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組策劃
前言
今日台灣的政治文化，充滿了口水、抹黑、放話……，政黨之間爭鬥不休，相互攻訐，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尤其愈近選舉，戰況愈烈。
因此，對藍綠惡鬥不滿，號稱所謂第三勢力的團體，繼「台灣前途展望協會」與「第三社會黨」之後，由學術界發起的「台灣競爭力論壇」也於日前成立。他們自許要超越黨派，對朝野提出諍言，並表達人民心聲；同時期待建立一個「良知」與「理性」的社會，邀請全民一起來為台灣的前途努力。
上述團體的出現與發聲，真的能為黑鴉鴉一片的台灣政壇，帶來一番新氣象嗎？我們身為基督信徒可以有什麼選擇？是繼續冷漠以對？還是該振臂而起？
本期的〈特別企劃〉，參與的貴賓試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他們的見解與建議，請不要錯過。
◆參與貴賓（按姓氏筆劃排列）
馬國勳先生（台大社會研究所畢）
陳聰銘先生（利氏學社秘書長）
彭龍英女士（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楊應望神父（新店聖三堂主任司鐸．聖言會會士）
◆主持人
張文文女士（見證月刊出版組召集人）
◆列席
趙榮珠女士（台灣牧靈研習中心主任．見證月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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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文（以下簡稱張）：成熟的政黨政治，不同政黨之間應維持一種良性的競爭。然而觀看今日台灣的兩大政黨，不見具體政策與理性的論辯，只見一味的炒作國家認同與族群的議題，結果是一切只問顏色，不問是非。
因此，近幾年來，有諸多現象值得觀察：許多人不閱報、不看電視；某些場合不敢談政治、或表達政治立場；政論性節目收視下降；旅遊美食節目爭相開播……等。為什麼會如此？是對政治的冷漠、無力又無奈的表現嗎？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超越黨派的第三勢力試圖崛起，如前行政院長唐飛欲組「台灣前途展望協會」，以及前民進黨青年部主任周奕成計劃組成「第三社會黨」。可見還是有人願意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願藉諸位的專業，以及身為基督信徒的角色談談：在面對上述的種種現象，我們該如何看待？又，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陳聰銘（以下簡稱陳）：我想先從我的求學歷程談起。我在公元兩千年去法國里昂求學，今年三月回國，其間也曾返國做短暫的停留。出國六年半來，台灣給我的印象是變化很大，可惜的是，它是往不好的方向發展。
今天討論的議題是政治冷感引發出有關政治責任的問題，以及探討其背後的原因。個人的觀察是：造成百姓政治冷感，台灣媒體要負相當大的責任。至於「台灣媒體要負什麼樣的責任，又該如何改善？」倒是另外可以再深究的議題，今天暫且不論。
我認為媒體沒有善盡監督之責，反而是一直炒作八卦與小道消息，盡是一些廉價速成的新聞，沒有任何意義。因此，現在我也拒看電視新聞。有時我會問自己，是否也得了政治冷感？至於對國內外所發生的事件，我還是很關心，但我多是從網路上得知，因為網路新聞不但詳盡且更深入。因此如果說台灣媒體造成百姓的政治冷感，一點都不為過。
但換個角度，我認為大部分台灣人民對政治並不冷感，我們可以從立委與總統選舉看出，人民的參與度非常高，只是有時反應較情緒與極端。可見大家還是十分關心政治。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人對政治與宗教的關係十分敏感，傳統上一直認為宗教不應干預政治。但我則認為身為基督信徒有責任將福音的真理讓更多的人認識，因此對社會應更關心，更積極參與。如德國的基督教就有自己的政黨聯盟。
當然，台灣教會不一定要組成政黨，但可以支持幾位具福音精神的有力人士，積極參與政治，甚或參加立委選舉，讓教會有更強的政治力量，可以發出聲音。
比方說以前有一位高雄市議員吳益政先生是位教友，因為在議長選舉時不收受賄賂而深受社會大眾的肯定。
彭龍英（以下簡稱彭）：我是從一位身為關心社會的女性角度，來談談對社會、政治的關懷。
最近日本眾院選舉，執政的自民黨大敗，大敗的原因主要是日本首相安倍上台後，延續前首相小泉的國族主義，推行非國家正常化，具體的指標是努力進入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這種積極經營外交的方向，與日本民眾的想法背離。因為民眾關心的是國民年金控管出現紕漏的問題，還有安倍內閣爆發政治與金權掛勾的醜聞。上述種種現象與台灣現況十分類似。
台灣自從民進黨執政以來，一直不遺餘力的談「正名」、「制憲」、「公投」，公投還有「防禦性公投」、「入聯公投」等，愈到選舉愈是操弄這些外交議題。悲哀的是，國民黨也隨之起舞，再來所謂「反聯公投」的聯署。
相信很多小老百姓和我一樣，期待2008年兩黨總統候選人，能提出有關民生議題的政策，端出牛肉，讓百姓選擇；而不是一直在口號、國家認同上打轉，討論到底要用「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國」的名義加入聯合國等，讓老百姓深惡痛絕。
我也注意到近日來政論性的節目減少了，可是所謂綠色的三立電視台的「大話新聞」，或被冠上統派媒體TVBS的「2100」，談論關心的仍多是政治人物的弊案，第一家庭如何，兩黨總統候選人謝如何、馬如何，且參與來賓的談話內容也都是各為其主，不見提出具體的公共政策與辯論。2004年或許大家還很有興趣觀看，可是到今天，談的還是相同的議題，就會令人心生厭倦了。
還有今天台灣的民眾對政治較冷漠，我認為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紅衫軍之後，整個運動不了了之的結果，至今我們仍未見「倒扁總部」施明德等人對此運動的檢討與反省。其實這個運動有其意義，它代表中間選民的心情與訴求，但是卻無疾而終，會讓某些人對政治幻滅，不再抱任何希望。
即使如此，我仍認為基督信徒不應消極悲觀，我們對這個社會還是要適時發出聲音。我很欣賞香港教會的陳日君樞機，他會帶頭表達基督信徒對香港這塊土地的認同與關懷，敢於向政府提出挑戰與建言。
反觀台灣，過去基督教長老教會支持在野黨，對執政黨做有力的監督，但自從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後，卻不見其繼續監督批判執政黨，非常可惜。所以我認為天主教會不應卯全力在做慈善事業上，因為加強社會福利政策，也是政府的責任。我們在面對政府不合理的制度或不關心民生議題時，有責任要站出來，勇於發聲。
馬國勳（以下簡稱馬）：我想試著先從一位研究生的立場、主觀經驗談起。近日司徒達賢教授在《天下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進出象牙塔何其容易〉，反省在學術殿堂研究的社會科學家、與實務界的社會與政治工作者之間無法契合的一些狀況。我認為這些現象也可反映在今天年輕人的身上。
司徒教授文中提到一、二十年前學術界強調的是整合─即跨越不同學科、知識領域的整合。而這種整合的精神在社會或政治界非常重要，譬如身為政務官要會整合各方意見，在社會方面則需有兼容並蓄的態度。
然而這幾年來，學術界的風氣有些改變，由於許多留學國外的學者歸國教學，再加上國內知識發展也愈來愈成熟，因此鼓勵學者、學生研究學問要有批判的精神，因為這樣可以激發創意。批判的精神強調要對過去的一些理論或現象儘量找出破綻、缺點。可是如果不斷鑽研，將會愈來愈專精某單一領域或學科，而這與過往強調整合的精神大異其趣。
近年來三不五時聽到旁人指責年輕人（尤其是像我這種以人文社會為專業背景的學生）不夠關心現今的社會，或無法學以致用。這些態度的確值得我們檢討，但可能也與上述司徒教授所提當前的學術氛圍脫離不了關係。如此一來，即使是位「學養豐富的高材生」，一旦脫離了學術環境進入到社會中，仍可能興起一股不易學以致用，或不食人間煙火的感受。面對今天台灣的政治亂象，年輕人常感無力，有時候是不知道該如何做，未必等同於不關心這個社會。
另外，我認為政治上的敵對與惡性競爭，可能也與當前的台灣缺乏一種足以超越歧見的共識、國家認同感有關。雖然每個國家都會有政治黑暗、黨派紛爭的一面，但面對國家認同的問題，通常大家的看法較趨一致，鮮少人會把國家認同拿來大作文章。但在當今台灣，論及國家認同的問題，不同人的看法卻南轅北轍。台灣應屬多元族群的國家，或許尚未達到文化融合的成熟階段。且近半個世紀以來台灣在各層面的變遷過快，又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使很多人一時找不到自己的「根」究竟在哪裡，只好憑感覺「選邊站」，難免造成不少情緒性的對立與抗爭。
至於身為基督信徒該如何做？我很贊成前面兩位的論點，應該要勇敢去做些什麼。我比較擔心的是以教會或基督信徒團體的名義去發聲，會有一種風險。譬如今天教會以正義做為標榜，針對政府或某政治團體的不公義提出批判。但教會是否能始終如一的維持中立、客觀的精神，避免因個人的主觀而陷入「挺黨派」的泥淖，令我存疑。就像有些人認為過去基督教的長老教會為不公義挺身與當權者抗衡，如今好像已失去了這種精神了。畢竟「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
所以我建議，或許不必急著非以教會整體的立場發聲不可，可以先從基督信徒自己的言行做起。基督徒的精神不應只表現在參與彌撒或教堂工作裡面，可以更積極地擴展到全社會，試著把福音精神、天主的誡命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
有許多基督信徒和我有過類似的經驗：在求學過程中，常有人突發奇想地問我是不是信上帝，因為他們覺得我的言談舉止「就是和其他人不同」。有時候我們不一定要表達立場，只要能將基督信徒的精神在生活中自然流露出來，相信將有助於社會迎向光明。至於何謂基督徒的精神？或許只不過是「不毀謗、不道聽塗說、不做無謂的爭論、樂於助人、愛人如己、多一些包容」等耳熟能詳的字眼吧！
楊應望（以下簡稱楊）：在接到邀請時，提到為什麼現在許多人好像只看吃喝玩樂的節目，很少看談話性、政治性的節目，甚或連報紙也不看了？其實不只台灣，幾乎許多國家都是如此，因著媒體的影響，好像人人都覺得：只要我快樂就好。我認為這是受到「俗化」的影響，也就是「無神」的觀念，因為無神，所以我好好照顧自己就行了，別人與我何干？我連別人都不關心，又何必去關心政治、關心社會？
在這樣的傾向下，無論在那個國度，就會完全以自己為一切的導向和中心，而不去看未來，因此對未來的信任也就沒了。
我有時會聽到一些教友說到：年輕的一代不再像以前的人一樣勤勞努力的工作，或存錢、買房子，好能在未來建立自己的家。他們往往是隨賺隨花，更有些是還沒賺到就先用信用卡預支。他們不只是對神不再信任，對未來也都沒有信心了。他們只看到現在，只想到我可以得到什麼，可以享受什麼，因為不知道明天我還會不會存在。
六年前我剛到台灣，在陶成團體看本地報紙時，若看的是《China Post》〈中國郵報〉，其他的夥伴就會說：啊，那是國民黨的報；若看的是《Taipei Post》〈台北郵報〉，人家又會說：啊，那是民進黨的報，連報紙都這樣分黨分派。
所以人真的不但會俗化，甚至也會麻木。不論是藍是綠，總會有一方滿意，另一方不滿，而受苦的總是百姓，獲利的也總是在權力周圍的那群人。
我在菲律賓時，也深有同感。諸位大概還記得馬可仕當總統的年代，天主教會推動社會正義不遺餘力，也和其他的社運組織、機構團體共同推動了著名的「People Power」（人民力量）運動，還稱那次是「People Power I」（人民力量一）。於是，1986年推翻了馬可仕政權。之後，艾奎諾（Aquino）夫人就任，當時百姓對她寄予厚望，剛開始蠻好的，但後來還是一樣，人民仍然在受苦，政府諸多官員仍然十分腐敗。
後來換了一位明星總統──艾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大家都覺得情況更惡化，於是又借重了另次的革命，就是；「People Power II」（人民力量二）。我還記得當時我們修士們也一起從神學院回到馬尼拉去參加抗議活動，因為我們看到最不正義的地方就是：政府在選用官員時，充滿了權力分贓、利益輸送、與收受賄賂的惡行。
於是，人民的力量再度成功了！我們罷黜了任期僅一年半的明星總統，換上了另位總統：雅羅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但不久，百姓仍然感到日子窮困悲苦、毫無生機，雖然改朝換代多次，但人民生活依舊無望。
那麼，身為基督信徒，怎麼辦？我們難道也要像一般人一樣放棄嗎？記得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他的第一封牧函：《天主是愛》中提到：我們不是要干涉政治，不是要替代國家，但是我們有極大的責任去爭取正義公理，當社會沒有正義時，我們必須為人民去參與、共同去爭取公平正義。因此，假設我們忽略了這一點，就不能說我們是在福傳，因為天主的國追求的也就是和平、公義、與仁愛。
張：接下來是自由交談的時間。剛才馬先生提出要先從個人做起，身體力行，也提到若以教會整體的角度發言，比較不合適，擔心因此而傾向那個政黨，失去公平客觀的精神。這一點能否請大家討論？我們也想聽聽楊神父在菲律賓的經驗，菲國教會是否有一團體的力量出現？
彭：剛才楊神父提到教宗本篤十六世《天主是愛》的牧函中，論及基督信徒有責任爭取正義，我自己本身是由基督教加入天主教會的，但仍與他們有些聯繫。
最近有朋友去新莊的一個教會，想爭取他們多關心樂生療養院的保留問題，看看他們是否願以祈禱或其他方式來支持，但該教會的牧師卻告訴他：基督徒和公民身分是兩回事。也許台灣政治讓人失望吧！可是，某些教派卻又因而特別復興起來，尤其是在新教方面。他們就是一直灌輸信友：傳福音很重要，認為傳福音和關懷社會不能劃上等號，而是與個人的得救有關，並且只是希望你能來教會。而教會的牧長們關心的是：我這個教團的擴展及在基督教界的影響力，反而在政治社會議題上很少發聲。
那些很有影響力的神職人員所關注的仍只是「神的國度」，諷刺的是：若要神的國度彰顯，應該還是要落實在我們的人間社會，使人們看到何謂正義、和平、仁愛等等，好能使這些價值真的彰顯於社會。
陳：從諸位的發言可看出，基本上我們仍然希望能在社會發聲。我也認為以往的長老教會就是有一問題：太依附某個政黨。而通常每個俗世的政黨皆有他自己的意識型態，而所依附政黨執政與否，也直接影響到該教會的消長及它的發聲。就如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現在的長老教會，對民進黨政府的批評已經很少，也很弱了。
所以如果要一真正有力的聲音出來，就不要固定地依附於任一政團或意識型態，而要依自己的立場獨立出聲。不能靠左或靠右。國外常以左派或右派來分，而台灣則是以統獨來分，我認為絕對不能依附於特定的意識型態來形成自己的聲音，這是很危險的。我期待的一個政治的聲音，必須有自己的理想，就是針對福音、教會訓導的精神與全民的福祉來做導引。
當然每個政治力量都會有些俗世的看法，例如：針對台灣的統獨問題一定要有聲音，但我認為這樣的聲音一定要整合大家的意見才能發出來。這也很不容易，因為台灣的政治現象幾乎可說是世界少有，我覺得這點最難，也是新政黨很難在台灣形成穩定力量的一大原因。像以前的新黨、後來的親民黨，都有類似的問題，因為他們本身沒有很堅固的意識型態與原則。
如果天主教真的要有聲音，內部需要先聚合一股力量。要先集思廣益，而不是三天兩夜辦個營就能一蹴可及。需經過較長的辯論，好能型塑出一個聲音、一種共同的立場和目標。
創造這種獨立的力量，還要有媒體來配合。我認為目前天主教有這樣的條件，我們有光啟社、真理電台等等，都是很好的工具，只是教會沒有善用他們。因為我研究的就是耶穌會在台灣的歷史，我認為沒有好好運用這些媒體的力量非常可惜。
此外，我也期待這類媒體能夠是一真正獨立於各個政治力量之外的聲音，不依附任何黨派。但是，可以做策略性的聯盟，也就是說，若針對某議題，有相同的看法，我們就可以結盟，若不同，就要有自己的聲音，以我們最終極的理想與目標為標的。這是我所期待的。
馬：我認為過去大家一直把焦點放在領導人或政黨身上，其中有個原因是因為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下，政府官往往被視為百姓的父母官或英雄好漢，認為他們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台灣的整個社會。彷彿除了元首外，政治制度本身是否有缺陷，其他行政官僚是否做的好都不再重要了。
此外，剛剛大家也都提到，希望盡量避免靠邊站。其實靠邊站未必是件壞事，而是一種選擇，端看哪邊的思想或意識型態是我們比較喜歡、較能接受的。這也是為何我會傾向反對以教會的立場發聲的原因。
今天若以教會或基督信徒的立場，要避免靠邊站，或許可以先從關心實際的議題做起，例如墮胎議題，因為它牽涉的是生命價值或社會正義；又如這幾年興起全球暖化的議題、或關心社會的弱勢族群、如樂生療養院等。如果我們能直接透過教會的力量、或群眾的力量特別關心這些議題，並由此慢慢出發是還不錯的選擇。
針對個人的部分，就如剛剛陳先生所說的，平時教友可以多舉辦些議題論辯的活動，這麼一來，就會漸漸形成一些共識並發出自己的聲音。不要只是侷限於參加一般性的教會活動、如教會禮儀、讀經班……而已。雖然那些都很重要，但有時候我們似乎容易將任何與信仰有關的事務和凡俗社會分開。彷彿「進了教堂就好好祈禱、踏出教堂後繼續照以往的方式生活、賺錢」。
楊：菲律賓平時並沒有一個組織或團體特別關注有關社會正義與和平的議題，當時是因為樞機辛海美主教（Cardinal Sin）特別關心社會正義，而那時男女修會聯會的正義和平小組也正好在推動此議題。因為正義一直是教會長久以來關注的重點，例如：早在教宗良十三世1891年發佈的《新事》通諭，就特別提及勞工處境的問題。教會雖然有時慢些，但絕不是不關心社會的問題。
教會一向比較謹慎，就像剛才陳先生所說的：不宜偏哪一派或選邊站，也不是要另立門派；教會是要作人民的良心，時時提醒大家：我們現在的社會為何有此問題？應該如何以基督信徒的身分來面對？或反應？而不是只作壁上觀、或以事不關己的態度去應對，甚或認為：因為這是政治，所以我不涉入。相反的，我們應以社會的良知自許，時時提醒、不斷提醒。
陳：剛才馬先生提及多關心些環保議題等，我覺得那會是一很好的切入點，因為針對這樣的議題，教會有十分鮮明的立場；但我認為這樣還不夠，應該再強一些，比方說：檯面上這些政治人物，無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所有要參選總統的人，自己或身邊的人都有官司在身、且都與佔用公款或貪污有關，無論是否屬實，這表示這整個社會制度和人都出了問題。
但是，到目前為止，台灣天主教會有發出聲音來抗議嗎？沒有！無論是針對陳水扁、謝長廷、或馬英九，都沒有，教會好像也很怕發出這種太強烈的、抗議的聲音。可是我認為重點是：我們要抵制貪污，是對事不對人，這立場應該很清楚，我們不要一個貪污和腐化的台灣政治。以前民進黨未執政時可以大聲疾呼，長老教會也很大聲，但現在，長老教會說了些什麼嗎？沒有！所以我認為教會就是要很勇敢的發聲來抵制，要支持一個乾乾淨淨的政治人物等等。
楊神父剛剛也提到：現代人只要現在活的好就好，不管以後如何，我認為教友應有更強烈的使命感，看如何能讓人活得好、而且好可以更好！那如何能讓使命感更強？就是要結合所有教友的力量。
趙榮珠（以下簡稱趙）：我還是忍不住想發發言（眾笑）。這麼多年來，每一次座談到最後幾乎都會有一結論就是：恨教會沒有聲音！頗有恨鐵不成鋼的遺憾，因為大家都很關心這個教會。
可是最近幾年，我們也慢慢發現：其實「教會」是什麼，可能需要重新認識的更清楚些。尤其是看看教會的牧者們，就知道實在不能對他們再要求什麼了。這樣一想，會較寬心。大家應立即自己出馬，一起去想想對應之道。但，最近發覺似乎有些轉機，因為我們有不少新的、年輕有為的牧人漸漸嶄露頭角，所以我們該如同楊神父的大名：「應望」，應該懷有希望！
記得在討論這次的座談內容時，是由解嚴20年談起，雖然轉眼間，戒嚴法已解除20年了，但若捫心自問：我們真的解嚴了嗎？形式上是解嚴了，可是，我們是否在自己心中給自己、給別人、或別的族群等仍然緊箍著戒嚴法？此外，近來股市漲跌起伏不已、M型社會的種種又令貧富差距拉大、穩定的中產階級也幾乎陷落底層，物價漲聲頻頻、百姓苦不堪言。又如：雖然政府宣布不承認對岸的文憑，但為何年輕人仍不斷往對岸跑？為何幾乎整個世界都往對岸傾斜？……這些都可以提醒我們思考上的一些向度。
有時也覺得我們教友太聽話、太乖了，我們真的需要熱情些、強悍些、再多些生氣與活力，而今天在場的每一位，對教會、社會都有十分急切的使命感與想法，希望能有更鮮明的影響力。
楊：今年主教團牧函的重點就是：關懷社會，他們注意到社會的一些問題，我們也可以與他們一起注意。正如陳弟兄提及的：看到哪裡有需要、無論是貧窮、或是正義方面，都可以去協助。彭姊妹也提到：我們不只是要個人的得救，耶穌基督帶給我們的也是團體的得救。我們不是每天守齋、祈禱、去教堂就可以得救，祂給我們的條件不只是這樣，祂給我們最重要的兩個誡命也是：愛天主及愛人如己。如果我們連看得到的弟兄姊妹都不會愛，怎能說我們會愛我們看不到的天主？這種愛也就是要我們不只是關心那些有需要的人，也包含那些被欺負的人，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得不發出聲音的一大原因！
彭：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台灣過去長期被殖民的歷史背景，造成人民總是習慣地視政府為父母官，一切任政府宰割。有人很懷念過去日據時代的生活，但是他們可能是屬於受到較妥善照顧的階層；也有人對國民黨的執政念念不忘，畢竟臺灣的經濟奇蹟是在國民黨執政時發生，使得兩蔣時代的強人政治令人難以忘懷…，這使人開始思考台灣是不是像新加坡一樣，適合走強人政治的路線？難道台灣人民真的充滿封建時代被奴役的思想，認定政府是我們的父母官，任憑政府擺佈？
我們應該要覺醒，既然已經進入民主時代，就該由人民當家作主，政府，是我們的僕人。至於要如何整治我們的惡僕又是另一課題，我們會擔心是不是趕走了這個惡僕，又會來另一位。我們除了在兩黨間擺盪之外，難道就沒有第三種選擇了嗎？我支持鄭村棋先生投廢票的運動，當兩黨都很爛時，投廢票也是一種選擇；當這樣的運動能成為一種主流價值時，那些政治人物才會真正謙卑地傾聽人民的聲音。
可悲的是，很多人會擔心因為投了廢票，反而使自己最不願他勝選的人或政黨獲勝，而要再一次經歷惡夢，因而無法支持這樣的理念，看來，台灣人民真是被政治人物綁架了！而且還得常常經歷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無法兌現競選諾言，或是一切作為只是為了一黨之私，或謀取自己家族的利益，如同楊神父提到菲律賓，好不容易選出了政治領袖，以為他能解救人民，但是卻換得一場更大的惡夢，台灣人民真的應該好好思考一下要如何監督政府，管理我們的僕人。
陳：改善台灣的政治環境不是不可能，但還是在於政治人物的良心。建立健全的政黨政治，就是要讓人民習慣於政黨輪流執政是政治生態的常態，所謂滾石不生苔嘛！司法改革很迫切，台灣的政治環境有一特殊文化，就是與錢無法分割，這與政治人物的操守有關，為了錢與權，將司法緊扣在自己手中不放，因此司法改革很重要。我們需要腦筋清楚的領導人，以及有廉潔操守的政治人物，也應結合認同天主教會理念的人，集結為一股力量，成為政治的清流，對社會產生影響力，這是一個比較迅速有效的方式。
馬：這些關心社會的議題由教會來發起很好。我也希望神長與教友多去參與這樣的活動，讓民間的力量可以展現出來。可是我常覺得這些活動與我的信仰是分離的，因為在堂區中，神長與教友所談論的事，與教會對外宣導的關心社會的議題搭不上邊，以我自身為例：不論到哪一個教堂，神父修女通常只會問我：「你有沒有聖召啊？我們為你祈禱！」其實，他們如果改問我：「你今天看了哪些報紙？」「做了什麼事情？」反而更能讓我感覺到是發自內心的關懷我的生活，也才能深刻感受到教會與外界社會間的緊密關係。
楊：記得在菲律賓時有位神學教授曾說：「如果你們可以看完聖經，再看報紙，然後把它們結合起來，那才是把天主的話放在我們現在的社會當中。」換個角度，當我們看完報紙，可以聯想到聖經中的話，那麼我們內心就會被觸動，我們不是只關心自己或所屬的堂區，而是能真正體會到社會的發展是如何。
教會不是要推動教友該支持某位候選人，而是在選舉時，教育我們的教友如何明智地按照教會的價值觀，選出有正確價值觀、有廉潔操守的人帶領人民。教會要不斷思考如何告訴教友、也提醒自己：我們的價值觀在哪裡？而且要如何把這樣的價值觀分享給其他的社會大眾。
張：主教團牧函提到要關懷社會，我們真心期待有更多具體的行動出現。現在請作結論。
楊：教會強調要關心政治、關心社會，不是要反抗某種政權，或是認為應該要有什麼政權才合適。聖經上說：「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什麼是屬於天主的？我們本身就是屬於天主，是屬於天主的天主子女，因此有很大的責任，不只是要關心政治、關心社會，更重要的是要關心我們周圍的人、我們的鄰居，像是：很久沒有人探訪的慢性病患者，無法出門的殘障者，曾在教會中受到傷害而不願進堂的人……，先關心這些，再進而關心政治或政府在做什麼。
甘迺迪總統當選時曾說：「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而是要問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做為基督信徒也要說：「不要再問主教團或我們的教會，能為我們做什麼？而是我們做為一個基督徒，能為教會及社會做什麼？」活出基督徒的價值觀，活出有愛心的國民與天主子民，這樣我們就不用再分什麼黨派或什麼顏色，而是真正的做一見證者，用我們的見證提醒社會，我們都是弟兄姊妹。因為身為人，我們就有這樣的一種愛的關係存在。這是我們可以做到且能與人分享的。
馬：透過今天的交談，我也獲益良多，並有所反省：不論我們做什麼樣的抉擇，抒發什麼樣的看法，都需要守住一些基本應守的價值觀或理念，特別是牽扯到「良心」問題時。這對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至為重要，特別是面對今天這種價值觀模糊與紛亂的社會，常常令人難以分辨對錯，因此特別需要去反省。
我們要按照基督信徒的精神，讓自己的信仰融入生活上的每一部分。誠如神父所說，想要透過信仰或天主教會的力量去做些事情之前，可以先把焦點放在周遭的教友身上；說實話，平常在教會我們對鄰近的教友，特別是那些我們「看不順眼」的人，所表達的關心與包容還是不太夠！
目前台灣天主教會正處在式微階段。或許我們可以先好好思考如何激發教友對教會的熱情與共識。思考應透過哪種活動或方式，讓全台灣、至少堂區教友的向心力能凝聚起來。雖然聚集起來不是為社會正義發聲，可是當力量聚集起來，再去思考如何關心社會，這樣會有更好的效果。
彭：如果神父常關心國家與社會，也許年輕人會覺得原來當神父也可以這麼有朝氣、有使命感，或許會因此而興起當神父的意願。我們被召叫成為基督信徒，要很感謝天主，因為我們有一個明確的信念與價值觀，可以成為我們的目標與判準。基督信徒被召叫，也有先知的角色，如同舊約先知，看到哪裡活得不夠人性化，就勇敢出來表達意見。
明年總統大選，教會可以聲明，符合人民需求的領導人該具備怎麼的條件、施政方針為何，如果總統候選人都不具備這些條件或提出的政策和人民的期待有落差，我們有權利投廢票，而不是看誰當選了，才去要求他。
宗教本是關懷人的，應勇於表達、發出聲音。我們雖無法推派有力的候選人，至少可以表達我們的意見。各宗教之間如果串聯起來，也會是一個不容小覷的力量。
陳：以前有個辯論會，題目是：「傳教士或教會的使命是要把天國帶到人間，還是要把人間帶到天國？」神父提到藉由看聖經再回頭看時勢的變化，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讓福音更加生活化，這樣很好。教會常提本地化，這就是人心的本地化，也是福音本地化的重要過程。把教會的訓導、福音的訊息轉變成以現代人的語言表達出來，這是一定要做的。
在這過程中，主教團或主教不一定要扮演很積極的角色，可以不講話或只提出一些大原則，由教友依自己的良心去判斷。舉個例子，去年歐盟提出憲法讓各國去投票，法國投了否決票。那時我在法國，身邊的人每天對這話題討論的如火如荼，我問代母、一位信仰虔誠的老太太：「法國主教團有沒有很清楚地告訴大家要投贊成或不贊成？」她說沒有。所以教友只能自己判斷憲法是否違背基督徒的良心。對政治的看法每個人不同，但每個人內心都有一把尺，這是重要的基準。所以台灣教會的重要角色是：如何透過福音的本地化過程，將福音精神應用到目前台灣社會的政治脈絡中。
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中，教會很難成為獨立的聲音，但應該要像剛才大家所說的，從關心旁邊的人開始，透過這樣的互動，大家因對社會、對政治的關心，慢慢凝聚成一股力量；不要去附和一些世俗化的政治力量，特別是意識型態的力量，那是很危險的。
趙：在多元社會中，常有太多複雜的聲音，不是我們兩句話就可以講得清楚、說得明白的。如大家所說，如果能真正以很純淨的心靈，用福音的精神作為判準，就比較能生活的自在些。人亂我不亂，人清我更清。
我也很欣賞楊神父所說的：今天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能少一點痛苦，少一點混亂，少一點被欺負與不被重視的的人，這樣，我們就對社會有了一點小小的貢獻。
張：最近台灣社會的氣氛有些悶，但聽了大家很具體、很積極的意見後，不論是針對個人或是給教會的建議，都讓我們有撥雲見日的感覺。
在南非屠圖主教所寫《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一書中，他提到：某次他前往一個有衝突發生的國家拜訪時，當地的人告訴他，他們遇到了困境，甚至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於是主教勉勵他們：南非在過去種族隔離與對立極為嚴重，是一個非常沒有希望的地方，然而現在南非已經走出這局面，彼此和好。
屠圖主教說：在那過程中，心情如同坐雲霄飛車，有時會讓人覺得成功在望，有時又突然跌入谷底，但這是必經的歷程。因此，他鼓勵大家在任何時候，都不要失望，因為我們所做的每一個努力，都不會徒勞無功；會像小河流一樣，終要匯聚成大川。同時他強調天主要藉南非的經驗：從種族對立嚴重、到彼此握手言和的過程，讓大家看到希望。也深盼我們能從南非的經驗中，看到台灣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