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補課
從利瑪竇時代算起，天主教在中國已經傳播了400多年。在這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儘管教會要不時地應對各種挑戰，有時候甚至要面對生死存亡的考驗，但似乎從來沒有像最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所面臨的情勢這樣錯綜複雜，以致於在很多問題上人們各持己見，莫衷一是。由此也造成很多神長教友巨大的良心困惑與精神折磨。
其實，所有這些情況可以被歸納為三個主要問題，即「政教關係問題」、「中梵關係問題」和「愛國愛教問題」。
在教會的話語系統內，這三個問題具有很強的特殊性和敏感性，以致於現在人們只要一提到中國教會，就自然會多少聯想到它們。
因此之故，我在此權且把這三個問題統稱為教會內的「中國問題」。那麼，所謂的「中國問題」到底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想從常識性分析理解的角度，談一點個人粗淺的見解。
一、政教關係
從世界範圍來看，政教關係的模式具有多元性；而從歷史發展過程來審視，「政教分離」應該是迄今為止最理想的政教關係模式，它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文明進步。目前，絕大部分國家都本著政教分離的原則來處理政教關係。
我個人所理解的「政教分離原則」是：教會不干涉和左右國家的政治走向，不實際參與和影響國家政權的政治決策和法律制定；而國家政權也不干預公民的宗教生活實踐和良心自由，不干涉其教義教規和教職人員的任免，不強迫信教群眾參加任何有違個人意願的機構或社團。除非信教群眾或教會團體的行為違反國家相關法律，不得僅僅因為宗教信仰原因而受到任何限制、歧視、監督、審查、禁阻或打壓。
政教分離的思想源於美國，在遵行政教分離原則方面，美國對於其他國家有某種示範性作用。不過，即便是美國這樣嚴格執行政教分離政策的國家，目前也不能做到兩者完全分離。其現實情況是：宗教對於美國的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天主教甚至對美國的政治影響力有愈來愈大之勢。
我認為，「政教分離」不是絕對的。宗教作為一個民間社團和整個社會的一分子，對國家的政治生活及其社會活動不可能沒有任何影響。如果它能對人類的政治文明和社會進步產生積極的影響，那是值得肯定和鼓勵的。如果僅僅是這方面的影響，就不能算作是宗教對政治的干預，只能說它像社會上其他社團一樣，在履行對政權的監督之責。
政治權力產生於人民，並且要服務於人民。為國家和人民謀福利，是任何政府的職責所在，使命所繫。打一個不甚恰當的比方，政府就像物業管理機構，是受雇於業主而服務於業主，如果業主有什麼不滿，就可以對其提出批評或建議，以促使它更好地服務於自己。業主並無意於參與物業管理機構內部的具體工作。
作為教會團體，如果為了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給政府獻言獻策，在一般情況下，這並不違背政教分離原則。然而，在國家政權如何對待宗教團體這個問題上，則涉及非常敏感的權利和公平正義等方面的社會倫理。
因此，政府不能簡單地以是否對國家有益、對政黨有用或對社會和諧有貢獻為評判標準，而是首先要像對待其他任何公民一樣充分保障信教群眾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
所以，即就是為了某種所謂的「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和諧」，政府也不能為宗教設置壁壘，刻意地弱化甚至壓制人的宗教信仰，也不能支持一個宗教而打擊另一個宗教，或者扶持教會內一部分人而攻擊另一部分人，更不能把任何政黨的意識型態強加於人。否則，就是侵犯人的信仰自由，違背社會公平正義。對於任何宗教及其信仰，政府應盡可能地保持中立，甚至不作為。這才是一個明智的政府應有的作為。
作為目前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其政教之間的良性互動給其他國家在思考政教關係問題時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但是，正如有學者所言，「美國的政治制度之『鞋』是自己合腳，別人穿上磨腳」的制度，其政教關係的模式不見得就完全適合中國。我對此觀點表示認同，也無意於建議照搬別國經驗，但要強調的是，不管要為中國選擇怎樣的政教關係模式，首先要保障信教群眾的基本權益，同時政府也要明確自身的定位。
目前，中國也奉行的是所謂的「政教分離原則」，但並非是美國的那種模式，而是一種「國家監管」模式，這是一種「藕斷絲連」的關係模式。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種模式並不理想，中國的政教關係依然緊張。如何理順這種關係？這是一個重大的研究課題。
二、中梵關係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與梵蒂岡的關係一直處於非正常狀態。這不但是教會的悲哀，也是中國的不幸。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府在撥亂反正、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信教群眾合法權益等方面，的確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因為中梵關係始終沒有實質的改善，而且時有摩擦，這不但讓教會飽受煎熬，也讓中國政府在宗教方面所成就的「輝煌」黯然失色。
中梵關係真的就那麼難以推進嗎？我認為肯定不是，否則，不可能目前有多達181個國家（2011年統計資料）都和梵蒂岡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並保持著良好的互動。可見，改善中梵關係不是不可為，而是有意不為也。老百姓不懂大道理，但懂得常識。這就是常識。
有學者認為，中梵關係之所以止步不前，是因為沒有像中美關係那樣，兩國之間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利益。他還說，中國利益對教廷來說，是無足輕重的，梵蒂岡並不急於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對此論調，我不敢苟同，因為常識告訴我們，梵蒂岡這樣的「國家」，除了關懷自己教民的信仰生活和宗教利益，在其他方面不可能有什麼企圖。中國上千萬天主教徒的信仰利益是教宗和教廷唯一的牽掛。
至於說教廷與中國建交是在權衡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得失，這是「自作多情」的誤解，稍有教會常識的人都不會這樣想。作為一個國家，梵蒂岡有其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純粹宗教使命和超然的價值觀念，這也正是它能夠立足於世俗強權之林，並能充分發揮自身強大的道德影響力的關鍵所在。
如果像有些人所說的，梵蒂岡「心懷叵測」，那麼，這個國土面積只有1.44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千人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國家，不知道被遠比中國強大的列強或者遠不如中國強大的列弱滅了多少次了。
歷史告訴我們，在中梵關係問題上，恰恰是梵蒂岡一再克制，並不時地向中國政府示好示弱，以求中國信眾早日過上正常的宗教生活，它也因此不斷地遭到教會內持較強硬立場的正義之士的質疑和批評。
每個人、每個社團、每個政黨都應該有自己的堅持。作為天主教這麼一個有12億信眾、遍佈全世界每個角落的宗教團體，它更不能沒有自己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堅持。在有相互利益衝突的時候，特別是因為我的堅持，使別人痛苦不堪的時候，首先我最先應該做的，就是與別人真誠地對話。
在現代文明孕育下的民主社會中，坦誠對話已經成了解決矛盾衝突的常態性和常識性方式。中梵之間的對話時斷時續，太過低調，也太受時局的影響。目前，中梵之間缺少的就是具有建設性的真誠對話。
如果一談到「中梵關係」，就是毫無新意的老調重彈，而不是從各方面汲取政治經驗和智慧，以求另闢蹊徑，那就很難看到問題得到妥善解決的那一天。
我既是中國公民，又是天主教徒。我想做個好公民，更想做個好教徒。「上，我不能愧對於天；下，我不想獲罪於人。」這是我的「堅持」，這也是無數中國基督徒的「堅持」。
如果中梵關係恢復正常，我們的這份「堅持」可能才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辛苦。
三、愛國愛教
梵蒂岡教廷是天主教的最高權力中心和精神樞紐，只要對天主教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都不會否認這一點。在中國的天主教是普世天主教會不可分割的一份子。所以，中國天主教必須無條件地服從梵蒂岡的信仰指引和訓導權威。
作為天主教的一員，我愛戴和服從天主教的最高牧者—教宗，這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我的基督徒身分，除了讓我有一種信仰上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並沒有讓我有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
根據天主教的信仰，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天主的肖像，每一個人都是天主的兒女，所以，我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句話並不僅僅在表達一種包容和博愛的情懷，而是在肯定一個美好的事實。
作為中國公民，我有權利享受中國公民應該享有的一切權利，同時也有責任履行一個中國公民應該履行的任何義務。愛國守法，是國家對每一個公民的要求，除非誰有不愛國的違法行為，任何團體或個人不能因為我是宗教人士，就迫使我用具體的行動來表達我的愛國之情或者做出愛國的承諾，否則，我認為這對我是一種政治上的歧視和人格上的侮辱，因為這種強迫的言外之意就是：「因為你是信教的，你就應該比別人更愛國，否則我就有理由懷疑你是受到了宗教的毒害而不愛國」。
有一位學者談到美國歷史上唯一的天主教總統甘迺迪時，說他為了避嫌，在自己的任期內，故意沒有和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反而是他的繼任者–基督教的詹森總統完成了這項事功。
我理解作為一個總統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和處境，但並不太理解中國天主教徒為什麼非要通過各種方式表現出自己比別人更愛國。愛國應該是一種自覺的、發自內心的行動。越是急於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怎樣怎樣的人，事實往往會證明他其實並不怎麼樣。這對我們很多人來說是人生經驗，也是生活常識。
基於同樣的理由，作為天主教徒，如果以反對梵蒂岡或者以加入某個組織來標榜自己愛國，不僅虛偽，而且可笑。他或許通過這種行動能證明自己很愛國，但是這個行動卻很難證明他愛自己的教會和所信奉的天主。
你可以批評教廷的某些不當的做法，但你不能把這種批評當作撈取某種政治資本或者個人利益的手段。否則，就像文革中極力要與被打成「右派」的父母劃清界限的那些倒楣孩子，不但可憐，而且可悲。
同樣，我也不能把批評中國政權當作對教廷的效忠。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都表現出了我自己對真理的不忠和對愛國精神與寶貴信仰的貶損。耶穌說：「你們的話應當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其他多餘的都是出於邪惡」（瑪五37）。按良心說話行事，才能無愧於心。這是人類的共識。
當然，任何人也沒有權利要求一個天主教徒做反對教廷的事，或者強迫他們做反對教廷的表態，這不但是在公然違憲，而且是在踐踏人的良心。
我認為，「真正愛教的人一定愛國，但愛國的人不一定愛教。」一個不忠於天主的人，恐怕很難忠於自己的祖國。因為他連神都敢背叛，何況是國家！
當然，我們不判斷任何人，因為我們無法洞察人心。判斷人心的只有天主。不過，很多處於迷茫中的中國天主教徒對此無法釋懷，仍然辛苦地做著「愛國愛教」的良心之辨。
總之，所謂的「中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那麼中國教會將難有寧日，中國的神長教友將繼續承受心靈的重軛。
但我堅信，在現代文明之風的吹拂下，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解決「中國問題」有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