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敏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不久，原本就容易引發爭議的資本主義，突然成了貪婪惡狼的化身，全球追緝，人人恨不得一棒將其擊斃；原本早已是支持社會運作元素之一的銀行制度，頓時成了陰謀論者口中，企圖掌控全世界野心家的金融工具；經過電腦科技處理後的紐約自由女神像，左手拿的，不再是法律典籍，而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即便具代表性的，史上最大金融詐欺案涉案人馬多夫（Madoff）被判刑，也難以平息蒙受重大損失者的忿怒。
在怨氣難消之餘，人們想方設法，找到資本主義作為代罪羔羊，揪出資本主義的始作俑者，以為透過鞭屍撻伐，可以避免人類重蹈覆轍，可以將集體錯誤由一個人來承擔。
人們記憶不差，資本羔羊竟可回溯到五百年前教會改革者喀爾文（Jean Calvin，1509～1564）身上。喀爾文出生在巴黎北部的諾揚（Noyon）。父親在教會工作，收入穩定，能提供孩子們較好的學校教育。喀爾文自小嗜讀，年紀輕輕便到巴黎大學就讀。他原本攻讀法律及語文，後來竟然對基督神學產生莫大影響，令人始料未及。
1517年馬丁路德公開對贖罪券質疑而點燃教會革命的火炬，其燎原態勢逐漸向南、向西擴散。瑞士蘇黎世的Zwingli、聖加崙的Vadian、日內瓦的Farel，及奧地利的Bucer全受其影響，而法國的喀爾文是其中最年輕、改變歐洲最劇烈的一位。
喀爾文對教會的改革思想不見容於當時的法國社會，而遭天主教會驅逐至瑞士日內瓦，成為宗教難民。他的雄辯與大膽展現在一次政治性濃厚的宗教集會上。當時，瑞士的伯恩（德語區）與日內瓦（法語區）已改奉新教。伯恩為讓新加入聯邦卻仍是天主教勢力的洛桑（法語區）儘快改宗，便請同操法語的日內瓦長老法爾勒（Farel）主持會議。Farel在會議上突然思緒不寧，演講有所停頓，而讓與會的天主教神長有機可乘，斥責他褻瀆教會導師。
正當Farel要說服人的一方不知如何反駁時，新教陣營中一位瘦削的年輕助手突然站起厲聲地說：「這真是莫須有的說法，新教徒不但比天主教更崇敬教會導師，我們更是研讀他們的著作…」年輕人便開始默誦一連串導師話語，不但倒背如流，甚至指明出自哪一章節片段。頓時全場寂靜無聲，天主教神長如同被天主縫住了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這樣，洛桑毫不遲疑地投入新教的懷抱。
會議後，喀爾文立即受到重用，日內瓦儼然成了新教的羅馬，準備向外進軍，征服世界。喀爾文雖是教會改革者，中世紀延續下來，盛行焚燒異教徒的責罰，並不因教理的更動而消失。根據從史達林與希特勒身上所得的印象，在1930年代奧國作家史蒂芬‧褚威格（Stephan Zweig）對於1553年，以喀爾文為質詢對象，而判決西班牙醫生米格爾‧塞爾維特（Michel Servet）死刑的事件，曾經這麼描述：
……殘酷的準備工作開始了。木頭聚積在柱子四周，劊子手把Servet的手綁起來，很快就要拿鐵鍊把他吊上柱子。
Servet微弱地喊著：「哦，天主，我的天主」。Farel大聲說：「你沒有其他要說的嗎？」看著柱子上的Servet，跋扈的Farel仍舊希望Servet在最後一刻能夠承認三位一體。然而Servet卻堅絕不放棄自己的想法。
火焰從四面湧來，Servet淒慘的長號讓觀看行刑的人因驚恐萬分而走避。
在這駭人的時刻，喀爾文在哪裡？是想讓人以為他沒參與這件事？還是小心地把自己藏在家裡，免得受驚？
然而，那時期由喀爾文領導的日內瓦新教會畢竟只有一人被判極刑，在蘇黎世則有相當多的「偏離份子」被淹死在利瑪河裡。
喀爾文主義是喀爾文一生中許多主張的統稱，在不同的討論裡有不同的意義。根據現代的神學論述習慣，喀爾文主義是指「救贖預定論」與「救恩獨作說」，認為無論多麼位高權重，任何人都不得享有無限權力；喀爾文主義者支持教會人士可以參加政治活動，使世俗更加接近上帝的旨意；他們重視經濟、民主制度和公眾教育。十八世紀的歐洲，成功的企業主、銀行家及科學家，全是喀爾文主義者，這些人認為最應該感謝的是上帝。
喀爾文「人的好壞由上帝決定，人類自己無法改變」的理論，一開始給人「只要天注定，再怎麼努力也沒用」的印象。事實上，人們為確定自己真是上帝揀選的好人，就要深信自己的生活是上帝所喜歡、所給予的。像隱士一般遺世獨居，不是上帝所悅納的，唯有真正進到生活裡去拼搏，才足以取悅上帝。常被人引用的「一個縮著身子專注於做鞋，將整個人的努力貢獻給上帝的人」，便是新教支持理性、追求經濟利益以及世俗活動的明顯例子。
增進物質生活雖非改革教會的目標，而更像是副產品，然而改革後，教義與指示所根據的內在邏輯，都直接、間接鼓勵了對於經濟利益的忘我追求與理性計畫。每一行業都是上帝的召叫，無論是掃街者、銀行家，或是糕餅師傅、大學教授，只要是上帝安排的位置，人就應該勉勵工作。能把事情做好，就是人被上帝揀選的標記。
馬丁路德一生死鎖在反資本的偏執中。對路德而言，銀行家是邪惡的一群人；他認為舊約記載，收受利息須遭譴責的訓示不應廢除。喀爾文正好相反。他生活在努力賺取財富的日內瓦，認為禁止收受利息沒有意義。在這前提下，喀爾文主義的銀行家都成了頂尖的金融好手。
美國建國元勳法蘭克林曾寫過：「每天賺十塊錢的人，如果花半天的時間散步或賴床，即使他只用去六角，實際上也等於同時花了或丟了五塊錢。」法蘭克林來自一個清教徒家庭，清教徒便是英國的喀爾文主義者，這些人遠渡重洋，到美國蓋建一個新的、屬於新教的耶路撒冷，當然也籌建了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著名大學。
在「天注定」的思想下，喀爾文主義者發展出的特殊工作倫理，讓資本主義更加興盛，不難看出，西方已開發國家均深受喀爾文主義的影響。荷蘭在十八世紀晉升為領先的資本勢力時，其天主教的南部相對顯得落後。瑞士的蘇黎世、日內瓦、巴塞爾、聖加崙等著名大城也都是新教的城市。
沒有神職人員、沒有主教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相比，顯得無依無靠，卻也有較多自由，並承擔更多責任。喀爾文主義的上帝有著絕對的權威，所以沒有任何一位君主能與之競爭。
喀爾文在日內瓦的教會裡有四種同職等的工作：牧師、受訓者、教師及長老，除了改變傳統天主教會領導人的位置結構，並讓平信徒和神職人員共同主持教務。沒有位階的體制，影響所及，新教國家往往成了民主國家的先驅。更激烈的是，喀爾文曾寫到，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謀殺暴君也是合理的！沒有喀爾文，英國清教徒恐怕不會在1649年將卡爾一世的首級取下。
雖是「天注定」，人們卻可以決定是否要以「被揀選者」自居。信仰上的個人主義化意味著，人能以自主的方向前進，並為自己設下界限。喀爾文主義把日常生活看成是宗教活動，而工作與賺錢等「毒品」是具有上帝旨意的內涵。所以，若將當今的金融危機、完全歸結於喀爾文主義作祟，其實是抹殺了喀爾文主義在上帝面前自負責任的倫理。
五百年前，嗜讀群書的喀爾文成了宗教難民後所發展出來的訓誡，對人類影響極為深遠。有人說，沒有喀爾文，世界或許比較貧窮、比較不自由，卻也可能比現在快樂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