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抱朴
聖神降臨節前夕彌撒，不知道為甚麼，堂裡頭找來一位極為年輕的笛子高手，顯然不是教友，對彌撒的禮儀全然不識。神父講完道後開始奉獻禮，奉獻曲不唱，請她演奏。她走到祭臺前正中央，很專業地向「觀眾」躹了一個躬，還簡單地介紹：特別為諸位表演一曲「蒙古草原之歌」……。這不是彌撒嗎，怎麼……？教友們起先有些手足無措，但隨即給了她一個熱烈地鼓掌。
幸虧沒有捍衛禮儀的專家……。
一開始，有一、兩個音沒拿準。甭怪，本來就唐突麼！接下來，就順了，整個蒙古草原—我當然沒見過—逐漸在跌宕起伏的笛聲中活起來：無垠的草原、成群的羊兒、馬背雄風的蒙古健兒……。
而後，一位接一位來自比利時、荷蘭的神父們，留著長長的辮子，出現在草原中，艱難而又堅決地絡繹於途：主啊！我們將我們年輕的生命、全部獻於這方草原的土地與人民、獻於祢……。
這是今晚的奉獻曲！
今天的主祭，正是他們的後來者，雖已滿頭白髮，卻可能與我一樣，連一眼都沒有瞧過蒙古草原。這當然是歷史的偶然、和深不可測的天主旨意使然。
數年前，與妻到聖母聖心會比利時的會院住了兩晚。初到之時，接待我們的裴理天神父見了我們，二話不說，就把我們領到一個地下室去。黑暗中燈光驟明，赫然一副雕龍的綠色中國棺木橫在當前：「這是我們的會祖南懷義（仁）神父……」記得裴神父是這樣說的。
是了，就是躺在這副棺材中的他，1865年帶著四位神父，離開比利時遠赴蒙古草原。三年後的1868年，南神父染上鼠疫在內蒙老虎溝離開人世。他在之前發表的公函上說：「各個信教的家長，必須設法使子女上學，我希望在每個信教的村莊，有一座小學校；我將盡我力的所能，助其成功」。
1868年離教宗良十三發佈新事通諭僅廿三年。當時比利時工業化已近三百年，整個歐洲籠罩在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中，教會與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正鬥的不可開交。
「生命與死亡決鬥，令人膽戰心驚」，復活八日慶的繼抒詠如是詠唱。
就在那個時候，聖母聖心會的神父從工業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帶，來到中國的內蒙古，自遣使會手中接下了龐大的傳教區，投入了荒漠的墾殖和福音的傳播事業當中。
其後數百位神父接踵而至，「有不少的教士死於土匪手中，也有不少的服侍病人，染上了疫病而喪命，又有很多的死於惡性的傷寒病，然而死者自死，青年的教士還是繼續的趕來，補上了他們的遺缺……」，王守禮主教的《公教邊疆社會事業》一書中，如是描述。
聖母聖心會的神父們逐漸地在塞外荒漠當中，購地安民、開設渠道、墾殖農地、開辦學校和醫院、建立農村自衛體系、設立孤老院、印刷所……，一個如今難以想像的教會園地逐漸形成。
數十個教堂村—也許萬金的教友們，或可稍稍意會—在中國邊區建立起來。那是在中國最北、最荒涼的地帶，長出來的可能是整個中國最具現代精神而又充滿人性的農村：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養……。
然而中國是這麼一個難測的國度。
庚子年，「拳匪倡亂起來了，地方上殉教的，有一位主教，九位教士（內中有一位國籍教士），和教民數千人……數十年艱苦創設的學校，慈善事業，也都被摧毀無餘。然而風波剛剛平息，教士便又聯袂重來，大規模的工作，於是又從此展開了……。」尤有進者，「庚子賠款領得」又轉化成為當地的建設，「最後蒙受土地利益者，仍為中國的人民。」生命與死亡決鬥，令人膽戰心驚……。
但難測的不只清朝。
《公教邊疆社會事業》中有這麼一段記載：「民國二十二年……XXX率領部隊到達平定堡，假稱有負傷兵士要請教士醫治。教士雷有望甫出城門，匪夥們一擁而入，經過村民奮勇反攻，才把他們驅逐出城，但財產牲畜都受到了很大的損失。十幾天以後，XXX的匪徒復劫掠高烏穌教堂，並竄擾到北穌集教堂附近，居民都到教堂避難……。」
日後，XXX成為中國的烈士典型，國家為他出書、立碑、拍電影。
降臨人間的教會陷入了紛擾不已、糾纏不清的政治鬥爭當中。
而今，不知中國怎麼看待當年在內蒙一帶的神父們？
上海大學一位學者研究1860年教會在內蒙的傳教活動。她說：「隨著西方列強侵略的加深，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地區也愈來愈廣。」（郭紅 2004）
教會，是西方列強侵略的一環；南鴻雁（2009）的研究對教會有相當深的同情，但文中所描述的教會則令人唏噓。當年為傳教中心的城川天主堂，目前是「在夾縫中生存」並被「邊緣化」。奇特的是，堂區設有一「教主室」！？你沒看錯，是「教主室」，因為裡面住的是不被政府承認的正權主教。
這是「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得一片百茫茫大地真乾淨？」不是。教堂可以起高樓，可以樓塌了，但聖神降臨，二千年來持續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