（巴蘇亞‧博伊哲努）、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達悟族的夏曼‧藍波安、布農族的田雅各和霍斯陸曼‧伐伐等之外，楊澤、劉克襄、舞鶴、張貴興、吳晟、詹澈、胡台麗、謝世忠、古蒙仁、陳義芝、黃錦樹、席慕蓉、廖輝英、王浩威等知名作家或學者，都是我們邀約的對象。這些在台灣有名望的「他者」，因而也成了「原住民文學」的推手。
「他者」的參與，從早期文學獎評審的友誼相助，逐漸擴散到學術的研究和論辯上，這便是日譯本《台灣原住民文學選》（第九卷）所涉及的主要內容。敏銳的讀者一定可以發現，該書所收錄的文章，無論從關切的主題、寫作的目的或分析的角度等等方面，皆與第八卷原住民作者的主體論述有著不同的風貌。不過，值得欣慰的是，不像早期人類學式的「客觀」支配，這裡「我」與「他者」的文學對話，顯然不再是一廂情願、沒有交集的各自獨白。
相對來說，日本方面對台灣原住民文學的接觸和引介，由於時空環境的不同，比較能跳脫台灣族群意識和國族認同的糾纏，直接領會原住民文學創作中所透露的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強烈意志。一字一句的翻譯，和一篇又一篇的細膩閱讀，做為另一個「他者」的日本讀者，或許更有機會躍進做為「我」的台灣原住民生命世界。我在魚住悅子對阿烏和夏曼‧藍波安翻譯閱讀的心得中，見到那種不肢解文本、直探作者本心的素樸精神。而下村作次郎教授，做為整個翻譯計畫的靈魂人物，不但持久關心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恐怕也是最了解我的心情的人。十幾年來他對我的工作、想法和憂悶，有著超乎想像的透視力，並堅定地站在我的立場，給予支持和鼓舞。早在台灣的學者、讀者還「看不到」、「瞧不起」原住民文學的那個時候，下村便已選擇了和我們站在一起，藉文學的力量，重建民族的尊嚴。我大致是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理解和讚嘆草風館這一套《台灣原住民文學選》（全十卷）的翻譯和出版志業。
九○年代初，我因已故著名學者戴國煇教授的引介認識了內川千裕先生，並有了一趟難忘的台東之行。草風館後來積極支持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翻譯和出版，或許是有這麼一段因緣吧！前不久下村告訴我，內川先生因病住院，但仍不忘在床榻上校勘本卷的文稿，感佩和慚愧之情襲上心頭。長久以來，因語言的隔閡，始終未能充分表達對內川先生的敬意，今寫在該書「序」中，不知先生能笑納否？在我看來，內川先生的志業，接續卻又完全不同於當初鳥居龍藏等人的工作；他讓台灣的原住民在事隔一個世紀之後，在日本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份說話，以「我」的面貌和日本的讀者相遇。（日譯本《台灣原住民文學選》第九卷序）在日本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份說話，以「我」的面貌和日本的讀者相遇。（日譯本《台灣原住民文學選》第九卷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