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
台灣的天主教會近年來受到兩個挑戰，一是教會內福傳推動困難，教友人數不增反降，神職人員凋零且後繼無力。其次是外在受到中國大陸與梵蒂岡雖常在爭吵，但關係逐漸穩定，因而使外交問題造成天主教在台灣社會的角色頗為尷尬。這兩現象看似無直接關聯，筆者以為值得放在一起去反省。
由於梵蒂岡已很清楚表態，只要條件成熟，可立即與中國大陸恢復外交。最近兩邊關係也似乎朝正面發展，雖有波折，但最大爭議的主教任命問題，好像有某種折衷解決跡象。在這氛圍下，台灣許多國際男女修會已快速往港澳集中建立灘頭堡，伺機進入大陸做牧靈工作。畢竟面對這廣大市場，身為國際性修會自然不容缺席，特別是那些1949年以後陸續被中國大陸驅逐的主要修會。所以有人說，台灣早已不是橋樑教會，而應該是港澳的教會了。
以前曾聽一位基督教牧師說，在海外華人教會牧靈非常有成就感。不似在台灣處處碰壁，一到海外立刻受到重視，照顧有加。許多身處異地心靈孤寂的華人基督徒，靈性生活的渴望讓人感動，牧靈工作自然事半功倍。同理，在大陸傳福音的成就更是豐碩。面對這麼多虔誠天主教友渴望獲得神修、神學上的幫助，相對於台灣不冷不熱的教友，許多修會很自然作出將使命重心放在大陸的決定。
在牧靈實務上可觀察出一個現象，人在困苦孤寂無助的時候最容易接受宗教信仰，信仰是支撐個人的重要依據。但人也常隨著社會富裕經濟發達，把以往依賴的信仰丟開。這個現象在許多地方發生，像是台灣天主教會自1949年以來興衰更迭的變化，波蘭共黨垮台前後教會的變化，甚至大陸某些經濟發達地區教會的變化等等。
所以，原在台灣傳教的修會，往更需要的地方遷移，無可厚非。但有個問題卻需注意，今天在大陸牧靈的成就，可能正是重複1949年起在台灣傳教的經驗。社會現代化和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社會世俗化，將再一次發生前面舉出的：宗教被淡化，信仰可有可無的現象。這也似乎是在中國大陸牧靈可預期的結果。假若傳教修會在台灣碰到上述牧靈障礙、而無法深思解決之道，只是轉戰另一地區以獲短暫的肯定與成績，其最後要面對的、也會與台灣教會碰到的問題一樣。因此，修會若能先回應台灣教會當前的困境，繼而找出突破困境的方式，如此一來，在華人地區傳教的這種寶貴經驗，才會是大陸教會最需要的借鏡，而不僅是在人力物力的資源提供而已。
1949年以後，本地教會過多的神職與修會，雖對福傳幫助很大，但也養成許多教友依賴神父修女，看他們眼色做事，無法獨立，信仰總是建立在某些神父修女身上。這也是本地教會福傳問題根本的因素之一。
就本地教會而言，這些內外環境的改變，正是我們脫胎換骨的時機。
教會本地化真正的扎根，需與社會真正結合。當台灣教會與其所處的社會緊密結合，就不必擔心中梵外交關係對教會帶來的衝擊、以及教友信仰動搖等問題。因為信仰告訴我們，社會有更重要、更急迫的事需要我們回應與答覆，社會也需要教會依福音精神提供的規勸。因此，教會賦予教友更多的責任與尊重，確實落實教友時代方是教會本地化的一大前提。
專注台灣社會福傳工作，是本地教會不可推卸轉移的任務，也是教會內每一份子的責任。這不代表拒絕關心協助大陸福傳的工作，而是我們身處台灣同樣看到本地社會的需要嗎？我們是否因以往福傳效果有限、失望、而不再看到本地的需要？或是、我們是否選擇了較易彰顯成績的需要來做回應？
我們鄭重且誠懇的呼籲：歡迎那些非僅以台灣為大陸傳教跳板的國際修會，一起與本地教會共同面對當前福傳的困境，並真實回應本地社會的需要。
（本文作者服務某私人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