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組策劃
前言
該不該？對不對？行不行？能不能？要不要……這是多少人面對今日職場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時內心的吶喊！
身為基督信徒，我們是要與世俗妥協？還是堅守職場倫理的原則？或者我們還有其他的選擇？
本刊特別邀請幾位不同職場的專業人士，分享他們在工作領域中碰到與信仰或倫理相違的經驗，他們是如何面對與回應，並作出審時度世適當的抉擇？希望在大家的共同探索中，可以幫助彼此在各自的工作場域，活出「純潔如鴿，機警如蛇」活潑美好的生活見證。
參與貴賓：（依姓名筆劃序）
保 祿先生（某保險公司）
許嘉雄先生（潤德設計股份有限公司副理）
陳正昱醫師（桃園榮民醫院胸腔科醫師）
葛傳宇老師（育達商業技術學院講師兼課外活動組組長 ）
主持人：
趙榮珠女士（見證月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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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榮珠（以下簡稱趙）：歡迎大家！《見證月刊》在海內外的讀友群是四/六的比例，只要有華人信友的地方，都有我們的訂戶。而根據多年的迴響顯示、每一期特別企畫的〈封面故事〉頗受青睞和好評，所以請大家不要太拘束，讓我們慢慢開始今天的座談吧！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職場倫理」。職場與我們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我們都是信友，都有天主教的背景，所以有時候難免會碰到在工作上與信仰價值發生衝突，這時，諸位是如何面對？如何能夠既能保持住信仰，同時也不致讓工作有太大的為難與爭議？當然這絕非一、兩句話就能說的清楚，或因經驗的累積而倖免，所以要特別借重諸位寶貴的歷練和見解，來與大家分享指教。
在瑪竇福音廿五章，曾提及耶穌要求工作者的要件是：「善良忠信」（瑪廿五14～24），換做今日的語彙，可以是：「誠實公正、稱職盡力」。宋英宗時期的樞密使富 弼，在范仲淹過世時，寫了一段十分著名的祭文，提及范仲淹是：「相勗以忠，相勸以義，報主之心，死而後已」，所以「以忠、以義」似乎亦可為今日職場之好原則。
另外，站在職業道德的立場，可能更包括了我們對他者的利益、社會公義的權衡、以及善與惡的分辨和考慮等等。所以請教諸位如何在不同的專業領域中，去看待種種此類的掙扎？如何儘量完善的處理它？現在把時間交給諸位，謝謝！
是祂安慰了我
許嘉雄（以下簡稱許）：我很慶幸能在一家對社會滿有責任感與認同感的集團中工作。這個集團給我們的任務是：對客戶的需要一定要做到，甚至要超出他的需求，這樣的理念使我們在思考工作的時候，就會往正向的理路去思索。
可是有時難免會因為其他諸如時間的急迫、或成本的擠壓、時空的轉換等因素，違背了當初應有的原則，作了一些調整和改變，以免造成對成本的過度消耗等。但，這時，一方面違背了自己原有的理念，另方面也造成與業主剛接案時的約定無法完全一致。而身為基督信友，往往對自己會放一很嚴謹的尺度，尤其我的個性又偏保守，因此這類情況對我會有極大的壓力。雖然有時當下不會馬上有感覺，但回到家、捫心自問時，往往會很自責，後悔為什麼要那樣處理。但後來去看，其實，因為我們的尺度已比別人高些，標準也大些……但這部分還是會滿掙扎的。
為了使自己平復，我會對自己說：這個案子我已付出整個心力，對業主也是以更利他和更關心的角度去處理。這部分雖然不是我當初的預期，但我當時的作法已經較一般的處理方式優質許多。同時感覺到天主也慢慢的原諒了我，甚至會去辦辦告解！這個部分是真的不容易，而且老實說：去辦告解壓力也滿大的！也因為有這樣的壓力，就警告我不能作太多這樣的事。這是在公司對外業務上的困擾。
另外在公司內部同仁之間的往來互動等，也是會有些需要面對的難題。在一個競爭激烈的職場中，尤其現在無論是職能或智能需求都頗大，而且領域也十分龐大，有時為了要超越他人，不得不作些抉擇與取捨，才能嶄露頭角，領先他人，而這種作為對教友而言，還真的好掙扎！
我在目前這個公司已待了九年，我是屬於不太會與人有正面衝突的人，通常我在表面看起來是個還算溫和斯文、似乎與世無爭的人。但往往在夜深人靜、捫心自問時，或與天主作私下的對話時，常常是祂安慰了我，使我獲得力量，讓我能在明天來臨時，可以繼續往前走。
通常我們在與別人競爭時，身為基督徒較不會與他人作利益上的競逐，即便偶有衝突，我也會讓給他，不和他作正面的交鋒，這在當下似乎略遜一籌，但後來卻往往從他人處得知對我的稱許，且在很多地方會支持我，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但，這個部分讓我在公司作起來還滿順利的。
雖然我已在公司工作九年，職務不高，但收穫不少，例如我累積的人脈、以及公司長官對我的關照與愛護，很多客戶後來也變成了朋友，這些都是天主給我的許多白白得來的恩典。雖然這對我將來會有何好處？馬上還看不出來，但我覺得這對社會、對周圍的場域會是很正面的效應。這是我一些小小的經驗分享。
沒有標準答案的醫學倫理
陳正昱（以下簡稱陳）：我想用較輕鬆的心情來談今天這個嚴肅的議題，我面對的是醫療工作，所以把重點放在這部分的倫理議題上，至於升遷、利益糾葛等，就留給各位發表高見。
首先請教各位：倫理議題有沒有答案？如果沒有，那我們可以散會了；如果有，我們也不需要座談，大家去讀讀「倫理聖經」就好了。再更深入到醫學領域，以醫界的應考技巧來說，醫學是沒有絕對的，何況是醫學倫理，那就更複雜了。不過醫學倫理也不是沒有答案，只是沒有標準答案。現在就以我親身看到或經歷的例子來談談醫學倫理的四項原則：
第一是「病患自主」原則。在我擔任小兒加護病房實習醫師時，遇見一個早產女嬰，體重1100公克，她一出生就面臨了「是否維持或放棄生命」的抉擇。按目前的醫學技術，用保溫箱妥善予以照護，她的存活機率不低，約有80%。只是照護過程，不敢保證她絕對健康，因為發生後遺症的機率大約也有60%，包括腦部、肺部呼吸功能、或視力影響等等。此外，照護所需的醫療費用並不低，約需40萬元。經過解釋說明後，家長的決定是傾向放棄。
身為基督信徒，這種狀況，不但是個學習的機會，也帶來很多的省思。這個議題，醫生有醫生的原則和心理背景；病人也有病人的個別狀況，兩方權衡結果就會產生一些衝突。
醫界雖注重「病患自主」，但不是每個病患都有自主能力，像這個早產兒就是，所以她必須有法定代理人幫忙做決定，而法定代理人真的可以幫她做決定嗎？這個困境，我們只能在兩難中，選擇勉強可以接受的方式，最後仍由家長決定出院，簽寫切結書，一切後果自行負責。
第二是「無害」原則。記得我還是住院醫師時，一位血液科病房的病人，因有嚴重出血傾向而住院，懷疑可能是血友病。在醫學中心，對於罕見疾病者，需要很多的檢驗，而一個血液疾病的病患，要取得大量的血液並不容易。當天，實習醫師看到一大把的空試管，嚇住了。通常抽血是從手臂的靜脈處抽取，實習醫師試了幾針，無法抽到需要的血量，於是回頭求助住院醫師。
這位住院醫師因為經驗多，知道除了靜脈外，還可以抽動脈血，但是抽完後，必須按壓針孔處10分鐘以上，尤其是出血傾向嚴重的病患，需要按壓更久，或使用加壓帶包裹半天左右。但是這位住院醫師工作繁忙，沒有注意到這部分。
不同於抽取靜脈血的是，抽取動脈血時針頭必須垂直插入，所以抽血過程中，病患也覺得與往常不同，感到非常疑惑，而且很痛，又一直在冒血。結果經過半天後，病患的手臂竟腫得像大腿一樣粗，手臂內的軟組織受也到壓迫壞死，整個手臂必須切開來做清創。最後這隻手臂花了500萬元，才算保住。
這是醫界十分重視的「無害原則」：即任何的醫療步驟，要優先考慮不傷害病人的身體，再研究療效。無害訴求也同樣應用在醫學研究上，譬如我們需要抽取正常人的血時，應先抽取自己的血，而當需要很多不同型態的血時，才考慮是否請別人來捐血。
第三是「行善」原則。這件個案發生在急診室裡，一個百歲人瑞突然昏迷、呼吸衰竭，急診室以最快的速度做出腦出血的診斷，但即使是插上呼吸器，也很可能成為植物人，在這種情況下，急診室第一線的醫師是否要急救？或以最積極的方式來急救？
這碰到醫學倫理的「行善」原則，就是要站在幫助病人的角度，也就是以最積極的方式來幫助病人，所以即使病患非常高壽，還是要以能夠盡量延長他的生命為原則。因發言時間關係，先拋出以上三個議題，讓大家去思考醫學倫理是多麼複雜！
做對客戶有利的事
保祿（以下簡稱保）：我的工作性質較多偏向業務，目前從事保險業務也有14年了。大學時，我讀的是企管，畢業後接受資策會半年的電腦訓練，然後進入一家電腦公司。當初面談時，主管認為我只有半年的電腦訓練不夠，但我有市場行銷方面的概念，所以希望我從事業務工作，負責公家機關和軍方的標案。我當初涉世不深，經手標案後，才發現業務單位非常有學問，例如，圍標這回事，因為公家機關的標案都很大，會有好幾家廠商一同競標，可是大家的條件都差不多，卻偏偏是某家廠商得標，原來大家事先已經搓好湯圓了。
我非常不能適應這樣的文化，生意一定要這樣做嗎？難道使用者買方一定要被這樣牽著鼻子走嗎？後來發現人際之間的關係才更複雜，有些人是白天上班，有些人是晚上上班（交際應酬）。當時就有一個公家機關上億元的電腦標案，我認為很有把握，因為在技術層面上，我們可以解決對方的問題，可是開標時，完全傻了眼，所有的技術規格是我提供的，卻是另一家廠商得標。對我來說，當時受到很大的衝擊。
後來在軍方，也遇到別人要我做些檯面下的事情。我想，如果這樣才能做業務，我會非常不開心，也不喜歡。那是將近20年前的事了，後來我離開職場去唸書，希望將來能回到使用者的事業單位，好多做些把關的工作。
去美國唸完碩士，回到台灣，運氣很好，透過青輔會推薦，進了公家機關工作。當時所在的公家機關正進行業務電腦化，很需要電腦人才，我有幸參與其中貢獻所學。期間常常需要接觸廠商，開心的是，我們小組的人員大多是從海外回來，都很希望為國家做事，所以在把關部分非常嚴謹，甚至深入技術面的了解，讓廠商無法做太多文章，有時難免會得罪人，但這些都是很好的經驗。
之後，我因緣際會到了私人機構，進入保險業。在這個職場裡，確實也有天人交戰的地方，譬如早期銷售保險時，為了業績，業界有人會有退佣的違法行為。雖然案子容易成交，客戶以為賺到便宜，卻也造成業務員因收入受到很大的影響，無法提供客戶長期良好的服務。從事業務工作，每天都有業績壓力，每天都從零開始，所以做不做退佣的事情，好讓案子容易進來？或是做了這樣的事，不但違法，而且傷害了自己與客戶長期服務的品質？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
另外，我也碰到與別家公司業務員，或與自己同事之間，發生客戶競爭的衝突問題。有些積極的人，只要對自己有利，就不計一切地去爭取任一客戶。開始時，我非常氣憤，後來想：身為基督信徒，要活出基督的精神，要為基督發光發熱，作地上的鹽和光，讓人知道我用專業的態度做該做的事，做對客戶有利的事，而不去搶案子，這樣也可以在這個行業裡生存得很好啊！
再者，客戶買保單都需要瞭解其身體健康狀況以便核保，若有既往病史，核保結果可能被除外、加費、甚至被拒保，這時心裡就會有掙扎：到底要不要告知？於私當然希望客戶能有很好的保障，以標準體之保費承保；但在風險公平性的原則下，隱瞞病史是不對、不公平的。而且以隱瞞告知的方式投保，日後若被保險公司發現了，也可能是不予理賠的。所以我們必須提醒客戶要誠實告知。
最後分享我最深刻的一次掙扎經驗：去年三月我處理兩個客戶的死亡理賠，是一對母子因一氧化碳中毒意外身亡，經警方事故調查：疑因天冷洗澡門窗緊閉，空氣不流通導致意外。母親保單的受益人是兒子及姐姐，兒子同時過逝，當然就理賠給姐姐，但兒子的保單問題來了，他的受益人只寫母親，可是母親同時過逝了，理賠的對象按照法律的規定是兒子的父親，但棘手的是：這是一個單親家庭，當時兩夫妻在關係極度惡劣的情況下離婚，從此不相往來，家屬極度反對理賠給他，甚至要求我及公司不能聯絡他，而應將理賠金直接給家屬。坦白說於私我瞭解客戶的家庭狀況，我很想幫家屬，但於公我又必須依法通知受益人，儘快辦妥理賠，該怎麼做才是圓滿？內心真是充滿掙扎，我只能祈求天主給我智慧。其間經過好幾次的溝通，包括法律問題的討論，兩個月後家屬終於同意與孩子的父親當面協調，讓我順利辦完理賠，事情終於圓滿落幕。因這件理賠也讓我更加提醒客戶慎重思考受益人的安排。
從事業務工作，當然希望有業績，公司也會要求，可是這些人性的掙扎，在在考驗著我，提醒我該怎麼做，才能走得長、且走得久。
期待吃得下、睡得著
葛傳宇（以下簡稱葛）：我們每個人的工作場合，或多或少都碰到過矛盾的、天人交戰的時刻，而怎麼樣選擇，是非常困難的。今天我想先做點回應，這樣或能更激發一些火花，在此先提出過去工作職場上的兩個例子：
首先回應職場上回扣的問題，這和我學術研究的主題有關。好久以前，有兩年的時間，我被派到台中工作。台中是我的故鄉，那裡有我自己的人脈、朋友和親戚，甚至還有人鼓勵我出來選舉。
記得有一次，和當地某位行政首長吃飯，我們坐在日本餐廳的小桌前，面對面、四下無人時，我很感慨地問他：「X長，您覺不覺得附近這個重劃區，每條路到了某一個地方，就彎過來了。這是重劃區，馬路應該是要又寬又直，像棋盤式的……」我婉轉地講著。他聽了後，面帶微笑，表情卻是不以為然，好像覺得我不夠世故，他的回應是：「傳宇，你太年輕了。」那時，覺得好受傷，雖然我年輕，自覺有正義感，可是我又沒有辦法改變什麼。在這當中，每個行業都有它的行規，而這些行規似乎又都超越了我們的良知。
第二個例子也是好久以前了。我曾在台北某大學兼課，一般來說，教育工作跟信仰是比較沒有衝突的，因為都是勸人向善，我沒有預期到學校兼課，會發生人命關天的掙扎，而我卻沒有勇氣改變這個現象，讓我不自覺的也成了道德上共犯結構的一份子。
記得那一年除夕夜，我開著車子繞著台中港區，四下無人、感覺好輕鬆。突然收音機播出某家航空公司發生空難的消息，機組人員全部罹難，接著一一唸出罹難者的姓名，唸到其中一位空服員姓名時，我整個人傻住了，因為她是我的學生。
會對她特別有印象，是因為她個子非常高，非常漂亮、可愛，班上的男生都圍著她轉。那年她是畢業班，期末考時，坐在她前後、左右的男生，通通把答案給她抄，所以有五份答案卷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於是，我將這五個人的考卷都摺了個小耳朵，也在思考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信仰告訴我，應該要給學生一個機會；可是職場倫理上，我若給了他們五個人機會，對其他沒有作弊的同學也不公平，於是我陷入天人交戰，也給自己很多藉口：我只是兼任老師何必那麼認真？而且是畢業班了，何況上天有好生之德？最後我告訴自己：其他同學如果成績不太差，我就給五個人都勉強及格，其他同學當然是要高於這個「基本分」了。
我用這樣的方式，解決自己內心的矛盾。當我發下考卷時，這位女同學穿著高跟鞋，叩叩叩跑到教室前面來，把考卷丟在講桌上說：「老師，為什麼給我63分，我考得這麼好！」我說：「妳跟前後左右的男同學，每人考卷都被我摺了痕跡，妳應該知道為什麼。」她聽了後，很不服氣，拿起考卷，叩叩叩又走回去了。
這件事雖然沒人請託我，但我覺得我還是做了勉強可以接受的一種選擇，就因這樣，她拿到畢業證書，也順利當了空服員，可是她的生命，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消失了。雖然她的殞落是出於空難，但是……總覺得如果當初把她留下來了……，今天或許……。雖然旁人認為我不必如此過度解讀，畢竟空難是是天候或是機械問題，但我一直覺得對她有某種程度上的良心譴責。
再談另外一個問題，我是做貪污研究的，但常跟人說是反貪污研究，因為不想引起誤會。其實貪污的問題各國皆然，只是情節嚴重或輕微而已，如果我們擴大來解釋，回扣或是接受禮物是不是貪污？即使沒有對價關係，也算是貪污。所以這是社會問題，不單純只是法律問題。
做研究時，我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在台灣司法界的審判實務上，對於貪污罪一旦起訴之後，定罪率不高。亦即在起訴後的一審就算被判刑，但是隨著審級越高，確定有罪判決就越少。後來有機會請教行家，一個同業轉述其法官同學的話：很簡單，貪污沒有被害人，所以沒有被害人家屬的抗議問題，而新聞事件常是三分鐘熱度，在起訴和一審判決時，社會會關注，媒體會關注，大家都會注意，司法人員受到社會輿論壓力大，形成有效的制衡與監督。然而隨著時間演變，大家淡化後，貪污因沒有被害人，所以審級越高，時間拖得越久，大家就越淡忘，等大家忘得差不多了，就有上下其手的機會。我們可以說是人謀不贓，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制度問題。
我們常講貪污是不道德的，貪污可以影響整個國家發展，可是為什麼有人願意鋌而走險，前仆後繼去拿錢？這就牽涉到制度問題，制度是我們要去改變的，當然也有些是沒有辦法用制度來解釋的，譬如，一年能拿到國家數千萬禮遇的卸任元首，還是照樣A錢。當初設計禮遇制度，就是期待掌握國家機器的人，因為退休時有終身禮遇，在位時不要亂搞。
嚴格來講，民主制度對總統禮遇的設計，其實是非常封建的。畢竟靠選票的公職人員是有任期的，憑什麼要禮遇一輩子？但是這種制度在美國行之有年，他們寧可多付些小錢，希望總統不要A大錢，但這套制度搬到台灣來，至少目前看不出成效。我覺得問題是，在建立制度過程中，沒有考慮本土文化的問題，說不定給再多的禮遇，也許兩億、廿億還都看不在眼裡，這我還找不出真正的原因，不宜以人性本貪驟下結論。
在此分享了個人在工作職場和信仰上的衝突，有過去教學的實際經歷，再大到卸任國家元首的禮遇制度，雖然我們的答案無解，但不論是教友或非教友，還是有一個可以共同適用的標準，那就是：你晚上睡得著覺嗎？你的良心在哪裡？只要這樣捫心自問，就可以了。謝謝！
趙：請教葛教授一個假設題：如果有一天你當上中華民國總統，也知道有國務機要費、特殊禮遇……等等，而你是一個希望以良心度日的人，你會怎麼做呢？
選擇留名，不A錢
葛：我曾用簡單公式算過，卸任總統年薪加年終獎金之年收入6,241,050元。假設元首卸任後再活二十年，大概可以領到一億三千萬元新台幣左右，甚至更多，因為如果再出去做個演講，像柯林頓卸任後全球走透透，一場演講二十萬美金，但前提是要留有美名。
所以在一般正常的、理性的選擇之下，我是總統的話，我會選擇留名，不要在任內A錢，而這也是禮遇制度設計的原始用意，並非台灣獨有，全世界大部分民主國家都有這樣的禮遇設計。
在經濟學上，這是一個交易成本和機會成本的問題。所謂交易成本，是指除了固定生產成本外，還有搜尋、締約、以及監督執行等三類加總的成本。交易成本不是一般生產成本可以算得出來的。搜尋、締約、和執行成本，在現代社會最關鍵的是執行（法）成本，也就是說，一個政府官員敢不敢A錢，不是他的地位高或低，而是他被抓到的風險有多大。即使官再小，如果被抓到的風險很大，是小錢也不敢A，因為A了小錢，沒了退休金，還要坐牢，職位沒了，家也沒了……這樣的情況，有一萬元擺他抽屜裡，他也不會要的。
三、四十年前的台灣各地派出所，靠山吃山情況很普遍。轄區內有業者按月「奉獻或樂捐」，所內每個人都要分杯羮，你若不拿，就變成害群之馬，反而要被淘汰的。這情況，就是交易成本決定了社會貪官的多寡。可惜我們台灣社會，過去在設計制度上，表面看來執法成本很高，實際上因為選擇性執法的不公平，造成執法者誤以為有權在手就可以做無本生意，這就造成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大家一起貪，上下交相貪，所謂「上下交征利」。所以說，交易成本才是真正決定貪腐或清廉的因素，並不是生產成本。這是我簡單的心得分享。
社會資源有效分配
陳：醫學倫理有四大原則，前面提到三個「自主」、「無害」、「行善」，現在再補充第四個：正義原則，往往發生與此有關的事情多是在重症病人身上。因為重病需要的醫療資源相對較多，而健保這塊大餅的資源十分有限，因此無法無限上綱的提供所需，必須有所限制。於是健保會訂出一些客觀標準，例如在加護病房廿一天，病情穩定，就必須轉出到普通病房；還有一些使用呼吸器的規範等。
通常我們面對這樣的問題，都會站在對病患和家屬有利的立場，與他們溝通。我們會向他們解釋：現在病患的病情已獲控制，可以離開加護病房，而且加護病房是病菌的淵藪，久待此地，會增加感染的機會；同時，我們也會確保如果病人的病情有任何狀況，必會以他的醫療照顧為第一優先，而不會考量醫療成本。在這樣的說明下，多半他們都會願意配合。
剛才談到呼吸器的使用，我曾在醫療中心看到一些奇怪的現象。有些病人在外面小型的呼吸照護病房使用呼吸器，長達十多年。事實上，他可以不用呼吸器，但該醫院之所以使用，是因為病人使用，醫院可申請給付，病人也可繼續留院。
當這位病人病情嚴重，轉到我們醫學中心的加護病房，經過兩個禮拜妥善的治療後，病況已趨穩定，呼吸器順利脫離。此時，病患家屬不但不感激，反而控告我們，為什麼將病人的呼吸器脫離，害得病人無法回到原先的小型醫院，卻必須回到家中。因為這樣，除了得花費一筆看護費外，還有家屬與病患往返醫院的舟車勞頓與交通費用的開銷等。雖然這件事醫生站得住腳，但與病患之間會有衝突。這已不只是倫理議題，也是社會資源是否有效分配的問題。
視病如親
總之，上述談到醫療倫理的衝突，我們最擔心醫病之間產生誤會。我個人認為這些誤會可以避免，最好的方法就是醫生的態度，包括說話的口氣、表情、肢體動作等，儘量讓病患和家屬感受到我們的善意與誠意，相信在有效的溝通下，可進一步為他們做最適宜的判斷，待下了決定，就該付諸行動。而在這個過程中，還是要回到信仰。
天主教的教導有兩個重要原則，一是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一是愛人如己。我個人將「愛人如己」用在醫療上具體的行動就是不斷地溝通，也就是去了解對方的問題所在，然後幫他做最妥適的抉擇，並付諸行動。之後，再回到「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來作反省。
許：聽到陳醫師的談話，令人敬佩。想想自己的工作職場，要承行天主的旨意就相當不容易了，而且我們做錯了大不了重新來過。可是醫生牽涉的是生命，每一個決定都不能等閒視之，真的是困難重重。
我分享一個自己的經驗。我的工作要私底下抽取利潤很容易，因為我們的工程都是自己設計、發包。有一次是個高雄的案子，其中廢棄物的處理有一筆不小的利潤，因為在高雄天高皇帝遠，誰也管不着，因此在場的幾位工程師和公關講好大家平分這筆款項。起初我表示不要，可是我是新人，怕被排擠，內心十分掙扎。後來我表面上同意，心想拿到錢後要立刻捐給教會，留在高雄那幾天，我每天都忐忑不安，直到回到台北，將錢投入教會奉獻箱的那一刻，心中的重擔才算卸下，心情豁然開朗，像是剛辦完了告解那般輕鬆自在。
後來，我告訴自己不能再做違反職場倫理的事了。在這過程中，也有一些起伏，在設計界工作愈久，對職場倫理認識的愈多，剛開始會有許多的掙扎，可是時日越久，只要有心願意堅持做對的事，特別是這幾個月，就會愈來愈發現自己更加自由，知道如何做抉擇，內心的掙扎糾葛自然就減輕多了。
開放與尊重
最後，我要強調在職場上開放與尊重的態度十分重要。因為我愈開放透明，別人對我愈清楚，就不會有太多的猜疑。以前的我不是如此，總覺得為什麼要把自己敞開，讓別人知道自己太多的隱密。在當完兵接觸教會後，我才慢慢轉變。
這幾年在職場上，我發現開放自己還挺受用的。為什麼這樣說？因為當我不論在交談或行事上，對同事、上司都很坦誠開放時，他們對我的能力與品性十分了解，因此若有合適的工作，上司會優先考慮我，同事對我也十分信任。
以前我在公司和客戶打電話，談話不愉快或談到錢時，會壓低聲音。後來覺得沒有必要，因為這樣，反而引起同事的猜疑，是不是案子出問題、或是和客戶有什麼檯面下的交易等。因此我都明著來，甚至連吵架都不避諱。其實我們辦公室的格局包括主管的都很開放，公司在這樣的文化下，處理事情明快透明，業績一直也都不錯。
其次是尊重。我在辦公室，因為大家知道我是教友，所以對我會有些期待，雖然有壓力，但也很榮幸。我努力以行動扮演好一個教友的角色。我們都知道職場的競爭激烈，彼此常會為利益爭奪而尖銳對立，或同事之間相處有不愉快時，基本上我都會以一種尊重的態度從中協調，有機會我就鼓勵當事人，加強他的自信。同時我也會聆聽雙方的委曲，以抒發當事人內心不滿的情緒，大家好能和平的相處。
總之，我是以行動，而不是用口將耶穌的愛表達出來，而這也是一種福傳。
趙：沒錯，這是最有效的福傳。
圓融的人際關係
保：在職場中，人際關係的處理是門大學問。我講話很直，認為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有時說話會傷到別人，因而造成一些困擾。記得幾年前有次開會，在討論某件事情，當時我的主管說：「我們辦公室裡絕對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立刻發言：「不對，確實有這樣的事，而且我可以證明」。我因為這樣的發言得罪了許多人，而被排斥。因為在我們職場，某些事雖然在法律上沒有錯，但從道德層面卻有瑕疵。我擔心如果不堅守正確的價值觀，而在灰色地帶一點一點地讓步，終會被攻城掠地，白色變成黑的而是非不分了。
當然，即便我說的是對的，我也該考慮用較委婉、對方可以認同的方式去溝通，而讓事情得以順利圓滿。因此我在職場上人際關係的應對、說話的技巧上都有一些學習的空間。
還有，在職場上處理非常棘手的一個問題就是緋聞。我是個家庭觀念很重的教友，如果在辦公室看到同事有緋聞，心裡明白這件事不對。可是有些事不能明講，還得裝不知道，我到底該不該提醒、勸誡當事人，真的讓我左右為難。
陳：剛才講到人際關係，我們醫界不只醫病關係，還有醫醫、醫護之間的關係。因為醫界自我中心比較強，在個人主義風氣盛行下，有時彼此是互不相讓，也互不溝通。還有派系問題也相當嚴重，因為彼此不和，所以不願意把病人交給真正擅長的醫生。所以人際關係在醫界也是需要重視的一環。
緋聞，少碰為妙
至於緋聞，最近某大學的研究室裡，發生一椿因婚外情導致女方跳樓自殺身亡的悲劇。事後，我們討論此事，一致認為當初事情曝光時，周遭的人沒有及時向上報，或去關心，因此釀成悲劇，現在後悔為時已晚。因此奉勸大家，如果身邊有朋友發生這類事情，還是要善盡告知勸誡之責，才不會造成遺憾。
許：以前在我就讀的大專院校，班上有對同學是情侶，後來成為夫妻。不料男方拋棄了女方，另結新歡，對此，我十分不能認同。其實婚姻生活，夫妻爭吵在所難免，但雙方經過冷靜沈澱後，套句老生長談的話，一切都會過去的。
不可諱言，職場上的誘惑相當多，就看我們是否把持得住。我現在在職進修博士學位，我的教授就常耳提面命，以後成為老師，有學生來談事情，一定要在開放的空間。殊不知有些有名望的教授，到了晩年，經不起誘惑，以致於晚節不保，實在可惜！
葛：有關緋聞部分，容我分享一些經驗。我轉到教育界後，十分幸運，遇到很多好同事，彼此會相互提醒、告誡。如教育部非常鼓勵學生找老師請教課業，校方也要求專任教師每週安排固定的Office Hour。由於我任教的學校七成以上是女生，因此同事之間有個不成文的默契，就是絕對不讓學生（不論男生、女生）到研究室來。如果有事，就到系辦公室談。這不是校規，而是為人師長的自我要求，特別是年輕的男老師更要注意。我很慶幸到目前為止這一點我做得很徹底。
之前在進修部教書，學生都是成人，有些女同學較開放，直接向我要手機號碼。如果是導師班，我不會拒絕，但會放低姿態並略帶幽默地加一句話：「我是妻管嚴，拜託，不要害我。」並強調：「有事請打到系辦公室，助教會轉告我」。
另外分享一個和今天主題相關我親身經歷的事件。1996年公司派我到美國西岸採訪剛剛上巿一星期的雅虎創辦人楊致遠先生，我很榮幸是台灣第一個採訪到他的媒體。採訪結束後，正準備打包回台。突然接到公司指派要去訪問，發生在民國73年台北縣螢橋國小被潑灑硫酸最嚴重的官聲彥同學。事發後，他的母親希望兒子有更好的教育，並為避開社會異樣的眼光，千里迢迢地帶著他遠赴美國求學，官同學也非常爭氣，進入名校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UC—Berkley)就讀。這是個非常好的新聞賣點，於是我興緻勃勃地前去採訪。
永遠不想提的歷史傷疤
官同學本身很努力也遇到貴人相助，當時的校長是田長霖先生，他親口告訴我是他親批讓官同學順利入學。所以當我向田校長說明來意，他立刻說：「哦！我認識這位學生，他是我同意他入學的。」他也肯定我千里迢迢從台北到舊金山報導官同學的近況。所以我前半段採訪非常順利，可是後半段，問題來了。我打電話給官同學，他母親回電說：「拜託您，是否可以不要採訪他，我們好不容易才離開台灣，這歷史的傷疤，希望永遠不要再提！」
那時真是讓我左右為難，校長我也採訪了，校園我也拍了，只剩下當事人，我要不要回去交差？後來我和同事到了官同學的宿舍門口等他。我們一到沒多久，他就從宿舍樓上下來，要去交期末報告。就這麼巧，校園這麼大，剛好被我們碰到。
我們一路跟拍他。看著他的身影，我好感動。一個被毁容、雙眼失明的小朋友，已經長這麼高了。而且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帶領，隻身在校園中行走自如，從過馬路、繞行校園、上樓到教授研究室將報告投入，都不需假手他人。他腦袋像裝了一個GPS，已練就一身獨立生存的本領。
當時我好很掙扎，心想我還有必要揭開他歷史的瘡疤嗎？
你知，我知，老天知
交完報告後，他在回宿舍的路上陪我們走了一段路，途中遇到一個亞裔女學生迎面而來，她看到官同學的一剎那突然大叫：「哎喲！」我好難過，很想責怪那個女學生，可是我更自責，因為我可能比她更殘酷，因為台灣兩千三百萬的同胞，將會因我的報導而看到他的面容。當時的官同學卻非常鎮定，繼續往前走。後來他和我們一起在校園的椅凳坐下，他沉默不語，讓我超級尷尬不知該如何是好。好一會兒官才開口說「我要回去了」。他拒絕我陪他走回宿舍的建議，轉身離去。
我目送他的身影，內心是天人交戰，我如果不回去交差，肯定被K死；可是我交了差，這輩子我良心都會不安。
他走之後，我和同事兩人靜坐在角落，默默不語。我不知如何開口，因為如果我們接受了官同學的建議，同事和我就得要合演一齣戯騙台北總公司，我擔心他不同意，於是我用試探的口吻問：「你看怎麼辦？」他說：「傳宇，這個東西我會保留，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老天知道。」
我心裡終於放下一塊大石頭，原來他想的和我一樣，真的是吾道不孤啊！當天稍後官媽媽來電要求我不要播。我坦白以告：「就算您不來電話，我們也已決定不播」，「這是我們的承諾，妳如果不放心，請台灣親友隨時注意x視新聞」。我記得當時還留下姓名以示負責。
多年後，同事和我已離開原先的公司，後來得知官同學和官媽媽回台，為了公益，他們改變了心意，公開接受台灣媒體的訪問。
在另外的場合，我碰到那位同事，我問他：「那個帶子還在嗎？」他說：「還在。」我告訴他：「這是我們一輩子共同的回憶，你要留下來。」我很感謝這位同事的體諒與合作，當年我們沒有做獨家的報導，可是這卻是我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一件事。我沒有完成採訪任務，雖然犧牲了職場倫理，但成全了我的信仰、我的良心。
結論
保：從小就活在天主的氛圍裡，讓我深感幸運。也因此在職場上碰到困難或狀況時，我明白該知所取捨與拿捏。今日的社會愈來愈多元，很多地方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許多灰色地帶。但是只要心中有信仰，靠著祈禱與告解，我們會有更適當的抉擇與方向。
許：我們都不孤單，因為有天主相伴。未來我願以開放與尊重的人生態度做為我行為的準則，並且持之以恆，相信這樣，生命會活得更豐富、更有意義。
陳：今天很榮幸與諸位在此探討職場倫理的議題，本人相當受用。醫學倫理雖然在醫界相當受到重視，但是實際執行上，則多流於以管理的方式運作，因此造成參與者與施教者都相應不理。
所以我認為《見證月刊》這一次的主題可以幫助社會大眾更重視彼此的溝通，也把信仰帶入我們共同面對的議題。在此邀請大家有任何問題可與見證月刊保持聯繫，也期待貴刊後續再做追踪的系列報導。
趙：謝謝陳醫師的建議，也希望大家能繼續給我們支持與鼓勵。如果讀友有任何問題要請教諸位來賓，我們也很樂意代為轉達。
葛：謝謝《見證月刊》的邀約讓我有機會重新反省自己。最後用一個小例子作小結。
這是前幾天才發生的事情。十幾年前我在採訪過程中得曾到一位長輩的教誨：「人生之路要學習雪中送炭，不要錦上添花。」他是現任花蓮縣長謝深山先生。我一生謹遵教訓。幾天前主動邀請扁政府時代的一位要員聊聊天，單純為他加油打氣。談話中，他表示非常後悔成為貪腐集團共犯結構的一分子……。可能有人會認為他已經享受了八年，怎麼早不反省？到現在才後悔。我卻不這麼想，我認為他終於回應了自己良心的召喚。
相談數小時，前半段我靜靜的聆聽他的告白與痛苦掙扎，後半段是我和他分享我從媒體轉行之後，近年來在帶領大學生投入國內外志工之服務學習心得。沒想到他說，等到這些事告一段落後，要推動生態環保和永續家園的公益活動。
當他肯定我的職涯轉型之時，我也趁機鼓勵他說：「你有人脈、資源，趁著大家還沒有忘記你的時候，投入公益，終會改變別人對你的負面印象，因為時間會證明一切。」很高興他有這個利他理念，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化為實際的行動。
願藉這個故事自我勉勵，也許我在他的位置更是不堪，就好像東西在洗衣機裡，捲著捲著就捲進去了。而我們在這樣坦誠的交談中，有一些共鳴，未嘗不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今天有機會在此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也聆聽在座專業人士的剖析告白，收穫很多。謝謝大家。
趙：謝謝諸位這麼生動的分享。從談話中，可以看到生命有一個軸心。我們也是因同一信仰而在此相聚，分享自己在不同場域的經驗。我們共同深信的這個永恆不變的生命軸心，會繼續吸引大家在生活的旅程上朝正確的方向追尋與邁進！
是祂安慰了我
許嘉雄（以下簡稱許）：我很慶幸能在一家對社會滿有責任感與認同感的集團中工作。這個集團給我們的任務是：對客戶的需要一定要做到，甚至要超出他的需求，這樣的理念使我們在思考工作的時候，就會往正向的理路去思索。
可是有時難免會因為其他諸如時間的急迫、或成本的擠壓、時空的轉換等因素，違背了當初應有的原則，作了一些調整和改變，以免造成對成本的過度消耗等。但，這時，一方面違背了自己原有的理念，另方面也造成與業主剛接案時的約定無法完全一致。而身為基督信友，往往對自己會放一很嚴謹的尺度，尤其我的個性又偏保守，因此這類情況對我會有極大的壓力。雖然有時當下不會馬上有感覺，但回到家、捫心自問時，往往會很自責，後悔為什麼要那樣處理。但後來去看，其實，因為我們的尺度已比別人高些，標準也大些……但這部分還是會滿掙扎的。
為了使自己平復，我會對自己說：這個案子我已付出整個心力，對業主也是以更利他和更關心的角度去處理。這部分雖然不是我當初的預期，但我當時的作法已經較一般的處理方式優質許多。同時感覺到天主也慢慢的原諒了我，甚至會去辦辦告解！這個部分是真的不容易，而且老實說：去辦告解壓力也滿大的！也因為有這樣的壓力，就警告我不能作太多這樣的事。這是在公司對外業務上的困擾。
另外在公司內部同仁之間的往來互動等，也是會有些需要面對的難題。在一個競爭激烈的職場中，尤其現在無論是職能或智能需求都頗大，而且領域也十分龐大，有時為了要超越他人，不得不作些抉擇與取捨，才能嶄露頭角，領先他人，而這種作為對教友而言，還真的好掙扎！
我在目前這個公司已待了九年，我是屬於不太會與人有正面衝突的人，通常我在表面看起來是個還算溫和斯文、似乎與世無爭的人。但往往在夜深人靜、捫心自問時，或與天主作私下的對話時，常常是祂安慰了我，使我獲得力量，讓我能在明天來臨時，可以繼續往前走。
通常我們在與別人競爭時，身為基督徒較不會與他人作利益上的競逐，即便偶有衝突，我也會讓給他，不和他作正面的交鋒，這在當下似乎略遜一籌，但後來卻往往從他人處得知對我的稱許，且在很多地方會支持我，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但，這個部分讓我在公司作起來還滿順利的。
雖然我已在公司工作九年，職務不高，但收穫不少，例如我累積的人脈、以及公司長官對我的關照與愛護，很多客戶後來也變成了朋友，這些都是天主給我的許多白白得來的恩典。雖然這對我將來會有何好處？馬上還看不出來，但我覺得這對社會、對周圍的場域會是很正面的效應。這是我一些小小的經驗分享。
沒有標準答案的醫學倫理
陳正昱（以下簡稱陳）：我想用較輕鬆的心情來談今天這個嚴肅的議題，我面對的是醫療工作，所以把重點放在這部分的倫理議題上，至於升遷、利益糾葛等，就留給各位發表高見。
首先請教各位：倫理議題有沒有答案？如果沒有，那我們可以散會了；如果有，我們也不需要座談，大家去讀讀「倫理聖經」就好了。再更深入到醫學領域，以醫界的應考技巧來說，醫學是沒有絕對的，何況是醫學倫理，那就更複雜了。不過醫學倫理也不是沒有答案，只是沒有標準答案。現在就以我親身看到或經歷的例子來談談醫學倫理的四項原則：
第一是「病患自主」原則。在我擔任小兒加護病房實習醫師時，遇見一個早產女嬰，體重1100公克，她一出生就面臨了「是否維持或放棄生命」的抉擇。按目前的醫學技術，用保溫箱妥善予以照護，她的存活機率不低，約有80%。只是照護過程，不敢保證她絕對健康，因為發生後遺症的機率大約也有60%，包括腦部、肺部呼吸功能、或視力影響等等。此外，照護所需的醫療費用並不低，約需40萬元。經過解釋說明後，家長的決定是傾向放棄。
身為基督信徒，這種狀況，不但是個學習的機會，也帶來很多的省思。這個議題，醫生有醫生的原則和心理背景；病人也有病人的個別狀況，兩方權衡結果就會產生一些衝突。
醫界雖注重「病患自主」，但不是每個病患都有自主能力，像這個早產兒就是，所以她必須有法定代理人幫忙做決定，而法定代理人真的可以幫她做決定嗎？這個困境，我們只能在兩難中，選擇勉強可以接受的方式，最後仍由家長決定出院，簽寫切結書，一切後果自行負責。
第二是「無害」原則。記得我還是住院醫師時，一位血液科病房的病人，因有嚴重出血傾向而住院，懷疑可能是血友病。在醫學中心，對於罕見疾病者，需要很多的檢驗，而一個血液疾病的病患，要取得大量的血液並不容易。當天，實習醫師看到一大把的空試管，嚇住了。通常抽血是從手臂的靜脈處抽取，實習醫師試了幾針，無法抽到需要的血量，於是回頭求助住院醫師。
這位住院醫師因為經驗多，知道除了靜脈外，還可以抽動脈血，但是抽完後，必須按壓針孔處10分鐘以上，尤其是出血傾向嚴重的病患，需要按壓更久，或使用加壓帶包裹半天左右。但是這位住院醫師工作繁忙，沒有注意到這部分。
不同於抽取靜脈血的是，抽取動脈血時針頭必須垂直插入，所以抽血過程中，病患也覺得與往常不同，感到非常疑惑，而且很痛，又一直在冒血。結果經過半天後，病患的手臂竟腫得像大腿一樣粗，手臂內的軟組織受也到壓迫壞死，整個手臂必須切開來做清創。最後這隻手臂花了500萬元，才算保住。
這是醫界十分重視的「無害原則」：即任何的醫療步驟，要優先考慮不傷害病人的身體，再研究療效。無害訴求也同樣應用在醫學研究上，譬如我們需要抽取正常人的血時，應先抽取自己的血，而當需要很多不同型態的血時，才考慮是否請別人來捐血。
第三是「行善」原則。這件個案發生在急診室裡，一個百歲人瑞突然昏迷、呼吸衰竭，急診室以最快的速度做出腦出血的診斷，但即使是插上呼吸器，也很可能成為植物人，在這種情況下，急診室第一線的醫師是否要急救？或以最積極的方式來急救？
這碰到醫學倫理的「行善」原則，就是要站在幫助病人的角度，也就是以最積極的方式來幫助病人，所以即使病患非常高壽，還是要以能夠盡量延長他的生命為原則。因發言時間關係，先拋出以上三個議題，讓大家去思考醫學倫理是多麼複雜！
做對客戶有利的事
保祿（以下簡稱保）：我的工作性質較多偏向業務，目前從事保險業務也有14年了。大學時，我讀的是企管，畢業後接受資策會半年的電腦訓練，然後進入一家電腦公司。當初面談時，主管認為我只有半年的電腦訓練不夠，但我有市場行銷方面的概念，所以希望我從事業務工作，負責公家機關和軍方的標案。我當初涉世不深，經手標案後，才發現業務單位非常有學問，例如，圍標這回事，因為公家機關的標案都很大，會有好幾家廠商一同競標，可是大家的條件都差不多，卻偏偏是某家廠商得標，原來大家事先已經搓好湯圓了。
我非常不能適應這樣的文化，生意一定要這樣做嗎？難道使用者買方一定要被這樣牽著鼻子走嗎？後來發現人際之間的關係才更複雜，有些人是白天上班，有些人是晚上上班（交際應酬）。當時就有一個公家機關上億元的電腦標案，我認為很有把握，因為在技術層面上，我們可以解決對方的問題，可是開標時，完全傻了眼，所有的技術規格是我提供的，卻是另一家廠商得標。對我來說，當時受到很大的衝擊。
後來在軍方，也遇到別人要我做些檯面下的事情。我想，如果這樣才能做業務，我會非常不開心，也不喜歡。那是將近20年前的事了，後來我離開職場去唸書，希望將來能回到使用者的事業單位，好多做些把關的工作。
去美國唸完碩士，回到台灣，運氣很好，透過青輔會推薦，進了公家機關工作。當時所在的公家機關正進行業務電腦化，很需要電腦人才，我有幸參與其中貢獻所學。期間常常需要接觸廠商，開心的是，我們小組的人員大多是從海外回來，都很希望為國家做事，所以在把關部分非常嚴謹，甚至深入技術面的了解，讓廠商無法做太多文章，有時難免會得罪人，但這些都是很好的經驗。
之後，我因緣際會到了私人機構，進入保險業。在這個職場裡，確實也有天人交戰的地方，譬如早期銷售保險時，為了業績，業界有人會有退佣的違法行為。雖然案子容易成交，客戶以為賺到便宜，卻也造成業務員因收入受到很大的影響，無法提供客戶長期良好的服務。從事業務工作，每天都有業績壓力，每天都從零開始，所以做不做退佣的事情，好讓案子容易進來？或是做了這樣的事，不但違法，而且傷害了自己與客戶長期服務的品質？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
另外，我也碰到與別家公司業務員，或與自己同事之間，發生客戶競爭的衝突問題。有些積極的人，只要對自己有利，就不計一切地去爭取任一客戶。開始時，我非常氣憤，後來想：身為基督信徒，要活出基督的精神，要為基督發光發熱，作地上的鹽和光，讓人知道我用專業的態度做該做的事，做對客戶有利的事，而不去搶案子，這樣也可以在這個行業裡生存得很好啊！
再者，客戶買保單都需要瞭解其身體健康狀況以便核保，若有既往病史，核保結果可能被除外、加費、甚至被拒保，這時心裡就會有掙扎：到底要不要告知？於私當然希望客戶能有很好的保障，以標準體之保費承保；但在風險公平性的原則下，隱瞞病史是不對、不公平的。而且以隱瞞告知的方式投保，日後若被保險公司發現了，也可能是不予理賠的。所以我們必須提醒客戶要誠實告知。
最後分享我最深刻的一次掙扎經驗：去年三月我處理兩個客戶的死亡理賠，是一對母子因一氧化碳中毒意外身亡，經警方事故調查：疑因天冷洗澡門窗緊閉，空氣不流通導致意外。母親保單的受益人是兒子及姐姐，兒子同時過逝，當然就理賠給姐姐，但兒子的保單問題來了，他的受益人只寫母親，可是母親同時過逝了，理賠的對象按照法律的規定是兒子的父親，但棘手的是：這是一個單親家庭，當時兩夫妻在關係極度惡劣的情況下離婚，從此不相往來，家屬極度反對理賠給他，甚至要求我及公司不能聯絡他，而應將理賠金直接給家屬。坦白說於私我瞭解客戶的家庭狀況，我很想幫家屬，但於公我又必須依法通知受益人，儘快辦妥理賠，該怎麼做才是圓滿？內心真是充滿掙扎，我只能祈求天主給我智慧。其間經過好幾次的溝通，包括法律問題的討論，兩個月後家屬終於同意與孩子的父親當面協調，讓我順利辦完理賠，事情終於圓滿落幕。因這件理賠也讓我更加提醒客戶慎重思考受益人的安排。
從事業務工作，當然希望有業績，公司也會要求，可是這些人性的掙扎，在在考驗著我，提醒我該怎麼做，才能走得長、且走得久。
期待吃得下、睡得著
葛傳宇（以下簡稱葛）：我們每個人的工作場合，或多或少都碰到過矛盾的、天人交戰的時刻，而怎麼樣選擇，是非常困難的。今天我想先做點回應，這樣或能更激發一些火花，在此先提出過去工作職場上的兩個例子：
首先回應職場上回扣的問題，這和我學術研究的主題有關。好久以前，有兩年的時間，我被派到台中工作。台中是我的故鄉，那裡有我自己的人脈、朋友和親戚，甚至還有人鼓勵我出來選舉。
記得有一次，和當地某位行政首長吃飯，我們坐在日本餐廳的小桌前，面對面、四下無人時，我很感慨地問他：「X長，您覺不覺得附近這個重劃區，每條路到了某一個地方，就彎過來了。這是重劃區，馬路應該是要又寬又直，像棋盤式的……」我婉轉地講著。他聽了後，面帶微笑，表情卻是不以為然，好像覺得我不夠世故，他的回應是：「傳宇，你太年輕了。」那時，覺得好受傷，雖然我年輕，自覺有正義感，可是我又沒有辦法改變什麼。在這當中，每個行業都有它的行規，而這些行規似乎又都超越了我們的良知。
第二個例子也是好久以前了。我曾在台北某大學兼課，一般來說，教育工作跟信仰是比較沒有衝突的，因為都是勸人向善，我沒有預期到學校兼課，會發生人命關天的掙扎，而我卻沒有勇氣改變這個現象，讓我不自覺的也成了道德上共犯結構的一份子。
記得那一年除夕夜，我開著車子繞著台中港區，四下無人、感覺好輕鬆。突然收音機播出某家航空公司發生空難的消息，機組人員全部罹難，接著一一唸出罹難者的姓名，唸到其中一位空服員姓名時，我整個人傻住了，因為她是我的學生。
會對她特別有印象，是因為她個子非常高，非常漂亮、可愛，班上的男生都圍著她轉。那年她是畢業班，期末考時，坐在她前後、左右的男生，通通把答案給她抄，所以有五份答案卷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於是，我將這五個人的考卷都摺了個小耳朵，也在思考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信仰告訴我，應該要給學生一個機會；可是職場倫理上，我若給了他們五個人機會，對其他沒有作弊的同學也不公平，於是我陷入天人交戰，也給自己很多藉口：我只是兼任老師何必那麼認真？而且是畢業班了，何況上天有好生之德？最後我告訴自己：其他同學如果成績不太差，我就給五個人都勉強及格，其他同學當然是要高於這個「基本分」了。
我用這樣的方式，解決自己內心的矛盾。當我發下考卷時，這位女同學穿著高跟鞋，叩叩叩跑到教室前面來，把考卷丟在講桌上說：「老師，為什麼給我63分，我考得這麼好！」我說：「妳跟前後左右的男同學，每人考卷都被我摺了痕跡，妳應該知道為什麼。」她聽了後，很不服氣，拿起考卷，叩叩叩又走回去了。
這件事雖然沒人請託我，但我覺得我還是做了勉強可以接受的一種選擇，就因這樣，她拿到畢業證書，也順利當了空服員，可是她的生命，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消失了。雖然她的殞落是出於空難，但是……總覺得如果當初把她留下來了……，今天或許……。雖然旁人認為我不必如此過度解讀，畢竟空難是是天候或是機械問題，但我一直覺得對她有某種程度上的良心譴責。
再談另外一個問題，我是做貪污研究的，但常跟人說是反貪污研究，因為不想引起誤會。其實貪污的問題各國皆然，只是情節嚴重或輕微而已，如果我們擴大來解釋，回扣或是接受禮物是不是貪污？即使沒有對價關係，也算是貪污。所以這是社會問題，不單純只是法律問題。
做研究時，我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在台灣司法界的審判實務上，對於貪污罪一旦起訴之後，定罪率不高。亦即在起訴後的一審就算被判刑，但是隨著審級越高，確定有罪判決就越少。後來有機會請教行家，一個同業轉述其法官同學的話：很簡單，貪污沒有被害人，所以沒有被害人家屬的抗議問題，而新聞事件常是三分鐘熱度，在起訴和一審判決時，社會會關注，媒體會關注，大家都會注意，司法人員受到社會輿論壓力大，形成有效的制衡與監督。然而隨著時間演變，大家淡化後，貪污因沒有被害人，所以審級越高，時間拖得越久，大家就越淡忘，等大家忘得差不多了，就有上下其手的機會。我們可以說是人謀不贓，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制度問題。
我們常講貪污是不道德的，貪污可以影響整個國家發展，可是為什麼有人願意鋌而走險，前仆後繼去拿錢？這就牽涉到制度問題，制度是我們要去改變的，當然也有些是沒有辦法用制度來解釋的，譬如，一年能拿到國家數千萬禮遇的卸任元首，還是照樣A錢。當初設計禮遇制度，就是期待掌握國家機器的人，因為退休時有終身禮遇，在位時不要亂搞。
嚴格來講，民主制度對總統禮遇的設計，其實是非常封建的。畢竟靠選票的公職人員是有任期的，憑什麼要禮遇一輩子？但是這種制度在美國行之有年，他們寧可多付些小錢，希望總統不要A大錢，但這套制度搬到台灣來，至少目前看不出成效。我覺得問題是，在建立制度過程中，沒有考慮本土文化的問題，說不定給再多的禮遇，也許兩億、廿億還都看不在眼裡，這我還找不出真正的原因，不宜以人性本貪驟下結論。
在此分享了個人在工作職場和信仰上的衝突，有過去教學的實際經歷，再大到卸任國家元首的禮遇制度，雖然我們的答案無解，但不論是教友或非教友，還是有一個可以共同適用的標準，那就是：你晚上睡得著覺嗎？你的良心在哪裡？只要這樣捫心自問，就可以了。謝謝！
趙：請教葛教授一個假設題：如果有一天你當上中華民國總統，也知道有國務機要費、特殊禮遇……等等，而你是一個希望以良心度日的人，你會怎麼做呢？
選擇留名，不A錢
葛：我曾用簡單公式算過，卸任總統年薪加年終獎金之年收入6,241,050元。假設元首卸任後再活二十年，大概可以領到一億三千萬元新台幣左右，甚至更多，因為如果再出去做個演講，像柯林頓卸任後全球走透透，一場演講二十萬美金，但前提是要留有美名。
所以在一般正常的、理性的選擇之下，我是總統的話，我會選擇留名，不要在任內A錢，而這也是禮遇制度設計的原始用意，並非台灣獨有，全世界大部分民主國家都有這樣的禮遇設計。
在經濟學上，這是一個交易成本和機會成本的問題。所謂交易成本，是指除了固定生產成本外，還有搜尋、締約、以及監督執行等三類加總的成本。交易成本不是一般生產成本可以算得出來的。搜尋、締約、和執行成本，在現代社會最關鍵的是執行（法）成本，也就是說，一個政府官員敢不敢A錢，不是他的地位高或低，而是他被抓到的風險有多大。即使官再小，如果被抓到的風險很大，是小錢也不敢A，因為A了小錢，沒了退休金，還要坐牢，職位沒了，家也沒了……這樣的情況，有一萬元擺他抽屜裡，他也不會要的。
三、四十年前的台灣各地派出所，靠山吃山情況很普遍。轄區內有業者按月「奉獻或樂捐」，所內每個人都要分杯羮，你若不拿，就變成害群之馬，反而要被淘汰的。這情況，就是交易成本決定了社會貪官的多寡。可惜我們台灣社會，過去在設計制度上，表面看來執法成本很高，實際上因為選擇性執法的不公平，造成執法者誤以為有權在手就可以做無本生意，這就造成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大家一起貪，上下交相貪，所謂「上下交征利」。所以說，交易成本才是真正決定貪腐或清廉的因素，並不是生產成本。這是我簡單的心得分享。
社會資源有效分配
陳：醫學倫理有四大原則，前面提到三個「自主」、「無害」、「行善」，現在再補充第四個：正義原則，往往發生與此有關的事情多是在重症病人身上。因為重病需要的醫療資源相對較多，而健保這塊大餅的資源十分有限，因此無法無限上綱的提供所需，必須有所限制。於是健保會訂出一些客觀標準，例如在加護病房廿一天，病情穩定，就必須轉出到普通病房；還有一些使用呼吸器的規範等。
通常我們面對這樣的問題，都會站在對病患和家屬有利的立場，與他們溝通。我們會向他們解釋：現在病患的病情已獲控制，可以離開加護病房，而且加護病房是病菌的淵藪，久待此地，會增加感染的機會；同時，我們也會確保如果病人的病情有任何狀況，必會以他的醫療照顧為第一優先，而不會考量醫療成本。在這樣的說明下，多半他們都會願意配合。
剛才談到呼吸器的使用，我曾在醫療中心看到一些奇怪的現象。有些病人在外面小型的呼吸照護病房使用呼吸器，長達十多年。事實上，他可以不用呼吸器，但該醫院之所以使用，是因為病人使用，醫院可申請給付，病人也可繼續留院。
當這位病人病情嚴重，轉到我們醫學中心的加護病房，經過兩個禮拜妥善的治療後，病況已趨穩定，呼吸器順利脫離。此時，病患家屬不但不感激，反而控告我們，為什麼將病人的呼吸器脫離，害得病人無法回到原先的小型醫院，卻必須回到家中。因為這樣，除了得花費一筆看護費外，還有家屬與病患往返醫院的舟車勞頓與交通費用的開銷等。雖然這件事醫生站得住腳，但與病患之間會有衝突。這已不只是倫理議題，也是社會資源是否有效分配的問題。
視病如親
總之，上述談到醫療倫理的衝突，我們最擔心醫病之間產生誤會。我個人認為這些誤會可以避免，最好的方法就是醫生的態度，包括說話的口氣、表情、肢體動作等，儘量讓病患和家屬感受到我們的善意與誠意，相信在有效的溝通下，可進一步為他們做最適宜的判斷，待下了決定，就該付諸行動。而在這個過程中，還是要回到信仰。
天主教的教導有兩個重要原則，一是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一是愛人如己。我個人將「愛人如己」用在醫療上具體的行動就是不斷地溝通，也就是去了解對方的問題所在，然後幫他做最妥適的抉擇，並付諸行動。之後，再回到「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來作反省。
許：聽到陳醫師的談話，令人敬佩。想想自己的工作職場，要承行天主的旨意就相當不容易了，而且我們做錯了大不了重新來過。可是醫生牽涉的是生命，每一個決定都不能等閒視之，真的是困難重重。
我分享一個自己的經驗。我的工作要私底下抽取利潤很容易，因為我們的工程都是自己設計、發包。有一次是個高雄的案子，其中廢棄物的處理有一筆不小的利潤，因為在高雄天高皇帝遠，誰也管不着，因此在場的幾位工程師和公關講好大家平分這筆款項。起初我表示不要，可是我是新人，怕被排擠，內心十分掙扎。後來我表面上同意，心想拿到錢後要立刻捐給教會，留在高雄那幾天，我每天都忐忑不安，直到回到台北，將錢投入教會奉獻箱的那一刻，心中的重擔才算卸下，心情豁然開朗，像是剛辦完了告解那般輕鬆自在。
後來，我告訴自己不能再做違反職場倫理的事了。在這過程中，也有一些起伏，在設計界工作愈久，對職場倫理認識的愈多，剛開始會有許多的掙扎，可是時日越久，只要有心願意堅持做對的事，特別是這幾個月，就會愈來愈發現自己更加自由，知道如何做抉擇，內心的掙扎糾葛自然就減輕多了。
開放與尊重
最後，我要強調在職場上開放與尊重的態度十分重要。因為我愈開放透明，別人對我愈清楚，就不會有太多的猜疑。以前的我不是如此，總覺得為什麼要把自己敞開，讓別人知道自己太多的隱密。在當完兵接觸教會後，我才慢慢轉變。
這幾年在職場上，我發現開放自己還挺受用的。為什麼這樣說？因為當我不論在交談或行事上，對同事、上司都很坦誠開放時，他們對我的能力與品性十分了解，因此若有合適的工作，上司會優先考慮我，同事對我也十分信任。
以前我在公司和客戶打電話，談話不愉快或談到錢時，會壓低聲音。後來覺得沒有必要，因為這樣，反而引起同事的猜疑，是不是案子出問題、或是和客戶有什麼檯面下的交易等。因此我都明著來，甚至連吵架都不避諱。其實我們辦公室的格局包括主管的都很開放，公司在這樣的文化下，處理事情明快透明，業績一直也都不錯。
其次是尊重。我在辦公室，因為大家知道我是教友，所以對我會有些期待，雖然有壓力，但也很榮幸。我努力以行動扮演好一個教友的角色。我們都知道職場的競爭激烈，彼此常會為利益爭奪而尖銳對立，或同事之間相處有不愉快時，基本上我都會以一種尊重的態度從中協調，有機會我就鼓勵當事人，加強他的自信。同時我也會聆聽雙方的委曲，以抒發當事人內心不滿的情緒，大家好能和平的相處。
總之，我是以行動，而不是用口將耶穌的愛表達出來，而這也是一種福傳。
趙：沒錯，這是最有效的福傳。
圓融的人際關係
保：在職場中，人際關係的處理是門大學問。我講話很直，認為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有時說話會傷到別人，因而造成一些困擾。記得幾年前有次開會，在討論某件事情，當時我的主管說：「我們辦公室裡絕對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立刻發言：「不對，確實有這樣的事，而且我可以證明」。我因為這樣的發言得罪了許多人，而被排斥。因為在我們職場，某些事雖然在法律上沒有錯，但從道德層面卻有瑕疵。我擔心如果不堅守正確的價值觀，而在灰色地帶一點一點地讓步，終會被攻城掠地，白色變成黑的而是非不分了。
當然，即便我說的是對的，我也該考慮用較委婉、對方可以認同的方式去溝通，而讓事情得以順利圓滿。因此我在職場上人際關係的應對、說話的技巧上都有一些學習的空間。
還有，在職場上處理非常棘手的一個問題就是緋聞。我是個家庭觀念很重的教友，如果在辦公室看到同事有緋聞，心裡明白這件事不對。可是有些事不能明講，還得裝不知道，我到底該不該提醒、勸誡當事人，真的讓我左右為難。
陳：剛才講到人際關係，我們醫界不只醫病關係，還有醫醫、醫護之間的關係。因為醫界自我中心比較強，在個人主義風氣盛行下，有時彼此是互不相讓，也互不溝通。還有派系問題也相當嚴重，因為彼此不和，所以不願意把病人交給真正擅長的醫生。所以人際關係在醫界也是需要重視的一環。
緋聞，少碰為妙
至於緋聞，最近某大學的研究室裡，發生一椿因婚外情導致女方跳樓自殺身亡的悲劇。事後，我們討論此事，一致認為當初事情曝光時，周遭的人沒有及時向上報，或去關心，因此釀成悲劇，現在後悔為時已晚。因此奉勸大家，如果身邊有朋友發生這類事情，還是要善盡告知勸誡之責，才不會造成遺憾。
許：以前在我就讀的大專院校，班上有對同學是情侶，後來成為夫妻。不料男方拋棄了女方，另結新歡，對此，我十分不能認同。其實婚姻生活，夫妻爭吵在所難免，但雙方經過冷靜沈澱後，套句老生長談的話，一切都會過去的。
不可諱言，職場上的誘惑相當多，就看我們是否把持得住。我現在在職進修博士學位，我的教授就常耳提面命，以後成為老師，有學生來談事情，一定要在開放的空間。殊不知有些有名望的教授，到了晩年，經不起誘惑，以致於晚節不保，實在可惜！
葛：有關緋聞部分，容我分享一些經驗。我轉到教育界後，十分幸運，遇到很多好同事，彼此會相互提醒、告誡。如教育部非常鼓勵學生找老師請教課業，校方也要求專任教師每週安排固定的Office Hour。由於我任教的學校七成以上是女生，因此同事之間有個不成文的默契，就是絕對不讓學生（不論男生、女生）到研究室來。如果有事，就到系辦公室談。這不是校規，而是為人師長的自我要求，特別是年輕的男老師更要注意。我很慶幸到目前為止這一點我做得很徹底。
之前在進修部教書，學生都是成人，有些女同學較開放，直接向我要手機號碼。如果是導師班，我不會拒絕，但會放低姿態並略帶幽默地加一句話：「我是妻管嚴，拜託，不要害我。」並強調：「有事請打到系辦公室，助教會轉告我」。
另外分享一個和今天主題相關我親身經歷的事件。1996年公司派我到美國西岸採訪剛剛上巿一星期的雅虎創辦人楊致遠先生，我很榮幸是台灣第一個採訪到他的媒體。採訪結束後，正準備打包回台。突然接到公司指派要去訪問，發生在民國73年台北縣螢橋國小被潑灑硫酸最嚴重的官聲彥同學。事發後，他的母親希望兒子有更好的教育，並為避開社會異樣的眼光，千里迢迢地帶著他遠赴美國求學，官同學也非常爭氣，進入名校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UC—Berkley)就讀。這是個非常好的新聞賣點，於是我興緻勃勃地前去採訪。
永遠不想提的歷史傷疤
官同學本身很努力也遇到貴人相助，當時的校長是田長霖先生，他親口告訴我是他親批讓官同學順利入學。所以當我向田校長說明來意，他立刻說：「哦！我認識這位學生，他是我同意他入學的。」他也肯定我千里迢迢從台北到舊金山報導官同學的近況。所以我前半段採訪非常順利，可是後半段，問題來了。我打電話給官同學，他母親回電說：「拜託您，是否可以不要採訪他，我們好不容易才離開台灣，這歷史的傷疤，希望永遠不要再提！」
那時真是讓我左右為難，校長我也採訪了，校園我也拍了，只剩下當事人，我要不要回去交差？後來我和同事到了官同學的宿舍門口等他。我們一到沒多久，他就從宿舍樓上下來，要去交期末報告。就這麼巧，校園這麼大，剛好被我們碰到。
我們一路跟拍他。看著他的身影，我好感動。一個被毁容、雙眼失明的小朋友，已經長這麼高了。而且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帶領，隻身在校園中行走自如，從過馬路、繞行校園、上樓到教授研究室將報告投入，都不需假手他人。他腦袋像裝了一個GPS，已練就一身獨立生存的本領。
當時我好很掙扎，心想我還有必要揭開他歷史的瘡疤嗎？
你知，我知，老天知
交完報告後，他在回宿舍的路上陪我們走了一段路，途中遇到一個亞裔女學生迎面而來，她看到官同學的一剎那突然大叫：「哎喲！」我好難過，很想責怪那個女學生，可是我更自責，因為我可能比她更殘酷，因為台灣兩千三百萬的同胞，將會因我的報導而看到他的面容。當時的官同學卻非常鎮定，繼續往前走。後來他和我們一起在校園的椅凳坐下，他沉默不語，讓我超級尷尬不知該如何是好。好一會兒官才開口說「我要回去了」。他拒絕我陪他走回宿舍的建議，轉身離去。
我目送他的身影，內心是天人交戰，我如果不回去交差，肯定被K死；可是我交了差，這輩子我良心都會不安。
他走之後，我和同事兩人靜坐在角落，默默不語。我不知如何開口，因為如果我們接受了官同學的建議，同事和我就得要合演一齣戯騙台北總公司，我擔心他不同意，於是我用試探的口吻問：「你看怎麼辦？」他說：「傳宇，這個東西我會保留，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老天知道。」
我心裡終於放下一塊大石頭，原來他想的和我一樣，真的是吾道不孤啊！當天稍後官媽媽來電要求我不要播。我坦白以告：「就算您不來電話，我們也已決定不播」，「這是我們的承諾，妳如果不放心，請台灣親友隨時注意x視新聞」。我記得當時還留下姓名以示負責。
多年後，同事和我已離開原先的公司，後來得知官同學和官媽媽回台，為了公益，他們改變了心意，公開接受台灣媒體的訪問。
在另外的場合，我碰到那位同事，我問他：「那個帶子還在嗎？」他說：「還在。」我告訴他：「這是我們一輩子共同的回憶，你要留下來。」我很感謝這位同事的體諒與合作，當年我們沒有做獨家的報導，可是這卻是我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一件事。我沒有完成採訪任務，雖然犧牲了職場倫理，但成全了我的信仰、我的良心。
結論
保：從小就活在天主的氛圍裡，讓我深感幸運。也因此在職場上碰到困難或狀況時，我明白該知所取捨與拿捏。今日的社會愈來愈多元，很多地方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許多灰色地帶。但是只要心中有信仰，靠著祈禱與告解，我們會有更適當的抉擇與方向。
許：我們都不孤單，因為有天主相伴。未來我願以開放與尊重的人生態度做為我行為的準則，並且持之以恆，相信這樣，生命會活得更豐富、更有意義。
陳：今天很榮幸與諸位在此探討職場倫理的議題，本人相當受用。醫學倫理雖然在醫界相當受到重視，但是實際執行上，則多流於以管理的方式運作，因此造成參與者與施教者都相應不理。
所以我認為《見證月刊》這一次的主題可以幫助社會大眾更重視彼此的溝通，也把信仰帶入我們共同面對的議題。在此邀請大家有任何問題可與見證月刊保持聯繫，也期待貴刊後續再做追踪的系列報導。
趙：謝謝陳醫師的建議，也希望大家能繼續給我們支持與鼓勵。如果讀友有任何問題要請教諸位來賓，我們也很樂意代為轉達。
葛：謝謝《見證月刊》的邀約讓我有機會重新反省自己。最後用一個小例子作小結。
這是前幾天才發生的事情。十幾年前我在採訪過程中得曾到一位長輩的教誨：「人生之路要學習雪中送炭，不要錦上添花。」他是現任花蓮縣長謝深山先生。我一生謹遵教訓。幾天前主動邀請扁政府時代的一位要員聊聊天，單純為他加油打氣。談話中，他表示非常後悔成為貪腐集團共犯結構的一分子……。可能有人會認為他已經享受了八年，怎麼早不反省？到現在才後悔。我卻不這麼想，我認為他終於回應了自己良心的召喚。
相談數小時，前半段我靜靜的聆聽他的告白與痛苦掙扎，後半段是我和他分享我從媒體轉行之後，近年來在帶領大學生投入國內外志工之服務學習心得。沒想到他說，等到這些事告一段落後，要推動生態環保和永續家園的公益活動。
當他肯定我的職涯轉型之時，我也趁機鼓勵他說：「你有人脈、資源，趁著大家還沒有忘記你的時候，投入公益，終會改變別人對你的負面印象，因為時間會證明一切。」很高興他有這個利他理念，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化為實際的行動。
願藉這個故事自我勉勵，也許我在他的位置更是不堪，就好像東西在洗衣機裡，捲著捲著就捲進去了。而我們在這樣坦誠的交談中，有一些共鳴，未嘗不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今天有機會在此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也聆聽在座專業人士的剖析告白，收穫很多。謝謝大家。
趙：謝謝諸位這麼生動的分享。從談話中，可以看到生命有一個軸心。我們也是因同一信仰而在此相聚，分享自己在不同場域的經驗。我們共同深信的這個永恆不變的生命軸心，會繼續吸引大家在生活的旅程上朝正確的方向追尋與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