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組策劃
前言：
教宗本篤十六世宣佈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為「保祿年」，以紀念外邦使徒聖保祿的誕辰，並效法保祿宗徒，讓萬民認識耶穌基督。特別今年是天主教在臺開教「一百五十週年」，主教團於去年底的秋季會議中已決定將二者結合，一同慶祝。這實是臺灣天主教會近年來的大事，更是聖事，讓人期待。
因此本刊特為讀者邀請了這次活動的主席劉振忠主教，和熟悉教會事務、熱心福傳的神長代表及當年傳教員的後人，齊聚一堂，共同緬懷先賢建教功績，並提出教會在現代社會福傳所應思考的重點方向；希望能引起拋磚引玉的效果，讓全教會一齊動起來：「走出150，投入我和你」！
參與貴賓（按姓氏筆劃排列）
劉振忠主教 （高雄教區主教）
賴効忠神父 （台南教區中華聖母主教座堂主任司鐸）
費格德神父 （台南教區聖樂倫堂主任司鐸、聞道出版社負責人）
張美容女士 （高雄教區教友）
李菖薇女士 （高雄教區教友）
主持人
趙榮珠女士 （《見證月刊》主編）
座談地點
高雄市主教公署 （高雄市四維三路125號）
趙榮珠（以下簡稱趙）：在開始之前，謹代表《見證月刊》謝謝大家的參與，特別謝謝高雄教區的劉振忠主教，提供場地和一切便利。
台灣教會由1859～2009年已開教150 年，主教團也訂出此慶典由今年五月17日在高雄光明碼頭開幕，至明年11月22日閉幕止，是為期一整年的系列慶典。
今天比較遺憾的是：台灣開教的先鋒──道明會未能參與座談，因為原本邀請的山樂曼神父因故無法出席。不過諸位在這方面也都有豐沛而熟悉的經驗，又有籌備大會慶典的主席──劉主教、及兩位學有專精的神父、和兩位當年開教先賢之後的教友──張美容和李菖薇女士在場，所以定能為台灣開教150年有些小而美的精彩對話與反省。
早在西班牙佔領臺灣北部及鄭成功時期（1625～1683），就已見到先人在臺傳教的蹤跡，無奈因種種外在因素，導致傳教事業中斷一百六十餘年。清咸豐年間，傳教士才又重新踏上這塊土地，直到今日，這其間可分為三階段：1）、滿清政府時期（1859～1895）；2）、日本統治時期（1895～1945）；3）、光復後的臺灣教會（1945～）。
回想開教先賢們，飄洋過海、離鄉背井來到這塊陌生的土地，除了要克服水土，更要面對保守排外的民眾，傳教事業的進行實是篳路藍縷。然而當時的福傳尖兵，憑著對信仰的熱忱，忍受一切屈辱迫害，才得以將福音的種子遍撒全臺、處處開花。
在緬懷先賢建教功績的同時，我們也必須面對今日教會教友人數逐漸式微的事實。因此讓我們一齊從先人的經驗中，汲取精華，幫助我們從不同的面向看看如何實踐「司祭、先知、君王」的角色。
因此，我們試從歷史的角度，鑑往知來，如何在新時代中凝聚教友的力量？如何落實「本地化」的福傳？此外，今日教會在新世代中的先知性使命是什麼？是否仍以興學醫療等工作為優先？從歷史經驗來看，教會應用什麼態度與國家社會來往？
劉振忠主教（以下簡稱劉）：首先歡迎大家來到高雄。台灣重開教後、未曾間斷的150年實在值得我們好好回憶來時路。看看當初是如何從西班牙道明會士：郭德剛與洪保祿兩位神父，帶著一位修士、三位傳教員和李步壘一家人，在1859年的5月18日踏上台灣，這是台灣傳教史上的第一步，值得我們紀念和慶祝。
從早期的傳教士來看，當時物質等諸多條件如：交通工具、人情世故等都無法和今天同日而語，他們克勤克儉，忍辱負重、不辭艱困，而且是到人地生疏的地方去。他們幾乎天天都會遭到生命的威脅，但他們全將生死置之度外。就像聖保祿說的：遭同族人的設計、受外邦人的攻訐、還有海難、被投石、受鞭打、被埋伏攻擊、受盡欺壓凌辱等等，真是受盡千辛萬苦，一步一腳印的把福音傳出去，把基督的福音傳給我們的同胞。
當年傳教士由高雄（舊名：打狗）登陸開始，據傳教歷史記載，我們看到他們一開始就沒有好日子過，被抓起來拷打審問，偶爾因為考量到對外國人不能欺人太甚，就稍稍鬆懈。於是這些傳教士立即抓住機會，能作多少就作多少。幸好他們當時是一組人，有神父、教友的參與、以及修士、三位單身傳教員、和一個家庭一起，因為他們都是自己同文同種的同胞，才得以透過人際關係的包裝，安置這些外國的傳教士們，找到棲身之處等。
由這裡，我們也可反省到：要開教傳教，建立地方教會，若沒有教友一起合作，是很難成功的。過去如此，現在也一樣，需要有教友參與才行。
傳教士由高雄這個據點慢慢往北移進，也就是從玫瑰堂到萬金到鼓山，再由羅厝到嘉義的沙崙，再繼續北上，到了蘆洲（當時稱為和尚洲）。很多事我們已無可考，但他們真的是冒險犯難，因著福音的感召及傳教的熱火驅策著，他們認為這裡的人也是天主的子民，所以要讓天主的福音光照在這片土地、和生長在此地的人民身上。
當時交通不便，要傳達書信並不容易，於是他們就以文字記載傳教日誌，而這些今日都成了十分重要的史料。今天各本堂也當盡可能將堂區重大事務，以文字記錄下來，否則就會流失不少可貴的資料和傳統，例如近來許多地方都在慶祝開教50、60周年等等，若大家都能繼續寫下堂區的重大事項，並保存下來，好讓後進的人可以學習效法或鑑古知今，該有多好。
因此藉著慶祝開教150週年，不只是追憶或緬懷歷史，更希望以歷史為借鏡，讓我們能因此能更扎根在這裡，與我們土地上的人民共同展望未來。因為在2300萬人口中，我們一直說有30萬教友，這個數字到底確不確實？在許多人心裡可能都是一大問號，我們也認為一定超過30萬人，但是到底多少？不知道。此外，超出30萬是領洗者的人數，但真正履行教友的使命和任務的有多少？可能要打好幾折。
由此可見，150年前傳教士來開教，到今天，我們仍要追隨先人的足跡，繼續下去。例如高雄教區的高雄和屏東縣，還有三十幾個鄉鎮沒有建立地方教會。因此我們還是要本著早年傳教士的精神繼續去傳教開教，否則天主教在台灣還是少數民族，而我們也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2300萬和30萬之間，仍有許多可以揮灑的地方。我認為這是在慶祝開教150週年時，可以深深反省之處。
在開慶祝大會的籌備會時，大家在想要用什麼響亮的標語，就想到用：「醒、省、行，走向基督」，第一個「醒」，就是：清醒、醒悟、覺醒；第二個「省」就是要深入的反省；反省之後就要「行」，要執行、要做，否則就是像在睡大覺，我們睡了150年還不夠嗎？還不快快醒過來嗎？那要如何覺醒呢？我們的方向就是：「走向基督、穿上基督」。我們要一起共同努力，讓我們一起向前行！
趙：謝謝劉主教，給我們作了一個回溯，也讓我們看到將來可以走的方向：醒、省、行！接下來，請菖薇姊妹發言。
李菖薇女士（以下簡稱李）：當我接到邀請、看到內容時，就想到我是當初一起來台灣最早的一組人中李 中先生的第四代。當初我的曾曾祖父和郭德剛神父就是用步行的方式去各地傳教，從高雄前金走到萬金。
這一段是因為我在念大學時，台北的雷煥章神父有天問我：「妳是不是原住民？」我說不是，我的祖先是從福建過海來台灣的，怎麼會是原住民？後來是在追溯歷史時，我的叔叔李惟添神父（他是台南教區的神父）手上有一些史料，一天他和我的二伯父李惟鵬先生講到這一段歷史，說到我的高曾祖李 中當年就是一起來台灣的五個人（俗稱羅漢腳）之一。他們到了屏東萬金後，高曾祖父娶了潘 娘女士，和平地的原住民也都有往來，所以我們很可能是有平埔族的血源。
另外我的母親方面也是左營人，前不久他們才慶祝開教75年（2007），我的外公名為謝 吉，是當地第一代教友，想想我的娘家、和我夫（潘家）家，在台灣的傳教史上還真是響噹噹的家族，因此，今天參加座談會真是義不容辭呢！
剛才費神父提到當今教宗要恢復拉丁彌撒，我們的二伯，也就是高齡八十的潘神父興致勃勃地表示：以後每個月要做一台拉丁彌撒；但我的問題是：這合時宜嗎？二伯（潘神父）要教我們唱額我略（葛利果）四線譜聖歌，但帶合唱團的老公，卻覺得這是什麼時代？為何要走回頭路、去學過時的東西？
昨天也有人談起，為何聖母聖殿（玫瑰堂）每個月要唱一台拉丁彌撒，他們說：原來是「上面」規定的，一個月要有一台，而負責帶領的人也很辛苦的要教大家唱。我深深覺得我們應該要和時代聯結，我有親戚目前還不是教友，她也覺得我們神父的講道內容似乎也蠻「古早味」，好像和現實有些距離，碰不到他們。他們覺得這個時代能聽到的東西太多了，要聽這類的東西不一定要來教會。表達信仰內容時，若達不到人的內心深處，那很可能就漸行漸遠了。
而且，有時是教友想做，可是卻推不動神父。另外，我們也常覺得神父在堂區有絕對的否決權是讓教友有些為難，往往大家開會的決議，最後因神父一票否決，就得全部從頭來過，這還真會打擊士氣呢！
賴効忠神父（以下簡稱賴）：現在我們到高雄來，開車一下就到了，想想150年前，要由高雄去台南真的是好不容易。從這一項就可看出時代真的不同了，它的變遷太大；也看出前人篳路藍縷的艱辛歷程。
那個時代之所以能延續一百多年，可以說是因為他們保持了一份很忠實的歷史精神和信仰核心。因為在他們之前，也就是在1626年，西班牙人來到基隆時，或更早兩年，荷蘭人到台南時，他們很用心的為信仰扎下根基。他們來不只是經商而已，在他們的船上都有很多神父，他們隱含的使命就是為傳揚福音，就是把愛的訊息傳出去。
可是為什麼沒多久就突然消失了呢？當然正式的原因是因為康熙皇帝下令禁止，而當時的生命力也因此中斷。這也表示在草創之初，還沒有精力去深入扎根，當時數量雖有，但信仰尚不太深，原因很多，諸如：信仰辭彙的問題，造成很多模糊的空間，或是信仰靈修的扎根並不深入，對很多教會的體制和歷史傳統也不瞭解，所以隨著時代的或自然環境的變遷，就自然的消失了。因為就像耶穌講的比喻：根還不深。
之後由1859年到今天，看起來似乎是持續著，但其實在前一百年，幾乎可說是氣若遊絲的接續著，因為從1859年第一位踏上高雄後，到一百年以後的1950年，也就是二次大戰後，大量的外省人來之前，全台灣的教友人數也只有1萬2千人不到，所以，在一百年中也不過傳了1萬2千人左右，算算一年平均約120人領洗。全台灣的神父也只有24位。
真正人數大幅增長，則是由1950年至1970年的二十年間，從1萬2千增加到30萬人！所以平均一年有1萬5千人領洗。在前一百年是每年120人領洗，但從1950年至1970年的20年間，平均一年有1萬5千人領洗；所以，可說是百倍的成長。也就是教友領洗一年的成長量，是以前一百年的總成長量，這當然有它時代歷史背景的因素。
所以成功的背後一定有其原因，而這原因是不能被移植到另一時代去的，因為每個時代有它自己的使命，以及對信仰的敏銳度和責任感。
在慶祝150年的今天，我們承接當年那個時代背景下、如此突發而迅速的教友增長量時，自然要問：為什麼到1970年後，成長量停滯了？甚至沒落了？為什麼在1970年後到2000年止的三十年間，根據台大歷史系古偉瀛教授的統計，全台灣的教友人數只增加了四千餘人？亦即：它的成長速度遠低於當初開教時頭100年間的數量，30年才有4千人領洗，一年只有一百餘人，為什麼？這才是我們需要深入瞭解的地方。
所以很大膽的提出些數據，讓數據自己來說話，看看是否能找出過去三十年發展遲緩的原因？
第一、教會人力的分配佈局的不同。在1950～1970年代發展快速的一大原因是：有大量的外籍神父來台灣，而且他們都是才學兼備，既年輕、又有理想、有抱負，並且受過很好的信仰培育與靈修訓練，所以他們成為社會的佼佼者；客觀上，他們也成為不可或缺的專業領導人，在各行各業皆可稱為菁英，無論是教育、科技、社會、語文、醫療…等。他們中許多人在大學或中學教書，這些在當時台灣社會情況較弱勢的情境中，儼然成為頂尖份子。所以他們的影響力也是想當然爾。
當時他們的專注力大多是在文化面，並且在不同城鎮的服務中，也頗為出色，並深深地影響當地的社會。所以在那二十年中，各地堂區快速建立，現在台灣80%以上的堂區，都是在那時建成的，就以台南教區來說，有90%以上的堂區是那二十年中蓋的，從1965年之後就很少蓋了，有些教堂甚至脫手他人。這也是因為當時教會有人力、有資源、有精神和抱負，所以能極為迅速的發展。
今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教會菁英，真的對台灣有深遠的影響。但是，為什麼七○年代之後逐漸沒落？這就觸及了所謂人力部屬的問題。當初這批人剛從海外學成回來，正值青春少壯、風華鼎盛，他們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堂區上。
後來隨著時序移轉，他們也將重心逐漸移轉到社會服務、文教、出版、醫療等事業上，而慢慢偏離了第一線直接面對羊群的機會。當時剛剛誕生和建立的教會羊群團體，立即大量的失去了母親，也就是他們的神父，因為眾多神父被抽離出來，安排到事業單位去了。堂區因此大量且快速的萎縮，羊群也迅速的失散。
在那個時代的教友並不全然是麵粉教友，有很多人是因為麵粉產生了信仰，耶穌基督不也是用過五餅二魚嗎？這本身不是什麼讓人氣餒或害羞的事，只要能造就信仰的深度，就是最了不起的。所以在七○年代當大量的神父被抽離後，教會的生命力也就逐漸的萎縮。到九○年代，堂區就只剩下年長的神父了。而年輕神父仍然被抽離，去擔任事業單位的工作。
直到九○年代末期，教會反省到：這作法讓教會的核心團體大量失血，於是逐漸又把神父們從事業單位抽回來，放回堂區，可是，平心而論，為時已晚。多數堂區已萎縮到救不回來了。再加上人口變遷、社會環境變化，價值觀念的調整，台灣實質的異化，讓整個教會目前的狀況十分十分艱難。這可說是教會面臨發展遲緩的第一個緣由。
第二、挑戰的是教會的核心價值。今日教會面對社會更強力的挑戰是：要不要俗化？或要不要聖化？教會很容易世俗化，我們談論了很多很多的政治問題，或社會經濟問題。實際上，教會並沒有拿出真正讓人感動的觀點和作法。我們不是沒有，教會千百年來一定有些很令人敬重的觀點。
但是，我們卻常被外在的表象所蒙蔽，譬如現在常提到的族群對立等問題，它基本上是教會應該關心的議題，因為教會本身是共融的團體，如果我們自己還在和別人產生分別心、在做一些分類、貼標籤的行為，或者和別人一起搖旗吶喊─也許我們有時還真的忘了自己是誰─也會徹底的失去了我們原有的面貌。
我們和別人不一樣，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價值觀和心態，我們要有一些比別人更高瞻遠矚的看法。別人談本土，我們要去清楚分辨：本土背後是否有一些強烈的自私和偏頗？或是孤芳自賞？而沒有放眼到：整個教會是個奧體，世界是個奧體，國際是個奧體。如果我們把這樣的觀念，放在我們的觀念和立論上，教會才能成為救援，成為救恩，因為救恩是把人從罪惡的淵藪中拯救出來，而不只是把人從貧窮中救出來而已。
教會關心貧窮，投入社會關懷，但不做社會問題的解決者，這一點教宗說的很清楚：我們關心社會、關心窮人，但我們不會代替政府解決貧窮等社會問題，因為我們不是政府，這是政府的責任！我們是要從貧窮所製造的罪惡當中把人救出來。
所以，這些觀念挑戰著今天教會的觀點和價值觀，我們如果能從這方面去著想的話，就不會和別人一齊起舞，也不會和時代一齊起舞！
至於剛剛提到教宗要恢復使用拉丁文，其實他的立論點是：教宗發覺在各個國家的本土化中，有許多概念逐漸脫離了信仰的核心，因為有很多語言無法完整表達真正信仰的核心，例如像：「Logos」，沒有一個語言可以代表它豐富的意涵；像「Incarnation」，我們譯成「降生奧蹟」，其實是無法將原意完全表達。「降生」並不等於「Incarnation」。
所以教宗為什麼要恢復拉丁文，是因為拉丁文在教會千百年的歷史當中，已被洗鍊成信仰專屬的、完整的表達語言，只有它、才能顯示出信仰最忠實、最豐富的內容。而所有其他的語言、都只是詮釋它某些部分的意涵而已。
教宗並不是說要以拉丁文來「取代」本土語言，他要告訴我們的是：很多拉丁文辭彙所涵蓋的意念是無可取代的。它是有意義、有價值的。再加上額我略曲風和韻味的優雅，能潛入人內心深處，並使人產生宗教的情愫，而這些宗教情感是很多語言文化中無法獲致的。一般蹦蹦跳跳、嘻嘻哈哈的樂音，較無法啟迪人心，或提昇人到永恆的境界，永恆其實就是安靜，就是靜謐，就是寧靜，可到達一種默觀、或直觀的境遇。太嘈雜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所以，教會要不斷在各時代中，提醒自己：我們相信的是什麼？我們的核心觀念是什麼？我們最要堅持的是什麼？只有這些才是永恆的。對於一些不是恆久的，教會行有餘力時可以去照顧，但總不可因為一些外在的、而放棄這些永恆的價值。
張美容（以下簡稱張）：我先介紹一下自己，我於1949年出生在老教友家庭，祖母是員林江家的教友，江傳德是我的表叔。從我出生到現在，除了在靜宜念書的四年，大部分時間是在高雄。大學畢業，教了十年書，後來便經商，工作地點分別在台灣、馬來西亞和泰國，而我的兄姊多在美國，所以我經常往來這些國家。所到之處都會去拜訪當地的教會，因此，我的分享會著重在整個華人教會的世界。
過去母親給我們的家庭教育告訴我們：要守聖教四規、守十誡，按照自己的道德良心去建構自己的生活規範。在這樣的背景下，慢慢地我的哥哥離開了教會，而我自己也曾經歷過一段對信仰的摸索期，後來在靜宜念書時，遇到雷煥章神父，才使我解惑，所以我加入了「聖母會」，也就是現在的「神修小會」。
首先我認為，現在世界進入e化時代，教會應多利用網路世界來做福傳。
從經營事業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投入和產出好像不是很對稱，我們不能抱著「天主自會照顧」，所以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態，因為如果用這種精神經營企業，肯定會倒閉。必須要做評估、企劃。任何事情一定要先定位，鎖定對象後才思考步驟，例如我們不能把成人教材，拿來教兒童、青年，這樣是不合適的。
剛才主教說還有三十幾個鄉鎮沒有教會，但我認為，現在交通這麼發達，我們還需要這麼多堂口嗎？有些教友不多的堂口，其實可以合併，這樣集合教友的力量，就能做更多的事情。在馬來西亞的太平市有幾十萬人口，將近四千位教友，四座教堂，其中兩座關閉了，而且當地沒有華人神父，僅有一位印度裔的神父在服務數千教友！
還有，我們是不是需要這樣多的事業單位呢？很多教會的事業單位在過去經營的很輝煌，但如今已無法和同業競爭了，所以真的應該思考一下：在這個時代我們究竟該怎麼做？我們在事業上做的是否合乎經濟效益？
這讓我想起，不知是不是媒介的問題？電視上有「人間」、「大愛」、「好消息」，獨不見天主教的節目，我們在資訊上的投資，是很不相稱的，所以沒有辦法很快速地把消息傳遞出去。
我也建議要連結華人教會，不要只侷限在台灣。其實馬來西亞因為華人神父太少而流失教友的現象更嚴重，所以我們應做一套可以讓全世界華人共同使用的福傳工具，讓全球的華人一起分享。
最後我要呼籲全體教友，應當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幫助教會發展教務，特別是偏遠地方的教會和屬於弱勢的教友。
趙：其實，很多教友都願意為教會奉獻，重點是：究竟什麼才是這時代的先知性工作？什麼才是核心的工作？
費格德（以下簡稱費）：我負責聞道出版社，這是一個負有文字福傳使命的機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福傳最有利的器具就是文宣，所以我今天也帶了《天主教在臺灣》這本書的文宣。出版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慶祝臺灣再度開教150年，藉著自1626年起西班牙佔領北台灣，至台灣成立七個教區後的教務發展，前後約350年的文史記錄，除了讓我們追念過去的人，所做的努力和付出外，更重要的是，反省現在的教會發展情況，主教、神父、教友們可以做什麼？
從各位剛才的分享，讓我有一個靈感：耶穌基督是萬王之王，祂是萬世巨星，祂雖是兩千年前的人物，但祂卻萬古常新；所以當我們在慶祝150週年時，當溫故知新，知道過去，以繼往開來，這正是我們在福傳上應扮演的角色。
在這繼往開來的原則下，以出版社為例，我願意呼籲的是，當在文字上做耕耘。這從好多角度切入，舉凡學術方面的研討會，相關歷史的研究，甚至做一些史料的調查，數據的見證等等，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幫忙我們認識過去，掌握現在，計劃未來。
可是從事這些文字工作，也非常不容易，尤其是這些很冷門的東西，平常都不受大家的關心或重視。原因很多，不外是我們推廣的不夠，所以大家認識不多，因此很容易被擱置角落。
希望我們都能學習對這些史料積極認識，而且要朗朗上口，這樣我們可以一直記憶著從前的人所努力的方向，也應該一直鞭策自己，以他們為榜樣，照著做。
出版社所從事的文字福傳，是以文化為根基。每一個人要先瞭解自己的文化為何？剛才有人提到「本土化」，甚至華人教會，這是很廣泛的話題，卻是一個很尖銳的話題，每次在臺灣發生重大事情時，這類的話題都會被提出，可是似乎沒有人願意去解決，認為好複雜、範圍太廣，甚至不知該如何下手？或許教會可以擔任這個主動的角色。
本土化不僅是保有自己的特色，或追求意識形態而已；也許我們可以從如何讓基督文化與當地文化融合？或是在基督文化中如何發展本地文化特色？開始思考。
根據文化福傳的角度來看，我們起碼先把文化所延伸出來的、屬於文字部分的東西整理好；用文字來記錄成為文史，然後輔以文物，做見證，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的。
以台南安平天主堂為例，我們想用文字做一些開教52年來的文史紀錄，所以便想辦法把老人家的話，用文字加以整理記錄。這就是：以文字做為文史紀錄，以文物做為文化見證。相信這是紮根的工作，應該可以在各個堂區進行。
有時我聽到一些堂口換了本堂神父，整理東西時覺得東西很舊，通通燒了、丟了，就覺得好可惜，相信這些東西留著，百年後定有其價值存在。當然文物的保存要有特別的地方，聽說高雄教區的「真福山」將來就要設立一個文物館，可進行保存文物的工作，真令人欣喜。
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為了所蘊釀出來的文化見證，不只是把東西擺放在那裡就好，舉凡蒐集、整理這些文物，並訓練、培育導覽解說員都很重要，因為是要從文物當中做解釋、說明：這150年來，教會發展的歷史文化見證。
工作那麼繁重，一下子就能做完嗎？不是的，而是從現在開始，慢慢去累積，如此才能逐漸落實這個計畫。所以從一個教會出版社負責人的角度來看時，我會特別建議從文物的保存開始，先停止一些破壞的行為，如果真有不要的東西，那就請送給安平天主堂吧！
趙：請大家自由交談。
賴：有時數字可幫助我們反省。主教團在今年訂出一個理想，就是在一百五十週年時，有一萬五千人領洗。乍聽之下會質疑，但是從數據上看來並不特別，因為在過去五○年代、七○年代，每年平均有一萬五千人領洗。曾經有過這樣的歷史紀錄，我們只是藉著一百五十周年，再讓這紀錄重現一次而已。
如果現在全臺有十五萬教友，一萬五千人是十分之一而已，做不來，那就太失職了！如果我們十個人編一組，去鎖定一、兩個目標，會找不到人？這不是難事，重要的是，現在誰能創造出號召力與吸引力，說服大家這麼做，誰有這種說服力？如果教友們都覺得本堂神父討厭死了，根本沒有說服力，沒有組織能力和號召力，對主教也是如此想法，那就真的有問題。所以從客觀事實來說一點都不困難，問題是出於人的內在，心態很重要。如果我們要在十二個月之內完成這個課題，大概要花三個月的時間，去做心理建設、關係的矯正。
如果十人小組在年底前達成使命，那就給他們一個鼓勵，像是獎狀或一個公開的表揚，表示他們所做的努力是被耶穌基督所接納，被教會所肯定的。門徒為什麼對耶穌死心踏地？他們都有最高的理想──獲得永生，而且他們相信在現世就可以得到百倍賞報。所以要下一些功夫設計，把氣氛帶出來，達到目標不是不可能的。
我有一個同學是基督教的牧師，我們常有互動往來，「十人小組」的概念就是從他那裡學來的。有一次我在他的聖堂內親耳聽到他說分組的事情：「年初，已把大家分為十二小組，而且每一小組都是有特定對象的，比如你是老師組，你就只能帶老師來，……現在尚有四組未達到目標，若在聖誕節前還達不到目標，那你們那小組就要在聖堂消失……」；牧師很敢說，這些話是很有震撼力的。
當然還可以悔改，方法是半年以後再回來，但是要帶一位朋友來。牧師也很鼓勵大家，如果某一組帶了人來，就接受大家鼓掌歡呼。若創造不出吸引力、震撼力、以及破釜沈舟的決心，到後來不僅會被自己人賤笑，還會讓自己喪失信心。所以既然主教團訂出了這樣的目標，就要想盡一切辦法去達成。
另外，回應張小姐的話，從數字上來說，全臺灣有720位神父；至於堂區，正式堂區有392所，兼管堂區有339所。這樣看來，本堂神父不能只從修院教育結業就好，還要接受專業經理級的培育，才會有正確的經營理念，面對臺灣這樣的環境。所以只要找對方法，絕對有可為。
還有，文物保存非常重要，將來高雄的文物保存館應成為總館，而展場必須擴及每個教區，定時更換展覽內容，這樣才能呈現出文化的美。
張：我比較看重在該如何組織熱心的教友。我們看到很多基督教的團體執行力非常強，或慈濟的行動力很驚人，這讓我想到，我們該如何把已退休的教友凝聚起來，讓他們去執行一些事情？這可能要花些心思。
要培訓教友與神職人員，把有效率、有執行力，指數化的東西呈現出來。我們若要事半功倍，一定要這樣，否則會浪費很多時間做沒有效率的事情。
還有，教友應以聖家為榜樣，培育家人信仰，一起走出去。這樣凝聚的力量會比較紮實。
劉：真福山下一期的工程，其中一主題就是針對家庭，家庭是社會的根基，家庭被破壞了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從大家的分享知道都很看重文物的收集，文物就是最好的歷史見證，見證教會就是這樣一路走來，每一階段每一時期都有進展，表示教會有進步。
至於對華人傳教，目前實是鞭長莫及，我們自己的聖召都很吃緊。其實，若能派遣優秀的傳教士，到華人地區傳教，牧養那些人，培養當地聖召，這會是很有成就的。
事實上華人教會間一直都有交流，像聖經協會每年都有研習，這是出於同種同文的表現。
談到展望未來，神職人員要如何提振士氣？究竟我們缺乏了什麼？過去不論工商企業界等在衝刺時，都說要效法傳教士的精神，今天還會有人這樣說嗎？究竟傳教士的精神代表什麼？傳教士的精神表示，不論颳風下雨、白天晚上都要做傳教的工作，所以別人會佩服傳教士，要效法這種精神！
反省一下，今天的我們真是這樣嗎？好像少了點什麼。的確有很多真正的善牧，像大家剛才提的雷神父，真是時代的聖者，臺灣教會若多幾個這樣的傳教士，那一定不得了。
剛才聽到基督教會以十領一的方案，反觀我們教會，哪個堂區做了成長計劃？神父們都對定下的領洗人數目標反彈。難道一個非教友家庭真的找不出一個人來慕道？如果我們的信仰是真的，為什麼下不了決心？
今年司鐸日，我在教區牧函內提到要「大開傳道之門」，有教友看了打電話給我，反應：「怎麼大開傳道之門？我們想去聖堂拜聖體，但聖堂大門深鎖，耶穌被鎖在裡面！」這是一個事實，是該反省，但我還是為神父說了話：「神父是怕聖堂被破壞所以關門，因此教友要想辦法讓神父無後顧之憂，教友有餘暇或退休了，可以輪流來聖堂接電話，當招待、導覽解說員……」。
過去神父和教友的關係很密切，我看過很多神父到了周末，便去教友家轉一下，打個招呼，提醒教友明天是主日天不要忘了進堂；今天我們常自己想太多，覺得會打擾教友，所以不上門，其實應該還是要表達關心。主教去堂區時，也可以撥些時間去拜訪年長教友或神父修女的父母。
剛才談到教會如何做社會關懷，教會給人的形象好像不食人間煙火，其實不然，問題在如何藉著媒體表達我們對社會的關心，或對社會國家的諫言，讓人家看到我們是社會的光、社會的鹽。
李：神父的培育很重要，就像當老師的，肚子要有墨水才能教人，神父要常進修，講話才有說服力。一個本堂神父若充滿活力，堂區一定會生氣勃勃。
聖堂附設的幼稚園是和社區溝通的一種管道，如今很多聖堂的幼稚園都關閉了，失去與社區溝通的機會，很可惜。而且很多聖堂只有在早上與主日彌撒時才開放，不論在時間或空間的利用上，邊際效應都不佳。
希望在今天的座談會後，教會真的能展現出新的生命力。
本地化不是外在形式的作法，而應注重內在的融合。前陣子輔仁大學的祭祖儀式做得很好，配合了國樂演奏等等，我想如果有全程錄影，在電視播放，效果會很好。天主教在台灣，除了西方文化的剛，應該多融入東方文化的陰柔。
編輯（以下簡稱編）：聽了今天的談話，讓我感觸良多。有幾點感想如下：
一、我領洗才一年，在天主教會算是初生的嬰兒。過去我曾在基督教會聽到牧師談到，他們為了講道，會作很多的準備。但他們也強調，除了作好準備外，更重要的是將一切交託給聖神帶領，同時也需要教友的扶持，譬如牧師在台上講道，教友在台下認真的作筆記等。
可是來到天主教會，卻感覺不到活力與生氣。記得聖經中記載，基督升天前，曾允諾會派遣聖神，而聖神就是我們傳福音的力量。可是我想問的是，當我們在作準備與計劃時，依靠的到底是人還是聖神？
二、費神父提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部影片「教會」，片中的神父不畏生死，翻山越嶺，深入蠻荒之地，利用各種方式福傳，如神父們藉著音樂吸引當地的土著，進一步將福音帶給他們。因此，教會要福傳，萬萬不可忽視傳福音的利器。
在今天這個時代，傳播媒體的影響，無遠弗屆，它就是一項福傳的利器。就拿電視來說，以我母親為例，她是位非常虔誠的教友，可是她每天參加教會的活動，回到家後，能看的宗教電視台，多半是慈濟的節目。為什麼在傳媒如此重要的時代，天主教的電視台至今仍付諸闕如？
三、常常聽到教友批評這、批評那，但卻很少自省：我們為教會付出了什麼？如果大家都能少批評，多做事，在聖神的帶領下同心協力，相信教會的未來定能有許多開展的空間。
編：劉主教前面談到郭德剛神父來台傳教之初，與教友合作一事，非常重要。請教在座兩位神父，與教友合作的經驗，以及對教友有什麼期待與建議？
賴：談到神父與教友的合作，我認為身為神父，有幾個態度非常重要：
一、要常常想「我是誰」？最具代表性的答案就是我是「耶穌基督第二」，而基督在世上的生活，祂的形象、使命……，都是我們的模範。若能心心念念在耶穌基督身上，在與他人的合作上，自然會知道何時該堅持、何時該柔軟、何時該寬待……，凡事就都能掌握原則、拿捏得宜。
二、與教友原是一體。耶穌基督說過：「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若十五5）。所以司鐸與教友都是枝條，基督是葡萄樹，離了祂，我們什麼都不能做。因此沒有什麼只有我能做，大家都息息相關，互為一體。
三、同領一個聖體。教友與司鐸在聖體聖事中的合一，幫助我們學習基督為人類捨棄生命的精神，因此，我們雙方都有責任為對方死在十字架上。
四、我們追求的是永恆的生命。在天堂才是沒有爭強鬥狠的，因此，教友與神父惟有彼此和好，才能進入永恆。
在與人合作時，有人會提到「就事論事」，我不太認同這種觀念。我認為很多事需要妥協，容忍，凡事多一點慈悲、多一點傻氣。這樣的精神會讓人感動，就像耶穌基督最後雖被釘在十字架上，卻吸引了千千萬萬的人，循其芳蹤，步其後塵。
編：賴神父提到教會在傳教過程中有許多事業單位，請問這些單位是否達到了福傳的目的？舉個例子來說，我曾去印度學習瑜珈，我們的瑜珈老師除了教學外，還成立學校。他將街上貧困的孩童接回，不但供給衣食，並給予宗教教育，教導他們：神是愛。天主教會在興辦事業時，是否也提供這樣的服務，並以傳福音為目的？再請教一個問題，未來教會在選擇先知性的工作時，該如何將福傳的使命帶入其中？
趙：沒錯，我們非常肯定教會事業單位所作的貢獻，可是這些事業應該只是工具、手段，而將基督帶給世人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可是有時不禁讓人質疑：我們是不是太重視手段、工具，反而忽略了目的？
賴：天主教會應該重視教育、慈善事工，因為天主是慈悲憐憫人的天主。但是，重視並不代表要辦這些事業，像耶穌基督就沒有興辦任何教育或慈善事業。
因為一旦成為事業，就容易產生一些弊病。舉例來說，天主教會為了辦學，投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一個學校頂多有2500位師生，但是為了生存，為了賺錢，整個心力都鎖死在這個方向，我們不是也看到或聽到某些教會的明星學校，有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黑暗面，這樣，我們要如何對教外人談福傳、談真理？有時甚至讓教會內的菁英因此而身敗名裂，實在可惜。
也許我們可以換個方向來做，每個教區可以針對轄內的大、中、小學的老師做信仰培育，由老師成為點，擴散出去，如果每位老師能接觸200位學生，200位老師，就會有四萬的學生有機會接觸到天主教的信仰。而將興辦一個學校所投資的資源用在培育老師身上，相信是綽綽有餘。
至於如何培育老師呢？韓國教會的一些經驗，也許可以參考。他們有牧靈小組針對不同科系的老師，如大學的物理系老師，就編纂一套適合大學物理系的信仰教材，無論舉例或詮釋都與信仰聯結。如此，老師和學生都能接受到信仰的培育。韓國教會在福傳上積極的精神和創新的方法都值得我們學習。
趙：謝謝大家提供的寶貴建議。希望透過天主教在南台灣開教150週年的慶典，不但能展望未來，也不忘自我惕勵，因為這個教會屬於我們每一位天主子民，她的成敗，沒有人可以完全居功，也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現在請大家做結論。
費：記得我從修院畢業時，就認真思考過，未來我要從事的不是一份普通的職業，而是做神父，神父該當有何特質呢？最簡短有力的一句話，就是「7-11」，從早到晚全天候的服務。
但這也是有限的，因為本堂神父的工作必須面對一些特別的需求，譬如說外面許多的職場是三班制，有些教友主日天必須照常上班，因而無法參加彌撒，或有人下了小夜或大夜班，需要休息等，為了回應教友各種狀況的需要，就必須有三班制的神父，可能未來大夜班的本堂會應運而生，當然目前還無法做到。可是如果要求神父來承擔所有的事，可能不久神父就倒的倒、跑的跑。因此教友與神父之間分工合作就更顯重要。
剛才問到教友與神父之間的合作。記得當初郭德剛神父來台時，有傳教員與其合作，傳教事業得以開展。因此，教堂如果有傳教員，當然是有給職的，就不怕教堂門不開、電話沒人接、地沒人掃了。
最後要強調的是，神父的職責是要做個鮮明的標記，耶穌說過：「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而神父就如賴神父所言是耶穌基督第二，我們要指出這條道路，要闡釋真理，要活出生命，讓教友在我們身上看到這個標記，果能如此，相信不論在牧靈或福傳工作上都能更紮實。
劉：能夠停下來看看過去，想想現在，目的都是為走向未來。只要我們善用人力、物力的資源，相信台灣天主教會的未來充滿著無限的希望。
至於電視台的開辦，教會也在籌劃中，在此邀請大家共襄盛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希望這次不要再錯過時機了。
我們看到台灣的政黨為了傳承，非常重視年輕人。同樣，教會為延續命脈，應該好好抓住年輕人的心，加以培育。青年人有熱情、有衝勁、有血有肉，只要他們對教會心悅誠服，他們是可以做很多事的。
還有許多教友的批評都十分有建設性，我們需要聆聽。但教友也該自我反省，我想很多教友並不清楚自己領洗後，就有「先知、君王、司祭」的使命，其實每位教友就是一位使徒，所以教友除了多看聖經外，還要不斷地接受信仰培育，平常多看看教會的報刊雜誌，如此，不但能在信仰上紮根，而且也可隨時面對教外人士的挑戰。
總之，希望教友不是領洗後就畢業了，結果靈修變成了「零」修。
我還想強調的是，我們要多邀請同事來天主教聽道理，許多在天主教會單位工作的職員，在教會工作多年退休後，卻接受了其他的宗教，問他們為什麼沒有信天主教，他們的答案竟是因為我們沒有邀請他們。
記得前幾天有個為真福山的募款餐會，有一家人，家中的妺妹是教友，其他的兄弟姐妹是慈濟成員，也在受邀之列。餐會中，我對她的哥哥說：「今年我們準備邀請兩千人領洗，因此我邀請你來聽聽我們的道理。」他很感動，對他妹妹說：「妹妹，這麼多年來，妳都沒有邀請我，今天主教親自來邀請我。」
所以，我們應該不厭其煩地邀請別人來到天主教會，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終有一天他們會被我們的誠心打動而接受我們的信仰。
最後一點是，在福傳工作上，只要我們有組織、有方法，相信定會立竿見影，成效卓著。
張：有幾點建議如下：
一、教會的組織眾多，希望能統籌整合。如寒暑假期間，不論是兒童、青少年或大專生都有許多的生活營，但也是各辦各的。但如果能將人力、物力統合，大家集思廣益，相信能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參與。
二、要先鞏固教友的信仰。我們不是領洗後，就一切大功告成了。每位教友都應該參加一個基信團，如此才能持續的做信仰培育，並加深自己的信仰。
三、每個本堂都能有專職的傳教員（不論是有給職或無給職），以協助本堂神父的傳教工作。過去我就曾資助本堂延聘專職傳教員，目前是一位退休的教友全職在教堂做服事的工作。
過去有位劉路加老先生提供一億元培訓福傳員，我也和外子討論過，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在這方面貢獻心力。
主教提到每位教友都要思考：我們可以為教會做些什麼？這真的是我們需要深刻反省的方向，也是我們的重要使命。
李：今天參加座談，希望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能真正落實一些理念。
但我還是要說明，在堂區的工作上，神父和教友都是第一線，深深盼望牧人要做好領導者的角色。
我們在自己的職分或工作上，應該是為榮耀主名，而不是為自己。我祈求聖神光照，幫助我們自省，激發我們內在的生命力，活出基督復活的生命，讓別人看到我們的喜樂與平安。
賴：主教提到台灣教會一個十分嚴重的內在隱憂，即整體而言，台灣教會的信仰相當薄弱。我們常常高談闊論，卻不夠深入，譬如我們高喊禮儀革新，卻不懂禮儀神學；我們辦了許多靈修活動，卻不知何謂深入的靈性修為。這些都緣於信仰資訊與知識的缺乏，而且台灣教會很少主動的與普世教會的資訊銜接，更遑論求取日新月新的信仰資訊。
同時我們對教會歷史所累積的豐富信仰寶藏，所知甚少。費神父手上正在翻譯出版的聖多瑪斯的《神學大全》，我只接觸一小部分，就深受震撼。其實我們早一點、多一些知道這些珍寶，我們就不會如此困惑，也能夠解決許多的問題。
所以對信仰知識（不論是過去或是新知）的加深，都是當務之急。
另外，好的福傳工作必須建基在好的牧靈工作上。就如張女士所言，我們該當先鞏固教友的信仰。如果教友對自己的信仰都沒有信心或一知半解，如何去福傳呢？
在牧靈工作上，我們應該培育教友，人人都能稱為老師，敢於面對挑戰，而這才是福傳的開始。因此，我們平日就要訓練教友，習得十八般武藝，上了戰場後，個個驍勇善戰，誠如主教所言，每位教友都成了第一線的勇士。
因此，信仰培育的加深與牧靈工作的深入，實是一體兩面，都不可輕忽。
趙：希望藉著今天大家的建議與分享，在天主教台灣開教150年慶祝的一整年當中，能夠發揮小小的影響力，特別是大會的主席—劉振忠主教今天也參與了我們的座談，更是令人鼓舞。
我們深信：當我們全心依靠全能的天主時，只要能「留得青山在」，不是「幾度夕陽紅」而是「幾度朝陽紅」，天主教會的前途還是充滿著希望與光明。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