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敏如
近來瑞士的內政經歷了一場大震盪,國會輪番討論,卻找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內政部長甚至請辭,這是瑞士政壇極其罕見的例子。人人都同意必須徹頭徹尾全面整頓,只是良方妙藥仍在雲深不知處。究竟是什麼事情讓這素以緩行、妥協、無盡商討著稱,以分段執行,或先部分實驗成功再全面推廣為施政方法的國會如此束手無策?
讓我們先談另一個國家──北歐的瑞典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報告,在瑞典可以勞動的人口中,有將近三分之一不是領取失業救濟金、社會救濟金,就是殘障保險金;其中最引發爭議的是殘障保險,佔可工作人口中的13%,他們固定領取各項不同種類或名目的殘障保險金,比例創世界最高記錄。於此同時,世界衛生組織卻指稱,瑞典是有著最健康人民的國家。兩項統計前後相較,矛盾何在?
上世紀九十年代,瑞典百姓因心理障礙或診斷為無法工作者,其所領取的殘障保險金攀升如脫韁野馬,再也無法制止。領取保險金是因病無法工作者的基本生活保障,讓人不致貧病交加。然而,如果醫生對於病情的診斷不具一般常識上的說服力,而因著專家之言不會錯誤、不需檢測的迷思作祟,其結果可以是出人意料之外地難以收拾。
有個典型的例子:女老師H對電流過敏,只要一接近燈泡、電視、電腦…等電器用品,皮膚立刻起癢,更有噁心嘔吐的感覺。醫生診察的結果,H患有對於電力過度反應的病症;這種「病」在全世界找不到任何前例病史,也缺乏科學上的實驗證明。然而世衛組織卻判定,既然有「真實現象」,就必須著手處理。H於是獲得殘障保險金,從此不用工作,住在移走所有電器用品的房子裡,社工人員每天定時為她送來食物及其他必需品。
由於各項保險花費驚人,瑞典新政府上台後立即著手調查類似H的各種猶疑案件。結果,H不但不再收到保險金,社會局更強迫她去找工作。最終H在自己父母的窗戶工廠裡任職,她告訴華爾街日報:「我以為會很困難,事實上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糟。」窗戶工廠裡是否有電器用品,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識。
回到瑞士
1960年瑞士開辦殘障保險時便有人警告,在某些情況下,健康與殘障的界線難以拿捏,有關單位恐怕要面臨大軍壓頂般的申請工作。事實的確如此,殘障保險開辦後,殘障人士與日俱增。前30年透過增加保費,收支尚能取得平衡,近20年來劃歸為殘障的人數仍不斷快速增長,傳統上與生俱來的、因發生意外而導致的明顯殘障,只佔領取保金的一小部分,因「精神障礙」而不適合工作的,卻加倍爆增。
多年前筆者就曾聽說,有個護士因不勝病人的需索與要求導致神經衰弱,而得以遵醫囑,不工作,領保金,卻在家裡大玩線上遊戲。也有位老師,因遭到同事抹黑,精神「受刺激」,醫生讓他請兩個月「病假」,並服用鎮定劑;這老師卻和朋友光顧咖啡廳,敘述他的苦難。
殘障保險如上述,健康保險又是什麼情況?
一個普通的瑞士四口之家,父母是中年,孩子是青少年,每個月健保費約39000台幣。近來,每年以10%漲幅不斷向上調升。據估計,明年(2010)甚至可能有20%的調幅,財政部這才驚覺事態嚴重。
瑞士的藥品比四周鄰近國家貴20%以上,家庭醫師的收費標準也相當驚人,第一個五分鐘的診療費約需台幣450元(就醫的「最低消費」),每增加五分鐘就多出450元,最後一個五分鐘225元。
若是病人不在場,醫生為其病症查詢書本或醫學報告,每五分鐘450元;抽血207元;專科醫生診療,每五分鐘1575元。一個以上的專科醫生會診,每五分鐘5540元。11至35行的診療報告985元(將近一頁)。另外,家庭醫師為病人打電話聯絡專科醫師、病人家屬詢問病情、照X光等等,都需特別計費。安養院裡或區公所雇用人到家中對老人的照顧,依項目計費;諸如餵食、更衣、扣鈕、繫鞋帶等等,都有詳細的收費價目表。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健康成了許多瑞士人最重要的人生價值。失去健康的人不是引以為恥、儘量隱藏,就是以病痛做為乞憐、威脅的手段。
婦女產後第二天便依照醫院的安排集體做體操,以便儘速恢復身材;65歲的人仍熱衷危險而激烈的運動,從空中操縱滑翔翼飄落在滑雪定點後,以高速往下衝。各種讓人保持健康的食品大行其道,健康產業大發利市,高價寢具、座椅也廣告不斷。
人們稍感不適,立刻請假就醫,薪水照領;醫生以病情可能演變至最糟的情況為標準做處理。胃痛了,轉送大醫院做胃鏡檢查;咳嗽兩週不停,立刻照X光片;必須抽血卻找不到血管時,先給予讓血管能突起的軟膏,訂下次診療時間,病人下回就醫前先將軟膏抹上皮膚,等候半小時讓血管上浮,以方便抽血。如此,請假回診的交通、軟膏、抽血(還有一條特殊設計,用以束緊手腕的帶子)、寄到化驗室、分析、做成報告、將結果寄回給醫生,病人第三次就醫,了解血液檢查結果以決定治療方向……等等。此外,醫生對於自己的診斷往往再以醫療器材的數據加以證實(醫生對自己沒信心?);救護車上檢查的結果(除了必要的急救措施,救護車上需要對病人做初步檢查?)醫院不承認,只相信自家機器的檢查資料……凡此種種,每一環節都索價高昂,都牽涉到經濟效益的考量,都是讓健保負擔呈爆炸性增長的原因!
就在瑞士國會吵鬧不休,所有人不知如何去從的時候,一位神職人員說話了。
Martin Werlen是瑞士著名天主教朝聖地Einsiedeln本篤修道院的院長。Werlen認為,現在的確是全盤檢討健康議題的時候了。他指出,健康早已成了完全不受質疑的「宗教」。當人生的價值是以完整、完美、光鮮祥和、悠遊自在的外表做為最高標準時,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生而殘缺的人?如何看待有重病在身的人?也就是,人們應當如何看待「缺少人生中最重要價值」的那些人?難道生病的、殘缺的、年邁的就註定要受到貶抑與推離?
已開發國家人民的平均壽命其實是縮短了。一個有信仰的人,人生可以是「50歲加上永恆」,而僅僅以健康為最高價值的人們,壽命就只是「80歲、90歲,甚至100歲加上什麼都沒有」。Werlen說,如果把「人生最重要的是健康」當神祇膜拜,達不到這個標準的就會受到壓力與排擠,而過度使用藥物,以及過度醫療的舉措就成了理所當然的結果。
Werlen明白表示,在他的信仰中,健康既不是中心點,也不是最大的「善」,而是天主給人的尊嚴,並以此尊嚴舉心向上,仰望天主的生命態度。在這一生命態度中,維護健康自然有其應得的位置。疾病與死亡原屬生命的一部分,縱觀生命本體,放棄對瀕死病人過度使用藥物及延長性命,是對即將離世者的尊重;善用止痛藥的政策應該擴大,減少疼痛、緩解不適症狀,以及包括宗教面向全人照顧的中心點是靈肉一體的人本身,而不是將人分離出來的健康。
照顧病人時,公訂價目表雖可免去無謂的爭議,卻是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物化、機械化、流程化,導致溫暖人性的自然交流喪失殆盡。增加稅收,挪用經常性支出,或其他挽救健保措施,都解決不了問題。一個在黑暗中遺失鑰匙的人,在明亮的街燈下是找不到鑰匙的,因為解決問題必須在正確的地方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