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慕特
聖神的風就這樣持續吹動我們，民國83年開始，光鹽團為籌募「原聲福音」而至全省各地走唱，演唱成員幾乎九成是阿美族青年，84年「原聲福音」正式推出，其中「原聲」的命名，不可否認的有原住民的代表意涵。
光鹽營在這個時期與原住民的關係難捨難分。這些原住民青年教友填補了當時營隊招收學員與幹部的空隙。但真的只是「空隙」嗎？這個空隙若從整體台灣天主教會的發展與本地化努力來看，似乎也表達了一種「夾縫中求生存」的弔詭。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按照一般的理解，信仰的培育似乎應當是以這樣的順序進行：「基督信仰介紹期」→「信仰堅固期」→「培養聖召期」。
但從光鹽營的發展來看，卻是相反的：「培養聖召期」→「信仰堅固期」→「基督信仰介紹期」。初步看來，可能的原因是在初期宣教過程中所吸引的火熱教友在數量上的確較多，因此促使獨身修道的聖召可能性增多。但重點是更多的信眾與第二代信徒在信仰上仍必須加以深化，但正是這「信仰堅固期」出了問題，導致後來信徒流失、冷淡，因此必須重新回到宣教初期的狀況中再次向廣大的非信徒介紹基督信仰。
有什麼證據能說明這樣的分析合理呢？這與光鹽營又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從台灣光復後的教會史研究中可以發現，自民國50年代至60年代期間，台灣天主教人口以87.6％的驚人數字成長，締造了當時轟動世界的「歸主風潮」。歸咎原因，許多學者認為原住民部落的集體皈依為主要肇因。但在民國60年代後，增長的速率卻明顯減緩。一般認為，這與原住民教友人數成長達致飽和有關。而號稱30萬教友人口數的一般說法也就此定型。
60年代後，台灣經濟型態轉變，大量原住民離鄉背井落腳於都會邊陲，這些「都市原住民」絕大都是教友，阿美族更佔有絕大部分，第一代移民依據工作型態不同，分別分佈在基隆、台北縣市、桃園縣市、台中縣市、高雄縣市等衛星城鎮的邊陲地區。
然而長久受到政府同化政策的刻意漠視與原漢族群間的不良互動，使得這群「山地人」較不願意與平地教友互動，他們往往自成一格，也不主動參與堂區聚會。相對的，許多平地教友對他們也有所嫌隙，平地神父也多不會主動拜訪或關心他們，這使得許多原住民成為平地堂區的隱形教友。這種特殊的教會族群生態，直到60年代末期，兩位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顧向前、戴天恩神父執意北上牧養這群教友，情況才獲得改善。
第一代的原住民教友隨著工作在都會區落地生根，第二代原住民則成為土生土長的都市原住民，要他們「回鄉」似乎已是不可能的事。這群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都市原住民，逐漸成為可以發現到的教友，並且人數似乎持續增加中，而光鹽營，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有了原住民成員的加入。
從光鹽營與原住民的關係來看，就好像是透過一道門縫看到60年代後的教會發展史。但兩者之間仍有不同。首先，從統計數字來看，台灣天主教會直到今天，從未針對原住民教友人數做過統計。
依據主教團2007年最新統計，台灣地區教友總人口數為299,158人。這個號稱30萬人口總數的數字維持了40年不變，其真實性早已廣受質疑，但我們在這裡仍暫時姑且用之，對照行政院原民會於1997的統計報告，在當時40萬8千人的原住民總人口中，天主教徒約佔26.1%，共計106,488人。這個人數除以30萬天主教總人口數，足佔1/3強。而若這真實性堪慮的的30萬根本只能打個八折看待，那麼我們說原住民教友佔全台天主教人口總數的2/3強，應當不為過吧！
然而，原住民教友的人口雖佔多數卻不足以代表其在教會中的主體性地位。從教會內所謂的神學或禮儀本地化來看，長期以來只能說是中國化或「漢化」而已，例如：清明節祭祖在雅美族中的不適用，或喪禮中的上香儀式根本不存在於台灣任何原住民族群文化傳統中的現象，皆可視為代表。
將這樣的現象與反省回到光鹽營的經驗中，似乎可以解釋青年教友消失的現象，因為，非原住民之平地漢人似乎本來就不是台灣天主教會的主要族群，再加上信仰堅固期的問題，使得60年代初期的信友及其後代逐漸冷淡、流失。這個現象在70年代都市原住民興起、以及80年代原住民意識興起、及部落交通的逐漸便利等客觀因素的配合下，適時填補了人數上的相對空缺。
慶幸的是，在光鹽營中，原住民青年在當時不只是數字上的多數而已，他／她們更成了團體的中間骨幹，並發揚、傳承、創新了屬於光鹽營特有的「光鹽精神」。藉由他／她們的參與，光鹽營渡過了危機歲月，並更加豐富、茁壯，也使得許多游離在老態龍鍾教會邊緣的教友青年，能在參與傳唱的活動中再次獲得聖化與感動。
民國90年代，約50期後的「光鹽彌撒」，或許被教會禮儀專家視為非彌撒禮儀適用的活動歌曲，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們都感受到神聖的火熱與臨在並不會因為我們唱的不是葛麗果聖歌而缺席。在光鹽營中我們發現與傳統經院神哲學不同的「非文字性」降孕神學，並在基督信仰的普世性中，看到多元文化、族群的交流與融會創新。
2007年我有機會拜訪北京神哲學院，在與他們的神父與修生談話中，我發現有什麼特徵能代表台灣這50年來天主教會的發展呢？是本位化的神學與牧靈實踐嗎？如果讀者同意上面的現象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存在的虛幻成分。那麼是針對大多數教友是原住民而有的原住民神學與牧靈嗎？這個議題似乎更是虛幻。
我問他們：「內地教會，是否有本地化的問題？面對中國除了漢族外的55個民族，教會是否曾思慮因應不同自治區民族文化而有不同的本地化福傳策略？」他們的回答幾乎都是：「我們沒這兒問題！」是真的沒有？還是沒有意識到？還是根本不認為應當要有這樣的問題？台灣天主教會這50年來的經驗，為他們能夠有什麼借鏡？警惕？或創新？我們能為內地的教會福傳做些什麼？
我懷疑，如果我們連根本的腳步都不曾站穩，如果不是我曾參加過光鹽營，如果不是因為營中主題總是讓我思索著我的信仰與實踐，如果不是每次聽到營歌就讓我感動莫名，如果不是原住民朋友幫助我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我不會去思考這些問題，更不會提出這些不太令人賞心悅目的批判、質疑。唉！我只是想做個好基督徒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