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s. Ann Ball著
林桂屏譯
林桂屏譯
一位老農民，拖著疲倦的身子，沿著太平村的山路吃力地走著。他溫暖的呼吸在寒冽的空氣中造成白色的霧氣。美麗的白雪覆蓋在大地，可是這份美卻不能阻止老農肚子裡發出飢餓的咕嚕聲。1960年的冬天是飢餓的寒冬，可怕的飢荒侵蝕全中國已有兩年，湖南災情慘重，很多人都快要餓死了。政府和所謂的人民公社，一點兒忙也幫不上。
老農走著走著，忽然發現有一包看似破衣服的東西丟在路旁，他心想或許會在衣服裡找到一點值錢的東西，於是趕緊趨前，一看竟是屍體，仔細看清楚，原來是一年前被沅陵的公安局送到這兒的囚犯。當公安人員把這囚犯交給村民監管時，曾交待說，這囚犯是反動份子，美國的間諜，共產黨的敵人。村民得看緊他，不許可憐他。
在太平村的囚犯生活是很艱苦的，這囚犯既沒有家，也沒有地方可種食物，他好不容易找著一個洞穴庇身，免受冬天的酷寒和夏天的炎熱，到處乞討食物過活。頭一年，有些好心的當地人還會給他一些剩飯剩菜，後來飢荒越來越嚴重，每個人都在挨餓，再也沒人能給他食物了。那囚犯終於孤苦地餓死在山路旁。
這好心的老農民，確定四下無人後，就拿了條薄被，把屍體裹起來，並挖了個淺坑把他埋了。當老農在做這事時，聞到有股甜美的香味，像是花香，可是在這寒冷的冬天裡，凍硬的山路邊是開不了花的，到底這股香味是從哪來的呢？最後，這位老農明白了，雖然從各種跡象顯現，這反動份子已經死了好幾天，但這香味卻是從他身上發出的。他把這秘密埋在心裡，沒有告訴任何人他把這囚犯埋在路邊這件事。
幾年後，有一位叫朱若瑟的黨幹部來到這個小村子。他被派來宣傳社會主義，並且要再次逮捕那犯人。若瑟先前是辰溪一個單位的工作人員，政府相信他來自一個貧窮的家庭，理所當然會支持共產黨。若瑟在村裡宣傳毛澤東的教條，他對所遇到的貧窮農民非常友善，因此贏得農民們的信賴。那老農相信這位黨幹部，就告訴了他掩埋反動份子的事，以及他所嗅到的奇特香味（老農並不知道這黨幹部是天主教徒﹐他只是憑直覺，認為把這秘密說給這位好心的年輕人聽，是不會有事的）。其實若瑟認識死者嚴香柏神父。這年輕的黨幹部沉思著那農夫所講有關來自屍體的芬芳香味的故事。他想著，此事真奇！因為這神父的名字「香柏」的意思就是「芳香的柏樹」。
嚴香柏生於1922年5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西部漵浦縣的姚江。在孩童時，他的外教父親就過逝了，母親便進了一座寺廟當尼姑，而幼小的嚴香柏就跟在母親身邊做了小和尚。
有一天，起了大暴風雨，一位正在當地旅行的漵浦縣天主教教理老師胡先生，。來到寺廟躲雨，嚴太太招待了他，請他吃飯，於是兩位開始討論起他們不同的信仰。嚴太太對天主教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於是她向胡先生要了幾本天主教教理的書，並請他再回來做進一步地討論。在胡先生的協助下，這位信佛的尼姑成了天主教徒。她和兒子在1934年的6月30日一起領洗。她給自己取了個聖名，叫莫尼加，男孩取名叫若望。嚴香柏在1937年5月30日領受堅振，並多了個菲力斯（Felix）的名字。
孩童時的嚴香柏已表現出不凡的虔誠和對信仰的熱愛。他在寶慶傳教中心的房子附近遊戲，和住在那兒的苦難會的神父們處得很好。媽媽在他13歲時，成為教理老師。1935年，母親把他獻給了教會。在范斯辣法耳神父的推荐下，嚴香柏進了沅陵的聖若瑟小修院。范斯神父是寶慶教區苦難會一位個性非常堅強的傳教士。
嚴香柏在同學們的印象中，是個很有祈禱精神、性情愉悅、運動傑出的人。嚴香柏從前的一位室友，提到嚴香柏每天晚上臨睡前，都會跪在床前祈禱，除了平常該唸的經文外，他還多唸3遍聖母經，這是從他母親那兒學到的習慣。還提到，嚴香柏在拉丁文上下了不少功夫，他常發現到香柏在修道院的角落裡朗讀一本用拉丁文寫的《埃索波斯故事集成》（《伊索寓言》的原名）。
修院是一座建得很好的舊式中國房子，建地面積有網球場般的大，四周有高牆圍繞。修生們睡在房子的二樓，一樓有教室、小教堂，和伯納德利奧神父以及康寶彌格爾神父的房間及辦公室。這兩位苦難會的神父和另外兩位中國紳士組成了修院的教職員。這個修院離傳教中心很近，在星期天的晚上，主教、傳教士、和修生們都會進入修院的小教堂，跪在其中兩邊的座位，領受聖體降福，修生們吟唱著完美無瑕的葛利果聖歌，年輕的歌聲在「皇皇聖體」的優美曲調中揚升著。傳教士們以這些修生為榮，因為傳教士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希望傳教有成，有本地的神父產生。沅陵的聖若瑟小修院就提供了這樣美好的保證──培養本國籍的中國神父。
中日戰爭爆發，修生們把他們的小房間讓出來給窮人、無家可歸的難民、和受傷的士兵們居住，搬到傳教中心，住進從前保留給探訪神父們住的房間裡。他們在主教的小教堂裡參與彌撒。在一間古老的木造存米轂的倉庫裡上課。
1941年，嚴香柏開始在漢口接受修院的高等教育，當湖南的局勢更混亂時，他轉到昆明的神學院學習。這神學院是由法國蘇肋皮森會的神父們經營。在這兒，他開始讀哲學。昆明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也是日本空軍常常轟炸的目標。苦難會的奧格拉卡斯伯特主教於是帶著嚴香柏修士和另一位修士一起到印度，希望他們在那兒繼續讀書，可是沒有成，於是這兩位修士就跟著主教去了美國。
1943年9月14日，搭上美國西點號輪船的嚴修士抵達舊金山，隨即開始了他在馬里蘭州巴爾地摩的聖瑪麗神學院的學習。經營這神學院的蘇肋皮森會提供嚴修士一份獎學金來付學費，而苦難會就負擔他的其他開銷。有份校友通訊指出，嚴修士的愉快性情，安靜笑容，和討人喜歡的誠懇，都為他贏得所有同期修士們對他的讚美。
雖然嚴修士在功課和學習上都表現得很好，但他的主教在1945年8月寄給他一封帶有責備口氣的信，信裡說，由於他在聖堂內和神操中的行為，蘇肋皮森會的教職員們已經暫時保留推荐他進入在修士階段的更高層。主教說：「假如今天你被阻止的理由是來自學習，我會認為事情較不嚴重。在神學院的階段中，最重要的是在靈修方面要有進步，其他的都是次要。讓你能接受到最好的學習是我帶你到美國的理由。假如你在靈修方面退步的話，你的神學課程將會是全然的失敗。」卡斯伯特主教持續他的通訊訓道，他建議嚴修士培養對聖母的恒久敬禮。「她將幫助你，在你的靈魂內塑造我們至聖上主的形像。」
1947年2月，卡斯伯特主教從中國寄給嚴修士一封猶如父親寫給兒子的家書。信內先祝福嚴修士有個蒙福的復活節，並告訴他，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要做個成功的老師，個人的成聖是必要的。首先，你得在你的生活中表現出你是神聖導師堅信不疑的跟隨者。因此，你必須要謙虛、柔順、節制、並且充滿對人靈魂燃燒的熱忱。外教人會問的不是「你是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而是「你是不是一個有品德的人？」我們的教友想要知道的是：「你是不是一個隨時準備願意為教友犧牲的好神父？」
後來事情的發展，證明了這位年輕人把這番訓詞和勸告放在心上。1947年4月，卡斯伯特主教在一封信裡，恭喜嚴修士完成了神學的課程。並告訴他已經為他做好返回中國的種種安排。
1947年6月，聖瑪麗神學院的院長勞伯轍詹姆士神父，寫信給卡斯伯特主教，部分內容是這樣寫的：「我想，讓嚴香柏先生自己帶給你各樣的法律文件會比較安全。其中，你會找到有一份他已領受了最後職務的證明，一封發自巴爾地摩和華盛頓總教區的信，證明他在此神學院的學習，以及院長的一封信，證明他已經完成學業，參加成為神父的資格考，並在虔誠和品行方面取得滿意的成績。我也要提到嚴香柏已經成功地通過神學教授的資格考，並且成績優異……香柏在1946年6月26日，領受了剃髮禮，27日領受了門房、讀經員、驅魔、輔祭的職務。」無疑的，卡斯伯特主教聽到嚴香柏的學術榮譽成就，會很高興，但他更為「虔誠和品行」的敘述而快樂。
嚴香柏在1948年10月31日耶穌君王節被祝聖為神父，地點是洞庭的聖奧古斯丁大教堂，苦難會的省會長葛曼加卑爾神父當時正在訪問中國的傳教區，因此共祭了晉鐸典禮，於是嚴神父成了沅陵教區的第一位國籍神父。
事前嚴香柏邀請人來參加他的晉鐸典禮，他的邀請函不是印刷精美的卡片，而是寫給美國友人的一封感人的信。信裡寫著：「嚴格說來，這一點都不是邀請卡。它是自家生產的，是我自己做的，請你們大家、也是我的朋友，前來參加我的晉鐸典禮。時間是1948年的10月31日。寄邀請函到國外給不能來參加的朋友們看起來是件可笑的事。可是事實並非如此，雖然你們不能親臨現場，可是你們的心會在這兒。我邀請你們以你們的心和靈，臨在我的晉鐸典禮上，一起和我讚美天主，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為了祂即將在我身上發生的偉大事件。因此我請求你們，我親愛的朋友，在你們的祈禱中記得我，讓我配領受即將到來的神聖司鐸職。」
後來，嚴神父寫信給一位朋友：「關於我的晉鐸典禮，真是莊嚴隆重。本地從來沒有見過晉鐸典禮，事實上，這兒也從來沒有舉行過晉鐸儀式，因為我是第一個在這兒升神父的。當日鑼鼓喧天，到處都在放鞭炮。但對我個人來說，我寧願有屬靈的東西，而不是世俗的熱鬧。我在諸聖節後的第二天，慶祝了我的首祭彌撒。在彌撒中，我紀念我在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一星期後，我被派遣到沅陵作副本堂。」他在這封信的結尾說：「我們在這兒一切都還好，當然在目前的局勢下，焦慮總是會有的。我們擔心會受共產黨的統治，看來這已為期不遠了，如果他們拿下南京，如果眼前的政府垮台，教會會遭到更大的損失。」
做為沅陵教區的第一位中國神父，嚴神父做著各樣的傳教工作。他拜訪貧窮的家庭，在傳教士開辦的醫院裡，安慰病人和臨終的人。對他的主教來說，他是一位得力的助手，對苦難會神父們來說，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司鐸兄弟。他的朋友，苦難會的懷特馬瑟肋士神父記得嚴神父特別清楚困難在哪裡。懷特神父說，「由於時局的混亂，嚴神父對我們美國神父來說，是個莫大的幫忙。」
1949年十月，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中國國民黨遷到台灣。很快地天主教會開始受到迫害。外國傳教士被禁止外出活動，不准和他們自己的人有接觸。兩位本地神父是唯一的例外，他們是嚴香柏神父和張伯鐸（他當時在等候晉鐸），仍然可以四處走動，對他們的小羊群們善盡牧職。懷特神父說，嚴神父常被人詢問有關沅陵天主教團體的活動。當韓戰爆發，南韓揮軍北上，而美國也牽涉其中時，事情就變得更嚴重。雖然沅陵離前線很遠，但它是各樣運動的中心。嚴神父一次又一次的被叫去問話。
1949年十二月，嚴神父寫信給聖瑪麗修院的校友通訊《聲音》，告訴他們，他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和他的「老家」，尤其是現在，「我正和這新的『紅色』不信神的人打照面。夥伴們，不要驚訝！因為我們已經在兩個月前『被解放了』，並且在『紅色的統治』之下。所有的神父都在他們的崗位上，教會的各項活動依然在進行。有好幾棟的傳教房屋都被『借用』。一開始時是有很多的麻煩，後來就好多了。至於未來，天主自會照顧。夥伴們，請你們全體為我們祈禱，在這樣的危機中，我們需要很多的代禱。請你們仁慈對待我們的『紅色人民』，並經由你們的代禱，將我們的『紅色人民』轉向基督。再見！」
1950年四月，嚴神父的傳教之旅來到了瀘溪、吉首和鳳凰。在一次被人召喚去探望病人時，他被短暫地逮捕了！可是在九月時，他回到了沅陵，並以執事的身分參與張伯鐸的晉鐸典禮上，張神父是這教區的第二位中國神父。
1950年七月四日，嚴神父寫信給蘇肋皮森會在馬里蘭州的省會長，「不信主的臉孔到處都是，可是在天主的保護之下，我們掙扎奮鬥，繼續我們的工作。大致說來，除了教區大部分的房子被共產黨拿去了，這兒還好。他們現在就和我們住在同一個院落！外頭人民的情況更糟。我已被遣派做過多樣不同的傳教工作。我到過湖南西邊的一些地方，那些人民受很多苦，他們比沅陵的情況糟得多。
雖然新政黨宣傳他們是人民的，尤其是工人和窮人的政黨，可是富人變窮了，窮人還在挨餓。我只要舉幾個例子，你就會明白我在說什麼。比如說，從前挑水的人以擔水給經濟情況較好的人來維生﹐現在這些經濟情況較好的人，他們自己挑水，結果，原先挑水的人就只好餓死。
傳教工作也有它的麻煩，雖然共產黨已經佔用了部分的教會房產，他們還要更多。他們有時威脅要拿去全部的房產。一個月前，我來到鳳凰，一個偏遠的傳教區，我到了以後發現有好幾個士兵住在神父的房子裡。幾天後，地方政府來找我，命令我把整個的教會房產騰空，讓給他們。我們為這事吵了三天，我們受到很大的威脅，但仍很堅持，最後他們放棄了，只用他們已經佔領的一部分。別以為這是我們的功勞，在那幾天，我們祈禱得相當熱切，並且還向聖女小德蘭獻上九日敬禮，祈求保護。」
嚴神父繼續寫著，「我們不在乎生命會遭遇到什麼，只要有一天自由，我們就堅持一天。當然我們不會忽略祈禱。到目前為止，我們在傳教方面沒有什麼阻礙，外國神父在新政黨的統治下，就有四處傳教的困難，他們或多或少只能在城市或某幾個特定的鎮上服務。相反的，教友們比以前做更多的事，他們變得更熱忱，也比以前更參與聖事。」他還提到，一般人甚至對他們的態度更好了；雖然目前沒有人表示要領洗成為教徒，但在人民中他們沒有敵人。
1950年十月，嚴神父拜訪了阿爾利斯拉基納神父的教區，阿爾利斯神父說：「這是我們的民眾第一次見到中國神父，他們都非常高興。十月九號，嚴神父去寶慶和海洛德神父在一起一星期，海洛德神父從二月起就沒有見過其他的神父。」
1950年十一月或十二月的其中一天，嚴神父在安強被捕了，沒有人知道他的囚禁地點。因為他下落不明，他的母親莫尼加就去找主教。她說要弄一套小販的行頭，沿街叫賣，到謠傳關有犯人的地方去，一直到她找到兒子為止。莫尼加是一個舊式綁過小腳的中國婦女，走起路來十分痛苦。這位謙卑的中國莫尼加為她的兒子飽受痛苦，她把自己裝扮成水果小販，前後一共有七個月的時間，她蹣跚跛行的找過一個又一個的城市。她在靠近漵浦的大強口監獄外，看著囚犯被領出來做馬路工。她發現了自己的兒子，她看著兒子的眼睛。他衣著襤褸，手和腳都和其他的犯人綁在一起。母和子都沒有表現出認識對方。莫尼加很快地回到沅陵去報告主教。
1951年六月三十日，卡斯伯特主教和他的代理主教被捕了，然後在沒有經過審訊和定罪的情況下，就被投入監獄。同年及隔年初，共產黨政府逮捕了其他四位傳教士。1952年三月，他們六位被關在同樣的監獄。而嚴神父被轉到和懷特神父緊連的牢裡，幾乎有一年的時間，懷特神父都不能和嚴神父說上一句話。1953年七月，停戰協議簽訂了。有些苦難會的神父們被釋放了，可是懷特神父和嘉衛賈士丁神父到1955年十一月才被釋放。
有六年的時間，嚴神父都不許有任何的訪客。但儘管威脅不斷，嚴神父始終不願說出任何對主教或其他神父不利的話。
監獄裡的情況實在悲慘可憐。苦難會的會士們稱這地方是「小惡魔島」（美國加州原有一個惡名昭彰的監獄，就叫做惡魔島。）它污穢不堪，犯人都不准洗澡或洗衣服，虱子和跳蚤的橫行更讓人苦不堪言。
有幾年的時間，苦難會的馬洛尼安東尼神父編了一份叫《湖南新聞》的報紙，內容全是從湖南的苦難會的會士寄到香港的信。原始的信是用一種密碼文字寫成的，由馬洛尼神父再做解譯。這份報紙再寄到美國的苦難會和他們的友人處，在這份新聞通訊中，有好幾個地方都提到了嚴神父。
1951年的九月，有謠言傳說嚴神父被關在秦江監獄。同月稍晚時，他和主教一起被關在當地的監獄。年底時，嚴神父變得更瘦了，可是他沒有變膽怯。在四月的時候，苦難會神父們很高興收到嚴神父的一張字條，他要求一些衣服，並且提到他會回到沅陵。十月時，張伯鐸神父遇到一位男士，他曾和嚴神父關在一起將近一年，而且還幫神父打掃監獄地板。他說嚴神父做的是衛生工作，沒有和主教及其他神父關在同一區。
僅管共產黨百般嘗試，嚴神父始終堅定立場，毫不妥協。十二月時，倫巴神父寫到：「昨晚，在明供聖體時，有一個警察，直走上祭台前，對辣法耳神父叫囂著，『這兒有張字條』。在教堂內的少數幾個人，包括我自己及司琴，都以為它是一張叫我們到長沙的命令。相反的，它是個好消息！那是一張來自嚴神父的手寫中文字條，要求一套棉襖，和從八月二日到當天的伙食賬單。你要曉得，在這兒，你得付出你在監獄裡的伙食和住宿費。我們找到一套張伯鐸神父的衣服，讓辣法耳神父同現款帶著去。這是不是表示嚴神父會被釋放或是他會被送往其他地方？通常，當一個人要離開監獄時，他得付清伙食費，我們希望這是嚴神父的情況。
九月的時候，穆林神父接到好消息，嚴神父從沅陵監獄寫來一張字條，要求一些衣服。我們立刻送去，而有這榮幸擔任這遞送任務的是張伯鐸神父。令我們驚訝的是，嚴神父被帶到監獄的入口，張神父可以看到他，並且當守衛的面，跟嚴神父說了幾句話。我們送給他一條乾淨的「鋪蓋」（棉被）。你應該看看我們交換拿回來的破爛東西，在我們燒掉它以前，還得在太陽下等著晾乾。它滿是虱子，多到張神父把它帶回家後，立刻把它拆了，而張神父自己的衣服也因此得曝曬好幾天。獄吏(守衛)告訴張神父說，嚴神父他『非常非常頑固』。」
1953年9月15日，倫巴神父寫著：「剛才收到了嚴神父給張神父的一張紙條，裡面寫著，『我的鋪蓋幾乎快爛掉散開了，我現在只有幾件衣服可以遮蓋我瘦骨嶙峋的身體。請僅儘快把東西送到這上面的地址。如果你能找到一塊肥皂，也請帶給我。』張神父在讀這紙條給我們聽時，哭了。換成我們來讀，我們也會哭。只要想到他在牢裡的情況，就夠做一百個惡夢。這是一年來頭一次接到嚴神父的紙條。」
第二天，倫巴神父繼續寫到，「昨天傍晚，張神父帶了鋪蓋，衣服，毛巾，和一塊肥皂到監獄。監獄大門的守衛問張神父要幹什麼，張神父給他看嚴神父的紙條，然後，守衛要他等一下。過一會，他看到嚴神父遠遠的向他走過來。嚴神父直直的向他走來，而不是如他原先所想的，從他身旁走過。守衛說：『既然你們兩位是同鄉，你可以和他講有關他媽媽和他家的事，別的不成。』所以，張神父在旁邊擠了約二十個人旁聽的情況下，告訴了嚴神父一些他家裡的情形，就沒有機會講別的事。幾分鐘後，守衛命令嚴神父：『看看這些東西，就拿你需要的！』
新鋪蓋換了舊鋪蓋，可是守衛指著毛巾和內衣說：『你的舊思想還沒改，你不可以有這些好東西！』守衛轉向張神父，接著說：『假如這姓嚴的肯改變想法，他就可以離開這兒到外面享福！』
所以張神父必須把大部分的東西帶回來，但至少，嚴神父拿到了一些乾淨的衣物。張神父看到嚴神父身上穿的只有一條骯髒破爛的短褲。嚴神父告訴張神父說，除了頭幾星期在秦江監獄，他一直都是在沅陵監獄。張神父說，雖然嚴神父的頭髮被剃光，而且由於沒有眼鏡的關係，兩眼看來疲勞緊張，但他看起來和從前沒有兩樣。他晒得很黑，可是沒有比以前更瘦。他說話的樣子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機敏。所以張神父下結論說，嚴神父的神志仍然正常。當他們兩個彎下腰來交換鋪蓋的時候，張神父小聲地說：『我們都在為你祈禱。』嚴神父也小聲地回答：『謝謝大家！』守衛友善的領張神父出來，並告訴他說：『政府現在有新的溫和政策。』你可以想像張神父飛快地跑回來向大家報告一切。」
有個教友的兒子獲准出獄「度假」，他帶來消息說，嚴神父必須參加「思想教育課」一整年，可是當課程結束時，嚴神父的成績不及格，所以他現在在勞改隊裡。辣法爾神父付了嚴神父在監獄和在思想教育營裡一年的伙食費。雖然嚴神父仍然還在監獄裡，但因為他在做勞改工，伙食可以免費。十一月時，他們給他帶來另一塊肥皂和一件棉襖，當守衛問張神父，為什麼他對這囚犯這麼好，張神父很聰明，沒有說因為他是神父的關係，而僅是說，他們都是同鄉，而且還曾經是同學。守衛提到嚴神父是個好工人，可是他的思想還是沒變。
最後一期的《湖南新聞》是在1956年一月發行，嚴神父當時仍然被關，但他曾在這一年被釋放出來，只是細節我們知道的不完整。只知道在他短暫的自由期間，曾和張神父，以及另一位奧斯丁會的張加俾額爾神父一起工作。不久，嚴神父又被捕了。
1957年，所有湖南的神職人員都被強迫參加一個叫做「正確政治思想」的課程。他們也被告知，未來中國的主教都會是自選的，而不再是讓教宗做主。1958年，他們又被召集在一起，並且要簽一份和教宗完全脫離關係的聲明。嚴神父也被迫參加，可是他拒絕在這份背叛書上簽名。在他返回沅陵後，當地政府發動一個「群眾運動」來對付他。其中一個煽動分子還當眾打他耳光。嚴神父溫和地回應他：「你怎麼樣對待我都行。」他立刻又被逮捕，並且「失蹤」了。沒有一個朋友知道他被關在哪兒。當他被判罪時，他的罪名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頑固走狗」、「死硬反革命分子」。
最後，朋友們發現嚴神父被放逐到一個孤單的山間小村，村民們把他當罪犯監管。雖然他只要願意否認教宗，就可以保證自由。但嚴神父寧願選擇困難的放逐。而這放逐最終導致他在1960年冬天飢寒交迫的死亡。
1984年，有位中國天主教徒寫信給仁慈修女會的一個修女，寫信的女孩自稱她自己是「你的小姐妹」，內容是：「嚴神父大概在1959年的時候過世。嚴神父是威廉神父和他所有會士們，及整個教區的光榮和驕傲。假如我們沒有搞錯的話，我們甚至認為您們應該開始為嚴神父列聖品努力。」
1985年，有一位中國奧斯丁會士寫信給懷特馬瑟樂士神父，內容是：「嚴神父確實是你們的光榮和驕傲。因為他堅決地維護和教宗間的關係，他在1958年的夏天，又再一次被定罪，這回被送到離沅陵很遠的勞改營。第二年（1959年），我們再也沒有聽到他的任何消息。」
嚴神父生命的最後一章，他的死訊，一直要到1980年代的中期，人們偷偷地把他的事傳到國外，大家才知道。他的故事是朱伯納德寫的，他就是嚴神父生前的同學，也就是那位黨幹部的哥哥。故事是黨幹部從把嚴神父埋葬的老農民那兒聽來的。很顯然的，嚴神父死於聖德的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