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達
在上文我們指出以色列子民出谷事件、與西乃盟約經驗之間的內在同一性,出谷事件本身已醞釀了之後的盟約訂定,而盟約本身的作用就是完成詮釋整個出谷事件之信仰意義,二者是同一民族生命的故事在時間的過程中彰顯,這不是單獨發生在不同時間與地點上的單獨事件,而是整個歷史事件的過程,一直延續到定居迦南福地,以色列才算是真正完整地確立自己民族生命價值意義與自我的身分:天主的選民。
這一尋找具形上價值意義身分的民族生命發展,不是以色列民族才有,這是所有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最後要實現與完成的終向。於是,以色列子民此價值意義的實現,具有了歷史象徵的意義,印證所有民族生命發展的目標也將是如此。
各民族的「西乃盟約」經驗
若從台灣本土信仰的角度作進一步的反思,我們可以如此說,既然天公(天主、或玉皇大帝……等)在以色列民族奮鬥歷史中陪著他們走過,最後藉西乃山的經驗使他們確立了清楚而完整的天主子民身分。祂一定也與我們台灣先民同樣走過整個歷史,同樣有創造、召喚、出谷、及盟約幅度,並以此繼續朝向未來。
前面我們已敘述了台灣早期先民的岀谷事件。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然以民在出谷事件中,藉信仰逐漸反省並建構整個事件內所具有解放與逾越的信仰(形上)意義,隨後也接著發展了西乃山上的盟約意識,建構完成民族身分的獨特性與唯一性。
同樣,每一民族在其歷史發展的形成中,也都會有自己的出谷與盟約事件,而也都自然而然在此出谷與盟約事件中,建構出自己民族的形上價值與自我獨特的身分。其間的差異性只在建構到完成中、時間的差異性(短者如以色列;而有些族群也許還在尋找與建構中,或說還在沉潛之中,但不能說完全沒有,因為這等於否定天主在此民族中的參與),以及表達方式的不同罷了,這一點有時主要取決於時空外在環境的客觀因素。
為此,各民族生命歷史意義的建構,與以色列民族比較來看,出谷過程的形式雖一定不會相同,但民族精神意義的追尋是相同的,都在為自己民族的身分建構尋找一個形上價值根基,彰顯出民族的獨特與唯一性,如此,民族的統一性、或一體性才能建立。
對此形上價值的詮釋儘管不同,或因文化範疇之不同、而有不同領悟與不同的表達方式,但,終究還是必需建立在天主的神秘之中,因為全體人民的生命發展歷程、都是同一位天主參與其中。
台灣先民的盟約經驗
我們該如何解讀台灣先民的盟約意識?在說明前我們必需有二個基本假定。首先,我們的確承認無法在現有的台灣歷史資料中,清楚讀出類似以色列民族「西乃山盟約」的意識。然而我們前面不斷地強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及「天主普世大愛」的原則,因此,在台灣百姓自我身分的追尋、反省、與建構過程中,不能沒有宗教的意識呈現。因為,惟有在宗教意識中才能完成台灣子民身分的自我意識。
其次,台灣先民身分的自我意識,到目前為止雖不能說已完成,畢竟現實的台灣社會環境,仍未有清楚統一的意識。但確定的是,它已開始(雖不知從何時開始,猶如以色列的西乃山事件),並持續在進行中,雖直至現在仍尚未完成。以下我試著從台灣本土宗教的「媽祖宗教經驗」、來詮釋本土的「西乃山盟約」經驗,它(媽祖經驗)如何整合台灣的本土意識[1]。
正如同以色列子民在遷移的過程中(聖祖、梅瑟、若蘇厄、一直到進入迦南福地),天主或雅威一直伴隨著他們歷經千山萬水。從人的角度上來說,是以民的領導人物靠著他們對天主的信賴依靠,才能進入福地,並形成一個完整的十二支派聯合的統一民族。
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同樣我們也可以類比說「信仰造時勢」,反過來說亦同「時勢造信仰」,信仰與環境相互強化,畢竟這二者是人民生命發展的經緯,人民透過信仰勇於面對環境的挑戰,並創造新的環境,又藉著與環境的搏鬥,對信仰的領悟不斷地延續與發展。
台灣是一個多元化的宗教環境,然而,對媽祖的宗教經驗確是如此突出。它雖是從中國福建本土移入,但經由四百多年來的發展,如今可以說是台灣本土信仰的奇葩,它相對於其他的宗教更能真正彰顯本土色彩[2]。在媽祖的信仰現象中,看到台灣人身分的彰顯與建構。事實上,整個台灣移民的經驗,同時也是先民的盟約經驗,但這與以色列子民的經驗在表達上稍有出入之處。
媽祖信仰源於福建浦田湄洲與臨海之地,居民多以出海捕魚為生。對媽祖信仰的起源雖有多種說法,但重要的是,她是那些以討海維生者的守護神,之後成為海神。
在福建沿海對媽祖的崇拜原先沒有那麼普及,但到台灣後卻成為最普遍的民間信仰,且返回福建而更影響其原生媽祖信仰的活動。究其原因大概與台灣子民四百年來的歷史發展有關。
從移民時代開始,一直到今日,台灣歷史無疑是一部血淚史。正如同其他民族(尤其是以色列)一樣,每在生命遭逢困頓之際,需要上天的祝祐與參與,而媽祖就成了台灣歷史生靈的撫慰者,也無形中成為台灣子民生命凝聚的信仰中心。藉由慶典活動,生命的彼此認同、相互滲透而形成一體(台灣人民的初步主體意識)。為此,她是台灣生命歷史傳統不可去除之重大部分,將來也不可能。這點在今日選舉時更為突顯,所有政治候選人為爭取台灣本地人民的認同,可以不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教堂,但不能不到媽祖廟爭取選票,否則必被台灣人遺棄。
因著對媽祖的信仰,媽祖成為台灣人的媽祖,她不再屬於福建地區的神明,也因著橫越黑水溝的經驗是如此深印在後世的台灣子民身上,媽祖因而有成為台灣身分認同的象徵之一。
這種因歷史環境的需要,而最後在不同出谷事件中所突顯與神明契悟的交會,使祂(或諸神)成為人民最後的依靠與投身,並帶領百姓勇往直前,直到進入福地。通常也因而就成了盟約之神,因為此神也成為大團體民族生命自我建構的共識基礎。所以,整個媽祖經驗現象的突顯過程,其背後的歷史過程即是盟約經驗,只是沒有像以民那麼清楚鮮明。
多重的盟約經驗
以色列自梅瑟之後,在宗教傳統上堅持一神信仰,所以只能有一個西乃山的盟約經驗,但這並不表示它是一次而永遠完成的經驗。其實,在往後的歷史發展中,類似的西乃山經驗還是一直出現,如充軍之後的新盟約概念。但只因以色列是一神信仰,所以會把類似的經驗統歸於第一次盟約經驗之中,這也是生命發展與邁向更高整合的一種現象。
但在台灣或其他亞洲地方則稍有不同,信仰多元化是相當普及的現象。亞洲有不少信徒,其個人生命中能同時擁有多神信仰而不衝突,這為在一神信仰影響下的西方人而言是無法理解的現象。而多種不同的信仰就隱含著多重的盟約經驗。正如以色列西乃山的盟約經驗、在歷史的傳承中有了承先啟後的整合作用,每一個出谷事件都會伴隨著盟約經驗,但最後都將在耶穌基督身上匯統合一,共同譜成絕對的末世性盟約。
同樣,多元宗教的盟約經驗最後也將朝更高的幅度,最後共構統一成具有末世性幅度的圖像。而教會在其中則扮演了整合的作用,並且這也就是福傳作用的意義之所在。
為此,就台灣而言,我們的歷史其實已經隱含有多重的盟約經驗,且還在統一整合過程之中,而天主也一直參與其內。同時我們也相信,終有一天定會完成。
[1] 我之所以取媽祖而非天公的宗教經驗做為解釋的例子,是因為在台灣的民間信仰中,對媽祖崇拜的種種宗教活動,較天公的朝拜更為融入與突顯。然天公依然是台灣多數人多神信仰中的最高神明,或許因為天公太過崇高威嚴因而遙不可及,不像媽祖降凡人間,苦民所苦,讓百姓可以親近。所以對媽祖的崇拜成為台灣民間最普及的信仰活動,也形塑台灣文化的傳統,成為眾生共同的生命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