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達
保祿年看保祿的福傳精神
全球教會於今年六月二十八日開始慶祝保祿年。聖保祿一生充滿傳奇，既是一位福傳大師、也是一位真理大師。若沒有他的福傳熱誠，初期教會團體很難走出猶太文化區域，而躍上世界舞台，成為世界性的宗教；同樣，若沒有他在信仰教義與真理上的沉思與建構，初期基督徒信仰系統的建立，或許還得延後許久。
保祿的貢獻如此卓著，也難怪一些歷史學者認為，他才是基督宗教的真正建立人。保祿一生生命的傳奇性，可以從他在福傳工作上所散發出的能量，與思想造詣的關係來看，二者在他的生命中相輔相成，且達至相互融合、輝映的境界，足以讓每位基督徒一生品嘗。
一般來說，終生獻身於向外邦福傳的工作者，較屬於外向性的生命型態，很難還有餘力，致力於思想上的開創性作為。反過來說，也是如此，一位思想敏銳、好沉思的人，很難在福傳實務工作上，兼具領域開拓的作為。然而，一個完整的生命，本應同時具有上述兩種生命型態，此即是教會傳統中所謂的「默觀」與「福傳」，或是中國傳統所說的「內聖」與「外王」的成聖之道。
但在耶穌基督之後，能像聖保祿這樣兼具二者，並發揮到如此淋漓盡致的人畢竟不多，倘還能與之相稱者，大概只有聖奧斯定。但二人中，保祿似乎較為略勝一籌，因為聖奧斯定，只在教區內行牧靈工作；聖保祿，卻一直奔波在外。
保祿的神學思想成就，除了他自己在信仰中與復活的基督、有生命上的緊密互動外，促使他發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外邦文化的挑戰。外邦人的文化境域，成為保祿建構基督信仰思想的舞台。反之，卻也藉著保祿，耶穌基督的福音正式參與普世人類的生命歷程，展現天主救恩啟示的大公性與普世性。
在神學上，我們說，教會生命的本質，即是福傳；沒有福傳的行動，教會就失去它的生命意義與價值。也只有在福傳使命中，她與復活的耶穌構成生命一體（基督奧體），而保祿就是典範中的典範。
以向外邦人福傳的角度來說，保祿不只是具有福傳的熱誠，在與外邦人接觸過程中，他所流露出的福傳心態，更值得我們不斷深思，尤其是對外邦人的尊重，與對外邦宗教文化價值，所給予應有的肯定與包容[1]，均是我們在今日福傳工作上得以大大取法的。儘管其時保祿的態度，與今日盛行的宗教交談之態度，依然有很大的距離；但他的開放態度，已具備了各種交談（尤其是宗教）上的最基本要素，這在新約初期教會團體時代，稱得上是石破天驚之舉。
當今日世界普遍講究多元化社會生活與思想環境之時，它挑戰了教會傳統的福傳思維，而交談與福傳之間所具有的張力，也使教會福傳工作遇到瓶頸。經歷了一陣低潮後，教會逐漸藉世界各種各樣的交談趨勢，反省在當代環境中，如何實現福傳使命。於是對於福傳與交談觀念的澄清，繼而如何建構二者之間的關係，成為今日教會福傳工作上的基本要求。
在台灣，當我們與全球教會共同慶祝保祿年時，慶祝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身處在外邦文化環境中的少數團體，應師法外邦人福傳大師──保祿，結合他交談的態度，形塑新的福傳思維，繼續孕育自我內在生命的福傳熱火，為提供那些尚未認識耶穌基督的人，有機會與耶穌相遇。
台灣教會150週年之後？
仍隸屬於傳教區域的台灣，今年適逢邁入道明會第二次來台傳教一五○週年。回顧台灣教會福傳歷史，路途雖充滿艱辛，但已讓教會在本地植了根，並也參與了台灣人生命歷史發展的各重要階段。福傳的先賢們，已為本地人民開闢了一條與耶穌基督相遇的道路，但後續的發展與茁壯，正期待著本地教會展現新的福傳精神。
道明會士第一次來台傳教是在十七世紀，從西班牙佔領台灣北部伊始（1626年），到清朝攻佔台灣，並納入中國版圖止（1683年），台灣教務延續了約一甲子[2]。但在1641～1662年這段期間，因荷蘭擊敗西班牙，佔領台灣北部，所有西班牙道明會士被迫撤離台灣。此時，台灣已有四千教友，雖無神父領導，教會卻依然繼續存在。直到1661年，鄭成功將荷蘭人趕走後，次年道明會神父再度返回台灣北部福傳。可惜，1683年，清朝佔領台灣後，整個福傳工作終止，徒留遺憾。
在這第一次福傳過程中，西班牙道明會總共派遣39位神父在台傳教。就福傳神學觀點上說，這第一階段的福傳工作比較單純，談不上所謂的文化交談或宗教交談。這群外來的傳教士，懷著信仰熱誠與修會的宣道使命，他們甚至還未達到保祿對非基督教信仰與文化價值的基本肯定；但他們福傳的熱誠，為台灣教會永遠是一個模範，也許這正是台灣教會慶祝保祿年與福傳150年，所需要繼續持有的。1859年，第二次福傳工作從零開始，終於讓教會生根、成長，直至今日。
過去這150來，台灣教會的發展，基本上可以以1949年為分界點，在此之前，台灣教會的福傳工作一直仍由道明會士承擔，但限於外在環境與內在人力的缺乏，台灣教會成長不大，教友總人口數約一萬餘人。1949年後，超過百萬人口由大陸移入台灣，不少神職人員也跟隨進入台灣服務，並且各教區陸續成立，內在與外在環境使台灣教會的發展，在1960年至1970年達到最高峰。但在此之後，台灣社會經濟環境轉變，教會的發展似乎也呈現了停滯狀態。
教會本身因意識到它的嚴重性，二次福傳大會的召開（1988年與2001年），即是為回應台灣教會今日所面臨的福傳困境。二次福傳大會的成果如何？其實很難評估，但至少經由這二次的教會自我反省，意識到台灣教會必須回應「梵二」中，向世界、社會開放的精神。其次，福傳觀念有了新的調整，交談的色彩在福傳工作中，扮演著越來越重的角色，這也是今後教會（不只是在台灣、而是普世教會）在福傳工作上的必經之路。
福傳與交談運行並續的期待
從1949年至今，台灣教會成員的結構，已由先前的新移民菁英帶領，到如今所有的教會領導人物，皆已是本地年輕的主教或菁英人才，教會的福傳重擔，自然落在這群新領導者身上。他們對本土的歸屬，本就應該完全投入。
過去半世紀以來，教會在福傳工作上所作的交談努力，是今後福傳的基礎。今天一個完整的向外福傳工作，在非基督宗教文化場域地區，交談的態度與福傳成功與否，成了正比的關係。為此，我們期待一個完整而健全的福傳與交談關係得以建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