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抱朴
老大參加今年在馬德里的世青大會,在臺灣近廿個團體中,就近加入了其中一個。從一開始,他其實都沒有太興奮,或者甚至沒有甚麼意願,但在我們柔軟而清楚的「期望」下,他還是決定參加了。也許這就是代間差異,大人們都很高興,但是孩子們不覺得甚麼。
這個團體在臨行前半年開始,每個月都安排一次過夜的集會。領隊神長是法國神父,巴黎的識途小馬,不過三十多歲,但心思細膩而且非常負責,從身到心的預備都為團體的成員設想周到。
但老大似乎一直不甚領情。行前最後一次的集會後,他甚至垂頭喪氣地找我談,還問我:為甚麼要信天主教?
也是他們法國人,一位叫做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學者,寫了一本厚厚的書,書名為《區隔》。這本書談的是關乎「品味」的事。不同人群(社會階級)的成員,透過文化消費的不同「品味」,來表達自己的身分地位,但同時也以此與其他人群(社會階級)的成員作清楚的區隔。
我們是聽古典音樂的,他們是喜歡饒舌音樂的;我們是看國際新聞的,他們看的是鄉土劇;我們是讀世界名著的,他們只知道看漫畫;我們是喝咖啡的,他們喝茶…,諸如此類。用不著一句話、一個冷笑、一個白眼,旁人該自慚形穢的就自慚形穢,該遠離的就遠離,免得自討沒趣。
後來我從內人的口中得知,那個團體的成員彼此相熟已久,我們老大跟他們都不熟,算是外人。
我記得那一次和老大談話的結論是:也許你還不太熟悉教會的語言,因此覺得格格不入吧!慢慢熟悉了就好。當時我感覺到的,其實真不是他的天主教徒認同出了問題,而是小團體認同出了問題。
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教友因為小團體認同出了問題,而慢慢地轉變成、及發展成天主教徒的認同出了問題?
當年在大專同學會當中,我們有一小群五、六人,出入教堂如出入自己的家,和神父的感情如同父子(女)。此外,我們還都熟悉教會禮儀,習慣教會用語,而且經常把讀經、祈禱掛在嘴上。
記得我婚後臨出國前去跟神父辭行,出來後內人和我說:神父好像是跟媳婦囑咐甚麼事一樣。
也就是那個小團體,我們曾費盡心思,設法找回同學中的迷失羔羊,還真找到了不少,但是他們勉強來個一、兩次,就再難見到蹤影,其中包括有的是神父的弟弟、或者修女的妹妹,都沒有能夠在團體當中留下來。當年百思不解,甚至慨歎「蒙召的多,被選的少」。
老大的情況讓我換了一個角度。我開始自問:當年那些「迷失羔羊」的心境,是否就如今日老大的處境?是否他們來到了我們那個小團體後,自覺不可能越過「外人」的鴻溝,而自行默默離去?而所謂「蒙召的多,被選的少」,只是糊塗的失敗者的託詞?
信仰的小團體是教會牧靈的重要機制,有人稱之為信仰的家,它們為惶惑茫然的現代人,提供內心的歸宿;但卻也正是這樣的小團體,一旦定形之後,經常使別人不小心登堂之後,立即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只不過是個「外人」。除非他們有一定程度的「白目」、或者臉皮比正常人厚些,否則難以留下來,成為小團體的成員。
內外的「區隔」在原有成員的舉手投足間,不經意地,但也清晰不過地傳達出來,「外人」該留?該去?其實不待言。這也就是小團體永遠都是個小團體的深層因素。
這是小團體天生的困境,但在很多情況下,團體的成員或者並不自知,或甚至如我當年百思不解。
小團體之所以為小團體,正是因為成員間的關係已然熟悉而親密到一定程度。許多事不用說的很清楚,彼此都懂;禮貌不用太多,否則顯得生份;一個簡單的表情,就可以觸動共同經驗而彼此會心;有些用語只有團體內的人知悉,有些核心的價值,不證自明…。
簡言之,構成綿密的社會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文化元素,在小團體當中都具體而微。以社會學的術語來說,小團體擁有與外人並不共享的「次文化」,其區隔作用幾乎是必然會產生的。
甚且,小團體的成員在外人在場時,很可能會誇大內團體的熟悉度。這種心理或者心存良善:這是一個愛的團體喔,希望你也加入!或者出自於誇示:我在這個團體很核心喔!但也可能更是出自負面的心思:這是我們的地盤!
長期以來,教會的生活當中經常有小團體的存在。小團體一方面凝聚教友間的信仰熱力;但另一方面,小團體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會自然而然產生對外的區隔作用,而造成相當程度的封閉性。
這是一個相當細緻的社會工具,得有足夠的敏感度和心思,才能避免它在無意間竟成了福音的絆腳石。