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栖
初中我唸的是再興中學女生部，班上各個優秀。那一年，我和班上40多位同學一起考上北一女，大學念台北醫學院牙醫系。畢業2年，我結婚、赴美，又考上了美國牙醫師執照。
我在家中排行老三，和2個哥哥相差10幾歲，爸爸任職榮總，媽媽是老師，母親因老蚌生珠，對我期望很高，我也不負重望，從小課業成績就表現優異。但我有點完美主義。一直很在意別人對我的觀感，因此常壓抑自己的感受，討好別人，希望別人無法挑剔我的所作所為。
12歲那年，父親心肌梗塞突然過世，母親傷痛逾恆，當時，2個哥哥早已成家立業，另立門戶。喪事辦完，只有母女2人相依為命，因此，所有的親戚朋友都對我說：「小栖，不要哭，要堅強，要安慰媽媽，要慢慢撫平她的情緒。」在那什麼都不懂的年紀，我竟然懂得隱藏哀傷的情緒，扮演「小母親」的角色，若無其事地負起照顧母親的責任。
也許是我把「小母親」的角色扮演得過於稱職，讓身為國小老師的母親依賴心一直很重；讀高中時，我就得幫她寫自傳、編教案，另一方面，她的安全感不夠，管束相當嚴格，她要知道我所交往的每個人、每件事，過濾每通電話，以及放學時間的掌控。也許是這種情勢使然，我在學校沒有交什麼朋友，總是一放學就急忙地轉幾趟公車趕回家，但有時車程壅塞，沒有趕上母親既定的時間表，回到家肯定又會遭到一頓質問。
在成長過程中，我獨來獨往，是個內心孤獨，外在孤僻的人，我壓抑自己，不輕易談自己的感受，我習慣把一切的事情都往肚裡吞；這樣的行為模式，也帶入了我的婚姻生活，我的婆婆是個能幹又強勢的人，我從一個「小母親」轉變為忍氣吞聲的「小媳婦」。這其間，沒有多大的情緒轉折，一樣是不斷地承受壓力，也一樣是不斷地壓抑自己；這段婚姻，幾乎是傷痕累累，大約12年前，我帶著3歲的兒子回到台灣，再次與年邁的母親同住，我先生也向服務的公司申請到大陸工作。
母親是家傳的虔誠天主教友，我雖然從小領洗，但是參加彌撒總是一拖再拖，常常是9點彌撒，9點才出門，走到教堂神父已經在講道理了。那時的信仰為我而言，只是對母親的聽命服從，自己並沒有深刻的感受；反到是平常日子裡，我常常喜歡找本堂神父聊天，當時的我並不知道，神父慈愛的形象，對長年壓抑的幼小心靈而言，是一個無形的舒壓。十多年前我和先生去南斯拉夫朝聖，還特別飛到荷蘭為神父慶祝晉鐸50周年，遺憾的是，當年的小女孩來不及說一聲謝謝，只有在神父的墳前獻上一束鮮花表達我的哀思與感恩。
我的信仰生根發芽，是初到美國參加華人天主教團契，聖神同禱會的神父為我們舉辦了祈禱營。在幾次祈禱中，我彷彿觸碰到天主無限的慈愛，從小壓抑在心靈深處，無數個大大小小的情緒，霎那間就決堤了，我淚水滂沱一次哭完了20多年未曾流過的淚水，心中有著從未有的平安。
我是一個醫生，知道心理、生理互為因果，長期的心理壓抑，日子久了，必會找一個出口讓身體說話；果不其然，2005年10月，我在胸部摸到一個小小的圓型突起物，開刀切除後，證實是一期的乳癌，經過輔助性化療及局部的放射線治療後，醫生宣告療程結束，以後每3個月複檢一次就可以了。不少我周遭的朋友也列舉了許多乳癌患者20多年後仍然活得很好的例子，所以我就天真地認為自己可以和癌症說byebye了。
好景不常，一年三個月後的追蹤抽血檢查，從偏高的數值中，發覺癌症不止復發，而且從第一期迅速的跑到末期，同時也轉到肝和骨頭中，在接下來的治療中，雖然肝和骨頭裡的腫瘤分別收縮及消失，卻在第二次的復發中，發現又轉移到腦部，醫生說擴散到腦部的病人，平均壽命大約只剩下半年。
醫生的宣判，讓我倉皇失措，想到還在青少年的兒子，竟然來不及看他長大；想到年邁的老母親，也竟然要白髮人送黑髮人；我積極地接受治療，但是身為醫生，清楚明白現代醫學的極限，由於化療藥物的分子太大，根本無法進入腦部治療。
發病之初，我走路的重心非常不穩容易摔跤，後來連寫字也是將字體擠在一塊，並且連用手指敲門都失去了節奏感；這時候，我除了向天主祈求外，已完全束手無策；感謝天主，藉著一次次的彌撒治癒、一次次的覆手祈禱，以及教會的神父、修女、弟兄姊妹們的一次次代禱，讓原本無法做化療的腦部腫瘤竟然迅速地萎縮；我的個性一向內斂低調，但是經歷了末期乳癌轉移到肝、骨頭及腦部，又經歷了3次化療、放療及掉光頭髮，從生命垂危，到起死回生。現在，我願意站在眾人面前，勇敢的為天主做見證，因為祂確實俯聽了我的祈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